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从第四把交椅上摔下来，软禁在北京的日子

我们把历史的时间拉回到1970年的8月。

从1970年的8月23号到9月6号，这段时间在庐山召开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成了陈伯达仕途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了他的仕途终点。在这之前，他的地位是第四号人物，而如今的境况却大为改变，他一下子就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

“批陈”的浪潮从庐山上，迅速蔓延到了全国。

从庐山下来后，陈伯达回到了北京，他闷闷不乐的回到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的家里。

这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曾经是李克农上将的居所。陈伯达搬进来之后，因为怕冷，就修了一个玻璃走廊。

之前，他住的地方进进出出的人挺多，而如今时过境迁，陈宅门口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了。

这个嗜书如命的大秀才，此刻不许走出家门，也不许往外打电话，就连他的秘书也是如此。毫无疑问，陈老夫子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个嗜书如命的大秀才，只好一头钻进书房，原本想着在书房能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哪晓得，那一行行字压根看不进去，高墙外头正刮着“批陈”的浪潮，而高墙这头，被批之人看似平静，内心实则忐忑不安。

这个嗜书如命的大秀才，不抽烟、不喝酒，就连像样子的衣服都没有几件。他的那些稿费，几乎都花费在了买书上。就连他的家里，还特意修了一个书库。这书库里面装满了他的个人藏书，有三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还有三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除此之外，他还专门腾出一间屋子，用来存放那些珍贵的线装古书。

这个嗜书如命的大秀才，此刻是半点看书的心思都没有了。

他心里此刻只有一股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见见伟人。

他一次次给伟人的秘书徐业夫打去电话，想求见主席。但是，得到的回复要么是“正忙着”，要么是“已经休息了”。总之，就是没空见他。

虽然他晓得这是婉拒，但内心终究还残留着一丝的侥幸。毕竟，他曾经在伟人身边工作多年。

回北京后，有几个晚上，到郊外散步，为的是排遣自己的苦闷。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至，怕遇见外国人.......
——来源：《陈伯达传》.第11页.叶永烈.著.

那时候的陈伯达，其实已经是被禁闭在北京的家里了。

起初，他想保持着乐观和平静的心态。但似乎这是做不到的，随着日子的推移，内心那股不安逐渐抬头，逐渐蔓延上了心头。那股子愁绪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以至于他感到了绝望。

有迹象，是要逮捕送监。我感到绝望，托那位管药的同志：在要实行逮捕时，请他设法把一批安眠药给我。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医务所了。
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
——来源：“陈伯达书稿”.

他这里所说的“自己”，指的是：自己人。

1970年10月18号，这一天，陈宅原来的警卫都被调走了，新来的警卫是8341部队。意思很明白了，表明这是就地对他实行监禁。

1981年的1月25号，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刑期就是从1970年10月18号这一天开始算起的。到1988年10月17号，他的刑期结束，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1981年8月下旬，他被特批保外就医）。

也是在同一天，他的两个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这两个秘书被押送去了北京政法学院。

也是在同一天，陈伯达的那些待遇都一并取消了。譬如不再配有轿车：那辆黑色的红旗车、还有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了。还有陈家的女工、保姆也在同一天被拘押。

谁能想得到，在四年前，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还是名列第五的人物；1967年的年初，他一跃成为第四号人物，稳坐第四把交椅。哪晓得，仅仅才过去不到四年的时间，这个第四号人物的境遇完全不一样了。

陈伯达也算是陈家这么几代人里面，爬上的位置最高的一代了。

很多人都不晓得，其实他的本名是“陈声训”，他还有一个哥哥叫陈声诜。

上私塾的时候，先生给他改了名字，叫陈建相，字尚友。陈伯达去世后，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现场的名字挂的是“陈建相”，以至于来往的路人也不晓得，这居然是鼎鼎大名的陈伯达。

这“声”是按照家族辈分给的，也就是“世振家声，云曼肇祥”；而私塾先生给取的“相”，是按照全乡的排辈给的，即“金玉其相，忠信为宝”。

陈伯达的这两个名字——“声训”和“建相”分别是按照家谱和乡谱给取的。

早年间，陈伯达的诸多文章还有家书，署名“声训”、“生训”、“尚友”。

而路人皆知的“伯达”其实是个笔名，是怎么来的呢？

他20岁出头的时候去莫斯科求学，在留学期间看了一部电影，名为《斯巴达克斯》。他非常崇拜这个古希腊的起义英雄，故而就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巴达”。为了和中国人的名字更像一些，就改成了“伯达”。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陈伯达”这个笔名既成了他的名字，成了他的一个符号。

