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连戏与徽州人郑之珍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目连戏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已经上演了千余年，不论是水乡还是山寨，人们往往在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民间所谓“鬼节”）不顾农忙，一连看上七天七夜的目连大戏。这种戏的内容，涉及众多的民俗、神话，综合了民间歌舞、扮演、说唱、相声、杂技等各种技艺，素有“戏曲化石”之称。鲜为人知的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目连戏剧本编纂者是安徽祁门人郑之珍。这颗湮没在历史文化长河中五百年的巨星，人们对他的身世一直不甚了解，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陆续在祁门发现郑之珍的墓及墓志铭，以及近年来学者朱万曙教授研究祁门郑氏家谱后，一代戏曲大师的生平、形象才得以展示于众。

目连其人

　　戏曲中的目连，正如《西游记》中的唐僧，生活中确有其人，他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在佛教雕像中，他常常侍立在释迦牟尼的左侧，被称为“神通”或“神足”第一。佛教经典中，常常提到这位高僧，但总的来说，目连是个故事不多的人物，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他真实的生平，充其量知道他是印度阿育王时期（前273-232年）的人。唐僧玄奘去西天取经时，到过目连的故乡——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有目连故乡的概貌，称其家门口有一口井，玄奘到达时，这口井还在。

　　玄奘西游印度，历时19年，到过100多个大小邦国。每到一处，他就把耳闻目睹的山川风物、佛教胜迹以及民间传说一一记录下来，最终著成《大唐西域记》。玄奘对目连的有关记载，与很多佛经中的记载完全一致，说明玄奘对目连故事的收集是准确的。然而，在这些“准确的”资料中，并没有流传在中国的“目连救母”的故事。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首先应该找到“目连救母”故事的出处。这一问题，早就有人考证过。它的出处在《佛说盂兰盆经》。

　　盂兰盆，是梵语词汇，汉语意思是孝顺、供养、恩德，有佛教中“救倒悬”的意思。在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设斋供奉的仪式和活动，便被称为“盂兰盆会”。在盂兰盆会上，僧人们所念的经，即是《盂兰盆经》。可在印度，找不到《佛说盂兰盆经》。

　　那么，这部汉语《佛说盂兰盆经》是从何而来的呢？

　　经考证，目前最早见到的《佛说盂兰盆经》，出自晋朝的竺法护。竺法护当时住在从中国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敦煌。据说，他幼时苦读儒家经典，他的老师叫竺高座。竺法护聪明好学，经常向老师竺高座请教一些问题。当竺高座有一天无法回答这个学生的问题时，便带着他去西域留学。竺法护在西域学了36国语言，回国后，便专门从事佛经的翻译。前后四十年，翻译了大量佛经，其中就有一部《佛说盂兰盆经》。

　　鉴于这部《佛说盂兰盆经》在印度根本找不到踪影，加上其中的主要内容——目连救母与佛经倡导人人断发出家的旨意相悖，因此，有人怀疑这是一部伪佛经。

　　另外，有人还发现，目连在佛经中不仅没有“救母”的故事，相反，他还是个“不孝之子”。佛经《毗奈耶杂事》中就称目连“于母不孝”。这样的思想，势必会遭到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反对。而有人托言“佛说”，将目连演绎成救母的孝子，这自然会受到中国统治阶层的欢迎——因此，有人把目连救母故事称为“中国的佛教故事”，原因就在这里。

劝善戏文

　　盂兰盆会风俗的形成，在距今1600多年前的晋朝就有人记载了，范围波及全国各地，不仅民间在中元节大肆供奉，而且皇宫中也铙吹歌舞，“岁以为常”。

　　盂兰盆会期间，有“台面”的人家常常延请高僧做法事、唱佛经，这就产生了“佛经说唱化”的新体裁——目连“变文”。由于盂兰盆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延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供说唱的《佛说盂兰盆经》势必“扩容”。这样，目连救母的故事就越来越丰富了。

　　《目连救母》经文成变文，最初的表现形式是说唱。到宋代，在七夕的盂兰盆会上，《目连救母》的变文说唱演变为杂剧，只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见到杂剧剧本，但这一时期的《目连救母》，由于演出时群众参与性强，因此极受欢迎。这时的福建、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四川、安徽、云南、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处，处处都有目连戏的锣鼓声。目连戏的演出规模也越来越大，剧本也越来越长，最长的达到100多出。

　　但不论剧本是长是短，在明朝万历（1573-1620）之前，一律是手抄本，演出也多在民间举行。到了明朝万历初年，目连戏开始受到文人和官僚阶层的注意及喜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位，就是徽州祁门人郑之珍。他对目连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就是编纂并刊刻了《目连救母劝善戏文》。

　　郑之珍（1518-1595），祁门清溪人。他出生于徽商之家，父母因患痘病而致残，手脚行动不便。郑之珍兄弟七人，之珍为长。在他们兄弟眼中，郑之珍是个只会读书不会理财的人，于是在兄弟分家时，将更多的家产分给了他。然而，郑之珍从小眼神不好，甚至因此影响到写字。他的一生，一直走着倒霉的“闭运”——当地人都知道他才高八斗，文武双全，但自从20岁左右考中秀才后，在考场中又接连摸爬滚打30年，直到50岁，他不得不放弃举业，彻底打消了读书做官的念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既然不能取得为国效劳的机会，那就“立德立言，以垂训天下后世”，即要著书立说，教化天下。

　　郑之珍是个特别孝顺的人，曾大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于是发挥他当年研学江南三吴之地词调歌曲的长处，以祁门一带盛行演唱的目连戏为题材，在60岁左右，编成《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不仅希望文人、官宦阶层得到教化，而且还要使目不识丁的“愚夫愚妇”看得懂、听得见，要让他们从中受到教育，达到“劝善”的目的。

　　郑之珍的“劝善戏文”，是对流行已久的各种目连戏抄本的改编，表现的是忠孝节义，但戏文中广泛引用了民间土语、谚语，并穿插爬杆、蹬踢、跳索等杂技表演，精彩刺激，特受欢迎。此前的手抄本，长的达200出，郑之珍删繁就简，只突出目连救母的艰难历程，至于其他长篇剧本中目连的前生后世，几乎被郑之珍删除得一干二净。

　　从当时的反响看，郑之珍的改编是十分成功的。求抄剧本的人纷至沓来，有的千里迢迢，有的愿出重金，致使郑之珍应接不暇。经过邻里各乡捐款，郑之珍聘请徽州著名雕版大家黄铤，将“劝善戏文”刻版印行，才解决了“供不应求”的难题。郑之珍的“劝善戏文”也因此得以风行一时。

　　自“劝善戏文”诞生到今天，目连戏在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阶层，上演四百多年不衰。具有“戏曲化石”之誉的目连戏，因其鲜明的民俗学特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再度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学者朱万曙教授已成为目连戏研究的知名专家；祁门的王长松、叶养滋被文化部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