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为什么脱离印度独立建国？

16世纪以后的印度，在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处在统一的莫卧儿王朝。帝国的全盛时期，领土几乎囊括整个印度次大陆。

1858年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由印度事务大臣接管其全部职权，并成立以印度总督为首的印度政府，正式结束了印度本土的莫卧儿王朝，印度进入由英政府直接统治的时代。

此时印度并未分裂。

二战结束后，英国势力急剧衰落，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已经不可能维持。

英国势力退出后，印度应该如何统治？1947年英国提出蒙巴顿方案。

依照该方案，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宣告结束，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分别于1947年8月14日和8月15日成立。

1950年1月，印度共和国成立，为英联邦成员国。1956年3月，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正式成立，仍为英联邦成员国。

“势”的层面

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埋下分裂的种子，美国出于美苏冷战的战略考虑，为拉拢巴基斯坦而最终支持印巴分裂。

在穆斯林创建莫卧儿帝国、并逐渐成为次大陆统治者的过程中，伊斯兰教被作为国教在帝国统治区内推广。

印度在莫卧儿帝国时期，伊斯兰教仅次于印度教，是南亚次大陆的第二大宗教。

穆斯林征服者为低种姓的印度人提供了通过改变宗教信仰来改变处境的渠道，原来大量的印度教徒皈依伊斯兰教。

莫卧儿王朝的不同统治者，采取宗教宽容或宗教歧视政策，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宗教矛盾，时而缓和，时而激化。

英国统治者在殖民统治印度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去消除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而是利用这种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

在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穆斯林不仅垄断了政治、军事权力，而且在经济与文化领域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削弱这种传统势力，英国统治者在法律、行政权力等方面严厉打击穆斯林势力，并对穆斯林上层保持疏远。

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逐步兴起，对英国殖民统治形成威胁，殖民当局开始改变策略，实行拉拢穆斯林上层、牵制以印度教为主的国大党的政策。

总之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政策加剧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

在宗教矛盾难以化解的情况下，1940 年3月穆斯林联盟正式提出将印度分裂成印度和穆斯林两个国家的目标，并逐步得到国际支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换取印度参加对日本作战，竭力主张印度独立。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此十分不满。

后来随着二战战场上盟国的胜利已成定局，面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印度独立问题也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

与此同时，南亚次大陆的两极政治形势也渐趋明朗，国大党领袖甘地对印度的分裂已无能为力。

1947年春，英国当局感到印度形势极其严峻：临时政府无法工作，制宪会议形同虚设。

穆盟开始是不愿意加入临时政府，后来同意了，但仍然以实现巴基斯坦为目标，当制宪会议召开的时候，穆盟宣布抵制。因为穆盟要求召开单独的立宪会议，制定巴基斯坦宪法。

教派冲突接连发生，工人罢工，农民运动也掀起高潮，土邦人民的斗争也有进一步的发展。

英国当局急于在形势没有完全失控前移交政权，1947年2月，英国政府发表一个声明，宣称在不迟于1948年6月实行把权力转移给负责任的印度人手里。

新上任的总督蒙巴顿在和各党派的磋商中也曾提出保持印度统一的希望，但防止分治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

在印度分裂的问题上，美国开始的态度是坚定的，即支持一个统一的印度。

在当时的亚洲，中国的内战已经让美国大伤脑筋，由于印度与中国和苏联接壤，美国认为分裂将严重削弱印度的国力，从而给苏联扩张制造可乘之机。

1945-1946年的印度大选，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让美国真正感受到了其在印度的力量不可忽视，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关于对真纳和巴基斯坦的新的政策声明。

发生转折的关键还是苏美之间开始了冷战。

1947年3月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标志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将遏制苏联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于是极力拉拢印度和巴基斯坦。

1947年8月真纳宣誓就任巴基斯坦总督之时，美国第一个给予了其外交上的承认，也是唯一一个派出外交代表正式表达祝贺的国家。

而苏联将印度和巴基斯坦视为西方的势力范围，对与两国建立友好联系兴趣不大，这使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具备了充分的外部条件。

“力”的层面

主张印巴分治的穆斯林力量已经足够强大。

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的上层社会普遍接受英国的西方化教育及西方政治影响。

在此背景下，1885年印度人成立了第一个政党“国民大会党”（或称国大党），并于1892年颁布印度议会法，建立地方自治机关和地方行政区，选举范围扩大到印度人，但其党员及干部90%以上是印度教徒，不能充分照顾穆斯林利益。

1906年印度成立了由穆斯林组成的“全印度穆斯林联盟”（或称穆斯林联盟，穆盟）。作为穆斯林领袖的真纳因不同意国大党领导人甘地的不合作纲领，脱离国大党。

1940年真纳提出“巴基斯坦”计划，首先提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两个民族”，只有坚持政治上的平等，才能实现印度的安定和穆斯林自治。主张在穆斯林聚居地区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

