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从制度缺陷、责任转嫁、维权困境等维度分析，《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称《条例》）实施二十三年来，其结构性漏洞已对医患信任、医疗责任认定及系统安全造成多重破坏。
大家好，这里是天斗医号患者权利保护组。我是北京的医疗纠纷律师宋中清。
核心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系统性责任被弱化，矛盾转嫁至医患个体
管理过失被技术化掩盖
约87.1%的医疗损害源于管理体系漏洞（如违规降低手术资质、设备维护缺失、超负荷排班），但实际追责中，医院常将问题简化为“医生操作失误”，规避管理责任。例如湘雅二院瞒报重大医疗纠纷、手术管理违规等问题被处罚后，仅承担4.8万元罚款，与其7亿元资金规模形成鲜明对比。
行政问责让位于民事调解
2018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施行后，卫生行政部门主动查处医疗事故的职能弱化，转而依赖“医疗纠纷调解”，导致本应由系统承担的责任演变为医患个体对抗，加剧冲突。如张掖市卫健委被指包庇医院伪造病历、威胁患者家属，充当“保护伞”。
️ 二、法律责任被稀释，违法违规成本降低
“以鉴代审”架空法律威慑
《民法典》第1222条明确规定：若医疗机构存在伪造病历、违反诊疗规范等行为，应直接推定过错。但实践中，法院普遍依赖“医疗过错参与度鉴定”，而鉴定存在潜规则——致死/重伤案件责任比例不超过50%，形成“责任天花板”。例如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误切八旬患者全胃却被鉴定为“主要责任”，涉事医生仅被停业一个月。
刑事追责通道被堵塞
使用无资质医师、伪造病历等严重违法行为，本可依据《刑法》第335条追究医疗事故罪，但常被纳入“技术争议”框架，通过鉴定淡化处理。典型案例中，医生违规操作致患者死亡后，卫健委甚至声称“医生没有责任”。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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