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 一件假肢中的抗战密码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设立战地救护网络，建造假肢工厂，为伤残军人配备假肢。（摄影 哈里森·福尔曼）

1942年，延安中央医院的简陋窑洞里，一盏油灯摇曳着微光。面前摊开几本珍贵的英、日文医学专著，时任中共中央管理局技术研究室主任兼美坚木作业工厂厂长的张协和正伏案疾书，他时而查阅字典，时而凝神勾画。房间一角，静静躺着一段初具雏形的木制假肢。他要让那些为民族独立而断肢的战士，重新挺立于这片浸透血泪的土地上。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主研制的第一具木质假肢，它的诞生缘于朱德总司令的一封信。朱德得知一位从前方归来的伤残同志，虽小腿截肢，但仍盼望能给他配制木腿以便继续工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再立新功，于是写一封信辗转送达延安，要求为这位伤残干部配置假肢。对张协和而言，这已非单纯的医疗任务——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延安，它是对战士们生命尊严的郑重承诺。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一位德国医生汉斯·缪勒在参观了解放区的战地医院后，曾对前线医疗的硬件匮乏和人才缺失提出了担忧 ：“在前线做外科工作的人都没有理论基础——他们在经验中学习。四肢上的弹伤和断骨处理得很好，但由于病员常需移动，断骨伸直的手术就很少能施行，其结果是膝盖以下的腿骨断了，就必然使伤者残废。”残酷的战争和落后的医疗给解放区带来了大量的残疾伤病，伤员不仅遭受身体创伤，也会留下心理阴影。

在《延安轶事》一书中，记者陈俊岐记录了曾长期在延安从事医务和后勤领导工作的易秀湘同志的一些故事。他在书中写道：一九四二年六月，朱德总司令写给易秀湘同志一封信，请他帮助一位负伤致残但仍想参与工作的八路军干部做假腿。

易局长

从前方回来的一个连级干部，因在战斗中残疾了。本人年纪尚轻，愿意工作，要求给他配个木腿，他现驻中央医院，希派你们处的好木匠工人去阿洛夫处，试为一下，能配起来的话，给他配一下。

为荐

朱德

六月一日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主研制的第一具木质假肢，它的诞生缘于朱德总司令的一封信。朱德的手书和这件由张协和设计制作的木质假肢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让更多观众了解这段抗战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历史。

为制作假肢，易秀湘拜访了苏联援华医生阿洛夫，并请来延安最好的木工，一起到中央医院进行试制。这位“延安最好的木工”，就是张协和。原名蒋孝传的张协和此时刚满23岁，已是延安首屈一指的木匠。这位“红色鲁班”的技术启蒙来自父亲蒋自明与地下党员孙象涵。张协和曾在西安参与地下工作，设计制造实用美观的家具。奔赴延安后，他创办“美坚木作厂”，不仅制作家具，还为中央大礼堂设计构件，其产品以“美观、坚固、优质、价廉”闻名边区。

对张协和来说，制作假肢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面对近乎空白的经验与资料，张协和在马海德医生的帮助下拿到了英文专著《截断与义肢》和日文专著《整形外科实地治疗学》，宋庆龄亦辗转送来《假肢论丛》等文献。他在摇曳的油灯下边翻译边学习，边设计边实践。“当时连铁钉都稀缺，父亲把木料反复蒸煮弯曲，用皮革做关节轴承。”张协和的儿子多年后回忆。

他想尽办法克服延安物资奇缺的困境，仅用3个月，中国共产党人自产首件木质假肢奇迹般诞生。虽初版与伤员的断肢截面有不合之处，但经改进和磨合，那位连级干部最终实现了“既能骑马，又能走路”的愿望。这件假肢外观逼真，更倾注了设计者对伤残者心理抚慰的深刻理解——张协和曾提议首长在假肢上题字以激励意志，觉得这“是延安精神文明和革命人道主义的一种体现”。

当延安窑洞里的木匠钻研假肢技术时，在西南大后方的贵阳图云关，另一股重塑生命的力量正在汇聚。林可胜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此搭建起一个大型战地救护网络。被誉为抗战“提灯天使”的林可胜，领导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此扎根。这里不仅是战地救护的“心脏”，更是伤兵康复与尊严重塑的绿洲。

