为什么我们一提去医院就发怵？北大教授带你拆穿 “医院不可爱” 的真相

王一方，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教授，科学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医学人文学院教授。

医院为何不可爱？

医院里充满了悖论

只要在医院待上半个小时，无论是亲人还是自己看病住院，我们都能感受到医院里充满了各种悖论。医院本来是最需要温暖和陪伴的地方，但是我们常常在那里遭遇冷漠和隔绝；医院里本来最需要的是希望的降临，但我们经常在谈完话后，得到的只是失望和绝望；医院里本来最需要身心的抚慰，但是我们只能得到技术的告知，知道技术上怎么处理，却没有真正的身心上的告知。我们忍受了极度的痛苦，但是没有关于痛苦的哲学课，没人给你讲鲍德里亚，也没人跟你讲苦难是一种穿越、一种超越。

当我们置身悬崖要直面生死的时候，没有生死辅导课，没人告诉你死亡的本质、灵魂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死亡会发生。病人最需要精神照顾的时候，常常只能得到躯体上的干预，精神的那一方面则是完全缺失的；最渴望医疗获益的时候，却必须承担诊疗的高风险；病人医疗贫困的时候，要承受高代价，越穷越要承担这种高代价。我们就要问：医学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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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是一个身份纠结的地方

人一踏进医院，就会被贴上病人的标签，罹患疾病的人，也称患者，既是怀揣着一串心事的人，也是患得患失的人，敏感、多虑，如同打翻了调味瓶，五味杂陈：这个病为什么黏上了我（罪与罚、辜与罚的纠结）？这个病能治吗（花钱买命的纠结）？得这个病会死吗（花钱赌命的纠结）？得花多少钱才能治好（代价与获益的纠结）？英文“patient”（病人）一词是指特别能忍耐的人，疾苦的折磨、社会身份的跌宕与翻转、求医过程的曲折颠簸，都得用自己的臂膀扛起来。无论罹患何种疾病，是快治快愈的小病，还是终生难以解脱的绝症，患者都会涌起莫名的耻感、罪感、连累感。尤其是得上那些给人道德不洁印象的病，譬如某人住进传染科，检查出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体免疫缺陷病毒）阳性，可能是一朝贪欢染上艾滋病，亦可能是输血、输液染病，但是，那一刻恶评四起，黄河水浊，当事人百口难辩。

患者身份也并非百无一是，其最大的优点是有了体验“示弱”的平台与机会：我是病患者，也是弱者，失能残障者，我认了，我忍（韧）了！对惯于商场搏杀的企业精英来说，示弱是一种难以接纳的行为，但在疾苦面前，示弱是无力、无能、无奈之举。主流社会秩序给予患者身份以许多庇荫、照护，本质却是责任权利的剥夺与清零，譬如需要短期卸职静养，无须工作，或离职休养，无须履行社会责任，甚至无须承担法律责任（精神病），还能以患者的身份获得社会与家庭的特别的、特殊的眷顾。恰恰是这样的无奈之举，可能成为一次心灵的淬火。人生有四次淬火的机会——重疾、婚变、撤职、破产，其中尤以重疾最为自在、自励，人可以通过自我的奋争而变轨，并由此学会在生命旅程中不时变轨、变频，处变不惊。

医院是一个不自由的地方

大多数的患者在住院之初都有感觉，跟家庭生活相比较，医院生活最大的差别在于要懂规矩：有明规，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吃，探视时间非常有限；还有暗矩，所谓潜规则，对各种不满（服务态度、医疗差错、廉洁医风）的投诉要谨慎，弄不好就会被“请”（赶）出院，还要时时处处服从规训，许多“白大褂”开口就是：“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这让许多平时习惯调兵遣将的企业人士很是不适。思想家福柯就曾经将医院喻为监狱，据说法国第一家现代医院的建筑图就是参照监狱的图纸来设计的，看守的监控视野与值班护士的监视半径等值，传统基线如此，医护的规训就是职业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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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要往好里想，医院里的规矩、规训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不自由，都是为了疗愈与健康，咱们还必须接纳。健康的本质就是行为的自律与他律，禁烟、限酒、远离毒品、强制锻炼，都是规训，向愈的治疗也需要选择性的饮食、活动，定时、定向的自我缩限欲望，最大限度地尊崇医护的建议，配合治疗的节奏，醇化生活方式，规避危险因素。道理都能接受，问题是行为限制中“度”的把控与沟通的亲和度，如果能有所改善，则可缓解对“不自由”的反感。

