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黄埔四期第一名，建国后婉拒上将军衔，毛主席：他不亚于我

1929年秋，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回到闽西。

经过朱德、陈毅反复劝请，毛主席从上杭苏家坡回到汀州，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可毛主席刚回来，当晚就打听起一个陌生的名字：“郭化若在哪里？”

一个月后，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毛主席在会场握住郭化若的手，笑着说：“你就是给我写信的郭化若？信写得好啊，我们红四军又添了个秀才。”

没过多久，他又说：“不愧是秀才，干个师长没问题。”

郭化若是黄埔四期第一名，蒋介石一度想留作秘书，可他却毅然投身革命。

建国后，他婉拒上将军衔。毛主席评价：“此人，不亚于我。”

黄埔第一名，两次拒绝蒋介石

在中国革命史上，郭化若是一位特殊的将军。他不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猛将，而是以扎实的理论功底、敏锐的军事眼光和坚定的信仰，成为毛主席最信任的“高参”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他倡导抗日“持久战”；红军时期，他辅佐毛主席制定反“围剿”方略，被称为红四军的“儒将”。

毛主席兵法运筹如神已是众所周知，但能得到毛主席认可，被誉为“军事高参”，可见郭化若确有过人之处。

郭化若1904年出生在福建福州的一个贫苦家庭。家境窘迫，让他从小便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九岁，他就开始在报馆抄写稿件，靠微薄的工钱贴补家用。十三岁才进入教会小学，能有学上，全靠父亲的坚持。

在校期间，传统教材里充斥着八股式的功名观念，可岳飞抗金、班超投笔、祖逖闻鸡起舞这些故事，却在他心里埋下了另一颗种子。

他从小就希望有一天能投身军旅，报效国家。

1920年，他完成小学高年级的课程，想继续升学。因父亲坚决反对教会学校，他转去报考福建省立一中，成绩名列前茅，可高昂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

最后他进入农林学校就读，不久仍因经济拮据被迫辍学。少年的失落与困顿，迫使他早早背起行囊，离开家乡，独自闯荡社会。

1925年秋，国共合作的北伐军兴起，郭化若果断投笔从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这一入伍，成了他日后近七十年革命生涯的起点。

在黄埔，他的成绩出众，屡次拔尖。蒋介石甚至两次下令，想把他调到身边担任秘书，以笼络这位“头脑灵光”的青年。

可郭化若心里清楚，蒋介石与革命迟早会分道扬镳，于是以“军人应在沙场效力”为由，坚决推脱。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担任炮兵队代理队长，这是他军事生涯的第一个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郭化若在黄埔时，虽然与毛主席并无交往，但对毛主席的文章早已耳熟能详。

比如：“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这些文字曾令他热血沸腾。毛主席的文字直击旧中国的黑暗，也给了郭化若强烈的思想震撼。

1926年，他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担任炮兵连连长。中山舰事件后，郭化若对国民党失望透顶，毅然宣布退出，公开成为共产党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深造。本来计划完成学业，可国内战局骤变，他果断放弃学业。

1928年冬，莫斯科寒风刺骨。回国的火车缓慢行驶在大雪覆盖的平原上。郭化若靠在车窗，久久望着车外一片白茫茫的天地，神情凝重。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国后要尽快去井冈山，参加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红军。

他已经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给这条道路。

主席身边的军事高参

1929年春天，郭化若终于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时，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上井冈山，去参加朱德和毛主席领导的红军。

他早就把目标定在这里，丝毫没有犹豫。经过辗转安排，他在福建龙岩找到了红军第三纵队。七大之后，他被任命为第二纵队参谋长。

刚到部队，他再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文中对军队里残留的军阀习气和非无产阶级作风提出了尖锐批评，入木三分，直击要害。

郭化若读后深受触动，觉得这些话完全切中实际。他更渴望尽快见到毛主席。

11月底，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毛主席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筹备古田会议，集中解决红军建党建军的原则问题。

会场上，朱德笑着向毛主席介绍：“这就是郭化若，黄埔毕业，刚从苏联回来。”

毛主席热情握手，说了一句：“好啊，我们红四军又添了个秀才。”

古田会议前夕，毛主席还特意“考”了郭化若一次，交给他一份任务：“即将召开的九大，要全面解决红四军内部的问题，你写一份材料，把问题和原因说清楚，最好能提些办法。”

郭化若不敢怠慢，连续熬了几个通宵，把自己入军以来的所见所闻都写进材料。他具体列举了军队中的不良思想和危害，逐条分析原因，提出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强化军事训练，并设立教导队、随营学校等建议。

