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医文化硬核课42:舍弃原办法正确机制处理条例23年带来的破坏

中国医疗事故处理机制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23年来，逐渐暴露出系统性责任被弱化、个体医生被过度追责、鉴定机制偏向技术过失等问题，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信任缺失，并催生了“以鉴代审”“甩锅临床”等结构性矛盾。

大家好，这里是天斗医号患者权利保护组。我是北京的医疗纠纷律师宋中清。
现行制度倾向于将医疗损害归因为医务人员的技术操作失误，而忽视了管理漏洞、资源配置失衡、制度缺陷等系统性因素。有数据显示，约87.1%的医疗损害源于系统性管理过失，如违规降低手术资质、人员超负荷、设备维护缺失等，仅12.9%与个人技术直接相关。然而，在实际追责中，医院管理层责任常被规避，问题被简化为“医生做错了”，从而将系统风险转嫁给一线医护人员。
同时，《民法典》第1222条规定，若医疗机构存在违反诊疗规范、隐匿或篡改病历等行为，应直接推定过错，无需依赖技术鉴定。但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依赖“医疗过错参与度鉴定”，该鉴定存在行业潜规则——对致死或重伤案件，责任比例通常不超过50%，严重稀释医院责任，形成“责任天花板。这种“以鉴代审”机制削弱了法律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震慑力，也阻碍了对管理责任的追溯。
此外，2018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施行后，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逐渐让位于“医疗纠纷调解”，弱化了卫生行政部门的问责职能，使原本应由系统承担的责任演变为医患之间的民事对抗，加剧了双方对立。
患者维权被迫陷入“打官司靠鉴定、鉴定被限责”的困局，而医生则在高强度工作与高风险追责之间承受巨大压力。
更严重的是，伦理过失、管理失职、超范围执业等非技术性过错常被纳入“技术争议”框架，逃避刑事或行政追责。例如，使用无资质医师、虚开诊疗项目等严重违规行为，本可依据《刑法》第335条追究医疗事故罪，但在实践中往往通过技术鉴定淡化处理。
综上，当前机制的变化并未实现公正追责，反而导致：
医疗安全文化从“系统改进”滑向“个体担责”；
医患矛盾从制度问题异化为个体冲突；
法律责任被鉴定机制稀释，监管缺位；
一线医务人员职业环境恶化，甚至引发极端事件（如医生坠楼）。
真正正确的做法应是：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直接追责，推动以“违约责任”或“行政违法”为由的诉讼路径，打破对技术鉴定的依赖；建立公开透明的问责机制，倒逼医院完善管理体系，重构基于制度信任的医患关系。
感谢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