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丨霉霉订婚与女性主义困境

撰文：姚曼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在中国的昵称叫“霉霉”，但这两年流行的是她的另一个代称：“世女一”（世界第一女歌手）。这个新代称主要来自于歌迷的主观吹捧，但从客观数据指标（比如巡演票房、专辑销量、专业奖项）看，泰勒的确是目前最接近这个称谓的流行巨星。在她打动人心又吸金无数的作品之外，歌迷们赞叹她在歌唱事业中的勤奋、认真与专注，欣赏她对女性权益的呼吁。当她的事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她成为许多人心中当代事业女性的典范，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女性人生轨迹。

上周二（8月26日）她与橄榄球运动员特拉维斯·凯尔希（Travis Kelce）的订婚消息传来，自然成为了媒体与粉丝们热议的焦点。在一片祝福声中，有一类并不少见的观点吸引了我的注意。这类观点认为泰勒选择走进婚姻，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背离, 不符合一位“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形象：即便如泰勒这般成功的女性最终也选择了婚姻这条传统道路，那么婚姻制度以及它对女性的压迫便会持续存在。

这种失望情绪还掺杂着对泰勒未来职业道路的担忧：结婚后她是否会冠夫姓？她的婚前财产有做好保护措施吗？还会继续出唱片开巡演吗？她会生孩子吗？生完孩子还能继续创作吗还是只会在家带娃了？

与其说这些声音是对泰勒个人选择的质疑，我认为它们更深层地反映出性别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当代女性所面临的一种特殊困境：在努力成为一名真正的女性主义者的同时，是否仍可以坦然拥抱浪漫爱和亲密关系，甚至步入婚姻？

与女性面临的大多数困境类似，这个有关女性主义者个人选择的问题同样是被社会结构与文化叙事共同建构出来的。如果我们尝试分析其中的脉络，会发现它涉及到当前大众对女性主义的理解，以及对亲密关系与婚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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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作为复数名词

女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分歧不断的，而大众传媒语境中的女性主义只是其中一种。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将美国当代的女性主义分为三种： 改革式女性主义（Reformist feminism）， 革命式女性主义（Revolutionary feminism)，与生活方式女性主义（Lifestyle feminism)。改革式女性主义提倡改变现有制度，倡导女性在工作场所中实现性别平等，变得“与男性一样”。革命式女性主义则不局限于性别平等，而是着眼于彻底结束父权制度和性别压迫以及与其深刻勾连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种族主义。生活方式女性主义是最为温和且去政治化的，主张将女性主义融入到个体生活方式中，每个女性都能够发明出属于自己的女性主义。

贝尔·胡克斯认为在当代社会，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被广泛传播。父权制主导的大众媒体往往只会选择女性主义派别中温和、易被主流接受的形式加以传播。因此，改革式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女性职场上的成功，以及生活方式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个体选择，便得以广为人知。

根据这种对女性主义的理解，独立自主与事业成功被视为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前提，而对浪漫爱、亲密关系以及婚姻家庭的追求则被看作是女性主义的对立面。这种“大女主”叙事，不仅掩盖了不同女性群体在职场中面临的交叉性不平等，也会进一步强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以及事业与家庭之间的等级区分。于是，广大女性的复杂生命经验仿佛只能被框定在“事业 vs 婚姻”、“进步 vs 传统”的两个极端。

这种非此即彼的叙事，恰恰忽略了现实的多重复杂性。就以泰勒为例，她的女性主义实践本身就充满矛盾与争议。她在作品中揭露对待男女的双重标准、为性少数群体发声，也长期抨击音乐行业中的不平等现象，可以看出其中改良式女性主义主张。而她本人凭借音乐事业成为唯一一位依靠音乐本身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的女性，并最终步入婚姻的“幸福结局”，使她被视为“女性可以拥有一切”（Women can have it all）的典型代表，成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Neoliberalism feminism）的标杆。

与此同时，她作品中所传达的异性恋规范、二元性别设定，以及传统的性别与家庭分工，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成为保守的代名词。她那些悦耳而广为传唱的作品，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性别秩序。她普适性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她在种族、阶层、国别等维度上的特权，也限制了她为更加边缘的女性群体提供空间与话语权方面的影响力。正是因为这种矛盾和复杂性，她其实很难被简单概括为一个进步的女性主义者，或者女性主义的背离者。也因此，在此次有关她订婚的讨论中，将其简单解读为背离女性主义便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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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爱与性别平等