毛主席看后非常满意，连声称赞：“很好，很有见解，当个师长没有问题。”这是郭化若第一次为毛主席写材料，立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红四军军部缺一位参谋处长。这个位置至关重要，不仅负责司令部的作战指挥文书，还要拟制重要作战文件，掌握大量核心机密。

毛主席提议由郭化若担任，前委讨论后一致通过。从此，郭化若进入核心指挥层，直接在毛主席、朱德身边工作，负责起草文电，参与作战筹划。

1931年5月，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病重送往后方，郭化若临危受命，出任代参谋长兼总前委秘书长。

在这个位置上，他积累了丰富的司令部工作经验，逐渐成为朱德、毛主席、彭德怀最信任的参谋。

在毛主席、朱德的支持下，他白手起家，先后创建了红军第一个工兵队、第一个无线电队和第一所炮校。

那是1930年9月，部队路过安源煤矿，郭化若发现工人里有不少懂爆破的能手。他马上向毛主席、朱德建议组建工兵队。毛主席当场点头：“打长沙要是有爆破组开路，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快，工兵队成立，并在攻打吉安时发挥巨大作用。

同年龙冈战役，全歼敌18师。缴获的一部被破坏的电台和俘虏的电报员，引起郭化若重视。他细心安抚，逐一谈心，这些人最终配合修复了电台。

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由此诞生。毛主席听闻后十分高兴，称赞说：“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军事天才！”

此后，郭化若参与起草大量文电，提出许多有见地的建议，被同志们称为“活诸葛”。

毛主席谈起他时，也常半开玩笑：“人说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我有一个郭化若，诸葛亮是比不上的。”

毛主席：郭化若不亚于我

在红军艰苦的岁月里，郭化若不仅是毛主席、朱德身边的参谋，更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得极为出色的军事高参。

1931年，他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起草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通令。在这份文稿里，他提出了“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直敌”十项法则。

这使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更加具体化，也为红军的作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

郭化若并不满足于照本宣科，他进一步指出：战术必须灵活。若敌人进攻并非优势，情况已经明了，我军又有准备，那就没必要“先退后打”，完全可以直接迎战。敌人驻扎不动时，如果工事不牢、警戒不严，我军也应主动出击，不必局限于骚扰。

毛主席听后十分赞许，说道：“郭子深得我意，常能举一反三。”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郭化若的这些思考，丰富了毛主席“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敌”的战略思想。

延安时期，郭化若更是发挥了长处。1939年，中央军委在抗大开办第一期参谋训练队，共有学员130多人。

毛主席特意派郭化若亲授“战略学”课程，并对负责同志说：“你们放心，郭化若授得不亚于我。所谓'不亚’就是和我差不多甚至超过我!”

这个“不亚”，在毛主席口中是极高的评价。此后，他还担任军委四局局长、抗大三分校校长、延安军政学院教育长、炮兵学校校长等职，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为我军大后方的教育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而在郭化若的革命生涯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他对孙子兵法的研究。

1938年的时候，郭化若送电报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边看边感慨：“国民党顽固派头脑顽固，不承认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处处招架，处处挨打，能不失败吗？”

说罢，又叫住郭化若：“要写些文章，把运动战思想灌输给他们。讲马列他们听不进，讲古兵法他们或许能听进去。比如孙子的话，他们就懂。”

郭化若欣然应下。从1939年开始，他系统研读《孙子兵法》，并结合民族抗战的现实撰写文章。《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一文中，他提出：曹操八十万大军南下，若孙刘不联合，必然各个击破。正因团结，才有赤壁大胜。由此他指出，中国抗战必须团结一切力量，否则只能失败。

随后，他又写了《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强调抗击外侮需要内部团结和人民动员。这些文章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后，甚至引起不少国民党军官共鸣，有的来信称“读后深省”。

可以说，郭化若是毛主席委托下最早系统研究《孙子兵法》的军事家。

毛主席早年读过《孙子》，但没有时间深入整理。郭化若弥补了这个空白，把古代兵法和现代战争结合起来，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

1957年7月新编今译《孙子兵法》隆重出版,毛主席知道后欣喜地说:“古有《孙子》,今有郭子。”

1973年，主席亲笔指示，要他为《孙子今译》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郭化若感到这是对自己最大肯定，随即写下长诗抒怀。

1978年，他又修订出版了《孙子译注》，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孙子兵法》的先河，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孙子》研究专家之一。

在共和国授衔时，他本应是上将，但他坚持自认功劳有限，说自己大半生做的是理论和教育，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不愿接受上将军衔。最后定为中将。

他让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更系统化，也让后来的几代军人受益无穷。

即使今天，他留下的理论与经验，仍在指导和启发着军队。

参考资料：

红色儒将郭化若 方良平;陈安
郭化若:毛泽东的“军事高参” 王学亮
“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中将 夏明星;苏振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