医院是一个不平等的地方

医疗活动中，医患平权是一个难题，需要法律手段来改善。西方持续了60年的“患者权利运动”，催生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和“知情同意”的医疗决策模式。医患双方的主导权之争，犹如男女之间跳探戈舞，谁来领舞？男权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常常争执不休，医患亦然。医方认为我掌握专业技能，患方认为我的身体我做主，我支付我做主，你只是受雇者、干预者。实际诊疗过程中，偏执之念行不通，相互尊重、相互协商才是正道。

医学是学术堡垒化的职业高地，知识平权的障碍在于医患之间存在着一道“无知之幕”，就是说医生知道的诊疗道理，患者不知道。于是乎，一些医生傲慢训斥：“你懂还是我懂？”患者总是无言以对。不过，随着健康传播的深入普及，患者健康素养的巨大提升，许多疾病诊疗的原理与方法进入了“你懂我也懂”的层次，因此，商量着办（共同决策）成为“新常态”。患者即使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欠缺，与医生在情感上、人格上却是平等的，医者必须放下身段，用“普通话”而非学术语言，耐心地解释各种专业话题。从医疗营销、提升获客能力角度看，医院、科室、医者，要吸引患者主动就医，就必须消除傲慢，平视患者，悉心关照。其实，患者并不在乎是否绝对平等，而在乎医方的友善姿态。

现如今，医院竞争日趋白热化，使得“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愈发彰显，催生出许多医者网红，他们主动开设微信公众号，发布科普信息。倘若AI医生也加入竞争行列，可望迎来一个更加平等的诊疗格局。

医院是一个挥金如土的地方

对于财务自由的商界达人而言，他们不会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但也时常惊讶于医疗账单上那些动辄上千元的日支付、上万元的新技术项目开销。其中，高精尖的医疗器械是主要的吞金项目，最新款的CT、MRI设备在百万至千万元档次。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第一台CT机1971年研制成功，这之前，美国医院里最贵的设备均未超过5万美元。其次是原研新药，研发成本可达30亿美元，尤其是罕见病的“孤儿药”，都是天价。而医护的医事服务费、护理费并不高，这是医疗中极不正常的物化价值观，重物不重人。好在近年来推行的药品、耗材带量集中采购，大大降低了价格，降幅都在50%以上，但高端医疗器械（多为进口）价格仍然坚挺。医改持续在付费机制上做文章，启动了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与单病种（DIP）付费，有望兼顾患方、医方、医保方利益，实现三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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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挥金如土的医疗支付是医患双方的“共谋”。排斥适宜 医疗不仅是部分医生的癖好，也是许多家庭的消费意志，他们相信“花钱买命”“花钱赌奇 迹出现”的逻辑，不管是否有财力，都要强行充当“三好病人”，结果是“穷生富死”，将有 限的家庭财富投入无谓的高技术消费之中，换来无效医疗的悲催结局，也让家人为透支承受 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因此，量力而行，适宜医疗，应该成为医院消费的基本准则。

除此以外，医院是一个很“酷”（cool）的地方，酷就是冷，而且是高冷，一种由高技术带来的冷酷。人们心中理想医院的图景，首先是技术强，疗效好，其次才是人性化服务，再次是可负担的账单，久而久之，人们会接纳“酷”，视之为必要的代价。吊诡的是，患者有时也会放大自己的感受与诉求，缩限自身的责任，强化弱者的福利，忽视社会的负担，譬如只要医疗获益与人文照护，而将风险留给医院与医生，把代价推给政府与社会。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平衡的利益天平，而全社会医疗公平、公正的欠账问题更难以抹平。因此，全球性的医改从未停步，生命教育与死亡辅导的力度也在逐渐加大。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安宁疗护制度深入推行，但理想医院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没有填平，反而在加深。由此，每个人都在问：“医院可爱吗？”“医院怎样才可爱？”或许答案不在人们的期待之中，而在现代医疗边界与医院天花板何在的反思之中。

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

王一方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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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学部权威教授，国内医学人文领域开拓者，20年教研精华

☆临床+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多重前沿新知，更好地为自己和家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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