有关女性主义者个体选择困境的另外一个深层假设是：浪漫爱、亲密关系必然导致性别不平等。在传统的婚姻制度之外，我们似乎想象不出一种真正平等、互惠的亲密关系模式。在这种传统制度下，女性的婚姻与事业是互相对立的，女性在婚姻中的位置也是从属性的，走入婚姻便意味着让渡女性独立自主与自我成就的可能。即使要踏入婚姻的是泰勒·斯威夫特，她也似乎将屈从于传统的婚姻模式，成为他人的附庸。

那么，亲密关系注定会让女性失去自我、从而导致性别不平等吗？

性别研究学者Alice Evans在她即将发表的新书《The Great Gender Divergence》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她认为浪漫爱和亲密关系其实是推动社会性别平等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却被低估的因素。她对比了历史上世界不同地区的婚配模式后发现，在越强调婚姻的物质功能以及扩大亲属网络功能的地区，女性地位越低。而在欧洲，尤其是新教改革中那些赞扬婚姻中浪漫爱情的地区，女性则受到更多尊重，这些社会也更容易接受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一模式在中国也被间接印证：在性别平等水平较高的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姓氏多样性也更高---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人更可能与外姓人士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而南方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高，但亲属网络和宗族观念更强，姓氏多样性更低。这些地区通常有更强的男孩偏好，已婚男性也通常与父母共同居住。

建立在浪漫爱基础上的婚姻为何会有如此神奇的功能？Evans对此的解释是，“当爱情是互相的，且双方都真心在乎彼此的幸福时，他们会彼此倾听、相互学习...... 他渴望她能够实现自我，因此主动分担照护工作，支持她的职业发展，并为她的每一次成就而感到由衷高兴。”

这段描述，简直就是泰勒与特拉维斯两人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相处模式的精准刻画。在泰勒通过歌曲与我们分享的历任伴侣中，特拉维斯是唯一一位在公共平台大方表达对她的爱慕，并明确展现对其事业的支持与欣赏的人。他们不仅出现在彼此的工作现场，融入对方的职业世界，他们在精神世界中似乎也展现出一种外人难以想象的契合感。正如泰勒自己所说，尽管两人的职业看似截然不同，其实拥有相似的本质: 都是站在台前，为大众献上三个小时的娱乐。在这段关系中，作为旁观者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人失去自我，甚至两人都变成了更好的人。

与其说泰勒走入婚姻是背离了女性主义，我反而觉得她也许会在实践中为我们展示出一种新的亲密关系模式，拓宽我们对婚姻的想象。正如一篇评论性文章里提到的，“在当下这个女性的职业抱负被视为反家庭、男孩被教导情感是软弱的时代，能够毫无保留地表达情感……无疑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行为。”

当然作为“世女一”的泰勒在个人生活上对普通人的指导意义本就十分有限。她既不需要我们的担忧，也不需要我们的称赞，婚姻看上去也不会是她的“最终归宿”。但围绕她个人生活产生的讨论，却实实在在折射出无数当代普通女性的真实处境。我们在渴望进步的同时，被传统拉扯，被道德审判，常常感受到个体在社会结构面前的无力。

Bad Feminist 一书中提到，女性主义是复杂的，是不断变化的，也是有缺陷的。它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复数名词，甚至同一个人身上都可能携带互相矛盾的女性主义主张。我们应该警惕主流话语如何塑造出一种，仅仅一种，完美的女性主义模版，并由此掩盖其他许多种不同的女性经验与声音。或许，成为真正女性主义者的第一步，正是拒绝“真正的女性主义者”这一观念本身。

参考文献

[1] hooks, bell. 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Passionate politics. Pluto Press, 2000.

[2]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5/08/taylor-swift-travis-kelce-engagement/684015/

[3] https://www.ggd.world/p/romantic-love-is-an-under-rated-driver

[4]https://www.nytimes.com/2025/08/27/opinion/taylor-swift-travis-kelce-engagement.html

[5] Gay, Roxane. Bad feminist: essays. btb Verlag, 2019.

姚曼

丹尼森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系助理教授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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