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抗战老兵来上海出差，在公交车上，发现藏匿9年的日本间谍

1957年夏天，一位抗战老兵从福建前往上海出差。

那天，他随意坐上了一辆公交车，透过车窗欣赏着城市的繁华。

谁知，短短几秒的偶然一瞥，他竟然发现了藏匿9年的日本间谍。

这位抗战老兵会怎么做？这个日本间谍又会有怎样的下场？

公交车一瞥

1957年的上海，正值上下班间隙，街头行人不多，电车内却人声鼎沸。

徐永卿站在公交站台前，抬起左手看了眼那只老式机械手表。

作为福州某大型工厂的副厂长，他此番来沪，是为了洽谈几项关于冷藏设备的采购计划。

上了公交车，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放下手中那个有些破旧的公文包。

公交车刚发动，他便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窗外。

这是一种很老派的做派：不管去哪儿，先看看这座城市在眼皮底下的变迁。

当车辆缓缓驶入虹口三角地菜市场附近，车速骤然放缓。

前方人群密集，菜市场里来来往往的市民拎着竹篮或布袋，一幅极富生活气息的图景在他眼前展开。

他下意识地扫了一眼人群，只见在人群的边缘，一个略显佝偻的男人正缓缓地往菜市场深处走去。

他穿着白衬衫、灰色长裤，手上提着一个竹篮，步子不急不缓，左脚走得略微外八，背影看上去也极为普通。

但就在那一刻，徐永卿的眼睛骤然瞪大，那张侧脸，他不会认错。

“河下谷清？！”

这个名字瞬间浮现在他脑海中，他不敢置信地盯着那道背影。

九年了，这个人，早在抗战结束时便“消失无踪”。

可他偏偏，在此刻，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市民的身份，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下一秒，河下谷清的身影忽然在拐角处消失，徐永卿猛然回神，眼前空无一人。

他猛地站起身，大喊道：“师傅，停车！我要下车！”

司机一愣，嘴里嘟囔着“又不是终点站”，但还是拉了刹车。

门一开，徐永卿立刻跨下车，不等门关便已朝着菜市场方向奔去。

他冲进人群，东张西望，目光在各个摊位间疯狂扫视，每一张脸都在被他飞快地比对、筛查。

可熟悉的面孔，终究再没出现。

他不甘地绕着菜市场外围一圈又一圈地找，却始终没再看到那个身影。

他缓缓停下脚步，喃喃自语：“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他。”

心腹之患

时光倒回到十多年前的济南，那是一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年代。

彼时的徐永卿不过三十出头，正值血气方刚，受地下党组织指派，在日伪控制下的济南铁路局担任机务段钳工。

也是在那时，他遇到了河下谷清，第一次见他，是在铁路局例行检修大会上。

河下清谷不像其他工程师那般傲慢，他会在工地上亲自下手修设备，也愿意和中国工人交谈。

几次下来，他不仅对徐永卿的技术连连称赞，甚至在一次关键修缮中帮他顶下了一个失误责任。

自此，两人便有了交集，那时徐永卿常去铁路附近的“昌记酒肆”，喝点劣质高粱解闷。

某晚，他照常独坐在角落，河下谷清却突然走来，端着一壶清酒坐下，说他也想“换换口味”。

两人几杯下肚，话题从螺丝讲到铁路，从中日战争讲到民族命运。

河下谷清话不多，但每次谈到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时，语气总是低沉愤怒。

那一夜，他喝醉了，满脸通红，却含泪说道：“我想做个中国人。”

徐永卿看着他，内心翻江倒海，他没有轻易相信，但也无法否认心底那一丝柔软的触动。

组织上曾经明确要求，在敌人心脏中争取一切可用力量，若河下谷清真心反战，或可成为突破口。

接下来的几个月，两人逐渐熟络，河下谷清表现得无比真诚，甚至主动协助徐永卿完成多项任务。

最令徐永卿印象深刻的，是那一次贴反日标语的行动。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组织交给他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在被宪兵队牢牢控制的济南火车站站台上，张贴一张巨幅反日标语。

可车站犹如铁桶，凭他一人根本难以进入。

徐永卿在酒桌上向河下谷清提及此事，话音未落，对方便点头：“交给我。”

不到两天，那条标语竟已悄然张贴在站台中央，次日清晨吸引无数路人围观，宪兵队雷霆震怒，却查无所获。

从此，徐永卿把河下谷清当成了真正的同志，甚至在某一晚酒后，将自己参加抗日组织的身份轻描淡写地提了出来。

河下谷清没有惊讶，反而眼神更加坚定，他沉默地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我不会让你失望。”