此后，“全印穆斯林联盟”在政治上控制了旁遮普以外的穆斯林占多数的省份。1945年，“全印穆斯林联盟”参加了中央立法议会选举，赢得了穆斯林的所有席位。

长期以来，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扶印抑穆”的政策下，穆斯林资产阶级集团在竞争中居于劣势地位，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劣势，以便在经济竞争中取胜，便要求本集团内部协调一致和在政治上争取更多权益。

这种诉求很容易获得了响应。印巴分治得到穆斯林上层的支持。

当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印度独立已成为大势所趋时，穆斯林上层害怕自己在独立后继续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坚决要求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国，以保护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

同时印巴分治得到穆斯林农民的支持。印度的穆斯林农民与印度地主、放债者的利益是相冲突的。

例如孟加拉的农民所以支持争取巴基斯坦自治的运动，是因为他们指望孟加拉加入伊斯兰教国家能使他们摆脱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奴役。

这样巴基斯坦运动就得到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拥护，成为一场具有群众基础的社会政治运动。

1946年，英国派出的内阁使团与印度各派政治势力讨论印度的自治事宜，并提出了联邦制下自治（或独立）的构想。

该方案原本被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接受，但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单方面撕毁协议要求重新谈判。这导致了穆斯林联盟退出建立统一印度的计划，转而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

印度穆斯林联盟同印度国大党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仇恨进日益加深，两派爆发相互残杀的流血事件，暴力对抗升级。

情况很明显，不分治就要打内战。

英国政府于1947年2月改派蒙巴顿任印度总督，6月公布了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

方案中印度被分割成：

（1）巴基斯坦国，包括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人口7千万；

（2）印度联邦，包括英属印度的其余部分，人口2.25亿；

（3）王公土邦562个，占印度面积2/5，人口8.1千万，在政权移交后享有独立地位，但可参加印度或巴基斯坦。

后来大多数土邦加入了印度，但原北部土邦克什米尔归属未定，印巴两国在此地发生两次大规模武装冲突。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虽然一开始对《蒙巴顿方案》不满意，但最终都正式通过决议宣布接受这个方案。

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方案》，规定在同年8月15日前结束对印度的统治，分别成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

印度国大党在坚决主张印巴分治的穆斯林力量面前最终不得不接受印度分裂的结果。

“策”的层面

国大党与穆盟关系如果处理得当，印巴分治还是有可能避免的，至少可以避免暴力分裂，不必要出现至少50万人中丧生、1200万人无家可归的分裂冲突。

从国大党方面来看，国大党与穆盟关系的破裂是由于国大党对穆斯林政策上出现严重策略失误，这与其判断失误有关。

第一，国大党对教派问题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在具体问题上处理失当。

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从复兴印度教的角度去激发人们的民族感情，这样做的后果自然引起了穆斯林的不安。

第二，对穆盟的地位和实力缺乏正确认识，表现为对穆盟采取兼并、排斥政策。

国大党主要领导人不承认穆斯林文化在印度的地位，更不承认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尼赫鲁甚至说:“国内只有两方——国大党和英国人”，不存在第三方穆盟。

尤其是在1937年真纳关于在大选中建立联合战线和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尼赫鲁提出种种苛刻条件予以拒绝。

1936年到1937年举行了各省政府选举，结果国大党在中央立法会议上和五个主要省份中获绝对优势。

当惨败的穆盟请求成立联合政府时，遭到了国大党人的拒绝，并要求穆盟并入国大党。

曾经愿意与国大党合作的真纳公开说，穆斯林在国大党的统治下不能指望获得公道和公平的对待。

从穆盟方面来看，与国大党关系的破裂、穆盟立场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策略则是由思潮引导运动。

穆盟的启蒙思想家本来是赞同改革的，但当国大党提出的宪政改革要求在群众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反响时，他们却认为这对穆斯林的未来地位构成了威胁。

印度教徒占印度人口的3/4，穆斯林只占1/4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代议制只对印度教徒有利。因此，教派分歧、教派利益至上是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

此外，“两个民族”理论的形成对穆盟最终选择并坚定分裂立场起到重要作用。

该理论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社会的一种政治思潮，认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各异,是独立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实体，从而各自形成独立的民族，应以此为基础，分别建立起独立的印度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

这一理论由赛义德·阿赫默德汗(al—Sayyid Ahmad Khan)于1883年首次提出，后经旁遮普的诗人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Shaikh Mohammed Iqbal)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发展和集成。

真纳对于巴基斯坦的贡献在于，他把作为观念形态的“穆斯林民族”经由公共的想象共同体变成了社会实体，领导次大陆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走向成功。

他提出：印度穆斯林有无可否认的民族自决权。“无论根据何种民族理论，穆斯林都是一个民族，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家园，必须拥有自己的领土和国家。”

他主张：“我们能够接受的唯一出路是，通过给予其主要的民族单独建国，把印度划分为几个自治的民族国家。这样，这些民族国家之间就没有必要相互为敌了。”

在实践上，“两个民族”理论与巴基斯坦立国运动（建立起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的社会运动）相结合，成为巴基斯坦的立国之基和印巴分治的推动力量。

——摘自拙著《国家统一的系统演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