据他晚年回忆，第一次使用“伯达”这个笔名，大约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北平。

在陈伯达的回忆里，他的启蒙老师是父亲陈其潜。

他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因为在八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父亲作为家乡的私塾先生，对别的学生要求比较宽大，但对儿子的要求很是严格。在学业上要是稍有懈怠，父亲就会打他。

他记得有一次，父亲打得很凶。

晚上，昏黄的油灯下，母亲小心翼翼的擦拭着儿子的伤痕。看到儿子伤痕累累的身体，母亲不由得潸然泪下。那一晚上，在母亲的怀抱里，他慢慢的睡着了，很安心。

父亲去世后，也不能断了学业。

陈伯达就去了伯父创办的私塾上学。那年月，学费也不便宜，一年三元钱。

新的私塾老师是个老秀才，姓贺。

和父亲的教学方式比起来，陈伯达觉得贺老师的教学方法好了许多。贺老师不鼓励死读书，他会一边讲解，一边让学生读，懂了以后再背诵。

在贺老师那里学习了三年，陈伯达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三年之后，伯父也没钱了，私塾也就关门了。

陈伯达只好去梅山小学就读。

那梅山小学是由一间破庙改建而成，很简陋。之前呢，附近三个乡的老百姓们经常来烧香，攒了些钱，这才把庙改成了小学。

这小学是陈伯达的二伯父创办的，大伯父也是这小学的老师。可见，陈家对教育是很重视的。

长到15岁，陈伯达就去考中学。

那年月，很多家里贫穷的学生，基本上都是选择报考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学校大多是不收取学费的。陈伯达报考的是泉州师范学校，可惜没有考上。后来他又去报考集美师范学院。虽然他的国文功底深厚，但是算术却拿了个零蛋。毕竟他之前都是在旧式的私塾读书，压根没有学过算术。

也得亏他的国文功底深厚，发榜后，他的名字在候补生的最后一名。

可惜，他不晓得这候补生是啥意思，以为“候补”就是不能入学的意思。他也没有去询问，就这么懊恼的回家了。后来他才晓得，原来这“候补”也是可以入学的。

没得办法，他只得第二次报考集美师范学院了。

和上次一样，考国文科目他是得心应手，遇到算术就愁了。

那天考算术，他从中午走进考场，一直到了傍晚六点，他一道算术题都没写出来。

监考老师心也善，让他别着急，先去把晚饭吃了，吃完再来写。

有个同乡学子告诉他，应该怎么做算术题。陈伯达认为这样做不光彩，于是乎，吃过晚饭走进考场，到了晚上八点多，他还是交了一张白卷。

原以为，这次肯定是没戏了。

哪晓得校长看过他的国文卷子之后，觉得这学生不错，哪怕他算术是零分，还是给录取了。当然了，名次在最后一名。

就这样，陈伯达顺利进入了集美师范学院就读。

如果用现在的学历来衡量的话，这学校属于是“中专”，专门培养小学教师的。故而，晚年的陈伯达也会自嘲，说自己的学历只有中专。

在学校读了两年半，陈伯达毕业了。毕业的时候，他只有17岁。

毕业后，他就回了老家惠安，当了一名小学老师。教了一个学期，一个同乡介绍他去了厦门教小学。

18岁的他来到厦门之后，变得异常的忙碌了。

那时候，他在三四所小学兼职，来回奔波，教的科目也很多，国文、英文、美术，甚至还有他之前畏惧的算术。

也是在在这段时间，18岁的他喜欢上了诗歌。

那时候，他的偶像是已经声名鹊起的郭沫若。他捧着郭的诗集《女神》，一遍一遍的阅读，对这个大诗人，他是崇拜得不得了。他拿起笔，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自己读《女神》的读后感，寄去了上海（郭住在上海）。

没过多久，郭回了信，让他这个粉丝高兴得不得了。

陈伯达把自己写的诗《秋风歌》寄去了上海，又收到了回信。尽管两人相差了12岁，但这书信的一来一回，也建立了友谊。1958年，郭沫若重新入党的时候，陈伯达还是他的介绍人。

那时候的陈伯达，也就18/19岁的样子，还是一个沉浸在诗歌里面的一枚文学青年。谁又能晓得，这个文艺青年往后，会凭借着手中的笔杆子，一步一步的走上历史的大舞台前面，一跃成为新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而他的祖父辈们，虽然也有中过进士的，但大多也就到了秀才，后续也都没有走上仕途，而是在私塾当一名普通的教书先生。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陈伯达这一代，也算是实现了阶级的跨越。可惜，辉煌来去匆匆，高光也是昙花一现。如今，陈家的书香气依旧，只不过回归到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