1943年冬，某日，徐永卿奉命前往济南郊外与一名地下联络人接头。

傍晚时分，他在一处废弃工棚内等待，却迟迟未见接头人出现。

忽然远处传来脚步声，他还未来得及起身，宪兵队便如潮水般涌入，将他团团包围。

被捕那夜，严刑逼供持续整整三天三夜，可徐永卿咬紧牙关，没有吐出一个字。

最终在转押途中，他在宪兵队转运车靠站片刻时破窗而逃，翻山越岭三十余里后，他辗转找到党组织，退入胶东。

养伤期间，他却得知，出卖自己的不是别人，正是河下谷清。

他伪装成“反战联盟”的组织者，引诱大批青年参加秘密集会，然后亲自向宪兵队报信，一网打尽。

那一刻，徐永卿的心彻底凉了，从此对河下谷清恨之入骨。

也正因如此，当他在上海那辆公交车上看到那熟悉的脸时，才会如此震撼、如此疯狂。

这一次，他绝不会再轻信，这一次，他要让真相，有一个结局。

连锁调查

几天后的南京，徐永卿来到中山陵八号大院，将自己看到河下谷清的经过告知了许世友。

许世友当即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

柯庆施收到信，快速读完后批示：“本案即刻交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处理，列入重点调查，由政保科具体执行，三日内呈报初步结果。”

当天下午，材料便送到黄赤波手中，他随即召集局内核心会议，点名让政保科老资格侦查员吴一竹牵头组案。

吴一竹其人，五十开外，擅长暗线、谍报与跟踪，曾破获数起重案。

接到任务后，他动用了手中所有能动用的资源，蹲点三角地菜市场、走访附近派出所、调阅户籍档案、发动居委会排查疑似日裔或“非典型户口”居民。

可无论他如何查访，河下谷清仿佛真的从这座城市中蒸发了，仿佛他本来就不曾存在。

直到那天，市局机要室收到了一封写得歪歪扭扭的举报信，落款是“铁路退休技工 樊纯方”。

信中写道：“我在虬江路旧货市场修电器时，曾见到一名店主，自称‘尤志远’，脸型和神态酷似当年在济南铁路局出现过的日本工程师河下谷清。”

信纸后附了地址：虬江路147号，电器修理铺。

吴一竹看到这封信，亲自带人前往该地查看，未惊动任何人。

只见一名中年男子，穿着干净利落，坐在工作台前埋头修理一台老式电风扇，动作熟练。

他看上去极其“普通”，普通得像个上海街头的老百姓，可也正是这种“过分自然”的伪装，引起了吴一竹的警觉。

没等他再做动作，第二封举报信也悄然而至，这一次写信的是杨浦区某纺织厂一位名叫洪志勇的退休技工。

信中写道：“我前些日子在虬江路买电线，遇见一个自称‘尤老板’的人，他长得和我抗战时见过的一个叫‘大山冈’的日本人一模一样，那人当年在我们袜厂采买机器，腰间带枪，行事怪异，我记得特别清楚。”

吴一竹眉头一挑，笔下在笔记本上重重地圈出“大山冈”三个字，“大山冈”正是河下谷清在抗战后期的一个伪装身份。

不久，第三封举报信也送来了，写信人自称是一名印刷厂老工人。

信中写道：“我1943年在济南印刷厂做活儿，那时有个日本人来下订单，说是要印日伪货币‘北海币’，以假乱真，冲击解放区市场，那个日本人长得和我上个月在虬江路见到的‘尤老板’一模一样。”

三封信，从三条不同的生活轨迹中伸出，却指向同一个人、同一个名字。

特务落网

黄赤波局长亲自召开分析会，案件升级为“一类潜伏特务调查案”。

吴一竹做出了决策：不打草惊蛇，暂缓行动，先行监控。

从此之后，虬江路的“尤老板”门前，便多了一些“邻居”，有卖豆花的、看报的、摆麻将摊的、晒太阳的大爷。

他们记录他几点开门、几点关铺、吃什么、看什么、与谁说话、是否联系外地。

直到1958年7月末，情报组监测到“尤志远”购入一张北上车票，目的地是华北某城市，工厂招聘资料亦为真实。

吴一竹当即拍板：“收网。”

当天清晨，数名乔装乘客潜伏于开往安亭方向的绿皮火车车厢内，分别藏身于隔壁包厢与洗手间暗处。

列车出发后，一切如常，直至驶入安亭站前数分钟，车厢广播播放《祖国颂》。

一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正坐在靠窗座位上，闭目养神，他听到广播时，缓缓睁眼。

下一秒，他还未来得及起身，左右两名身着便装的乘客忽然起身，迅速掏出证件，低声喊出：“公安干警，别动！”

他愣了一下，下意识伸手往腰间摸，指尖尚未触及口袋，一只手已牢牢扣住他肩膀，另一只则迅速捂住了他的嘴。

在场没有惊动任何乘客，抓捕干净利落，这名中年人正是潜伏九年之久、化名尤志远的日军特务河下谷清。

随后，警方在其租住住所中查获其私藏的旧日军电报机部件、数份用日文记录的日记，以及多张以不同姓名登记的旧户口资料。

证据确凿，河下谷清因罪行累累，被判处无期徒刑。

入狱后，他一改之前的作风，潜心研习佛法，积极接受改造，最终在1977年被特赦出狱，回到日本。

河下谷清可以换名字、换口音、换身份，却永远无法抹去他留下的血债与痕迹，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