这位出身新加坡华侨世家的生理学家，在“七七事变”后毅然中断休假，将妻儿送往海外，孤身组建全国医疗救护体系。在图云关简陋的草棚里，他创造性地建立“流动救护队”模式，将114支医疗队、3420名医护人员像血液般输送到各战区。他主持的卫生训练所培养出一万余名军医，“等于是让一个军有十二个师”。林可胜将“流动救护队”的理念与中国战场实际结合，在战火中编织了一张人道主义的生命之网。他坚持“在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应该能到”，其理念在国共之间架起了一座超越党派的生命之桥。

荣军福利是中国红十字会社会服务的又一重要方面。中国红十字会的“荣军福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残疾军人的扶助，二是对军属的关爱。“英勇健儿，杀敌成残，国家虽有恤典，然而断肢残臂，失去生活机能，在人力所能挽救者，亦应设法助其复健”。因此，红十字会总会不时开展扶助军残活动，其中最有特色者当属“矫形外科中心”。该中心于1940年由总会联合军政部共同开设，林可胜延揽专家，对残疾军人进行康复治疗，装配假肢，同时根据残疾军人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职业培训，“使残而不废，足以营生”。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运输大队长章文晋是早年留学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将许多运输队员都发展成了共产党员，在往返延安和重庆运输药品和假肢零件时，将《新华日报》等进步刊物藏在绷带箱中运往延安，也会把红色宣传资料带回图云关。这条假肢供应链更成为秘密交通线，章文晋曾利用向延安运送假肢零件的机会，将重要情报藏在石膏模具中。

埃德加·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独臂将军蔡树藩因为不幸失去上肢而十分焦虑，“有时候他很不高兴地看着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条胳膊时会不会同他离婚”，并“再三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后给他寄一条假臂”。一位将军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大量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

▲1942年，美国战地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图云关——这个抗战大后方最重要的医疗转运中心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假肢工厂里，工匠们正在给榆木构件打磨棱角。堆成小山的假肢在暗房里显影出肃穆的质感。哈里森说：“这些木制假肢，比任何勋章都更能说明战争的代价。”

激烈的抗战过程中，短期内，人们无暇顾及假肢在伤员的生产力恢复和心理治疗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当枪炮声暂歇，这些“残缺者”面临的不仅是身体功能的丧失，更是精神家园的崩塌。能重返战斗序列或生产岗位，成为支撑他们精神世界的支柱。假肢，在此时被赋予了超越其物理属性的期待——它关乎个体尊严的重建，更关乎民族抗战力量的保全与再生。恢复一个战士的肢体功能，就是为抗战洪流增添一股力量。因此，设计和制造假肢、甚至建立假肢工厂成为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1946年，当谢良等九位从新疆监狱归来的伤残将领急需假肢时，张协和已能根据不同残障部位定制功能各异的假肢。失去左小腿的谢良将军骑着战马飞驰而至，木制假肢在鞍镫间铿锵作响。这位15岁参加红军的老兵，历经3次截肢仍指挥作战，当他最终装上张协和特制的活动关节假肢时，摸着腿上的红五星铭牌哽咽：“我又能打仗了！”

朱德信中原文所说的“这个连级干部”是谁，已经难以考证——当时有这种需求的干部和士兵实在是太多了。但在朱德指示下，张协和制定了假肢生产的教学计划，通过军委协调，首次在作战部队中系统开展大规模伤残分类统计，汇编技术资料，为建立假肢工厂做了扎实准备。尽管1947年因延安疏散，在延安的建厂计划搁浅，他仍坚持研究，甚至在行军途中专门安排骡马驮载假肢资料与实物，辗转千里，笔耕不辍。

1979年，张协和将自己设计制作的第一版木质假肢实物和朱德亲笔信赠予了举办《朱德同志纪念展览》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让更多观众了解这段抗战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历史。

抗战时期的假肢史，是一部在极端匮乏中创造生命奇迹、于战火纷飞处坚守人性尊严的史诗。这些木质的假肢，最终超越了其物理功能，托举起无数无名伤残士兵重返生活与战斗的信念。林可胜在炮火中运送药品的车队，张协和行军骡马上驮着的假肢资料，无不体现着后方民众对前线战士生命与尊严的至高敬意。

抗战胜利不仅由钢枪铁炮铸就，更由万千重塑的生命尊严所支撑。国家博物馆里，朱德的手书与那条木腿静静相望，木肢不朽，铁魂永铸。它们在无声地证明，一个民族于至暗时刻对生命尊严的顽强守护，正是其不可征服的终极力量。

来源：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作者：刘柳

编辑：宣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