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民”到“安民”——论东莞得名的真相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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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东莞之得名，历来有“莞盐”“莞草”“侨置郡”三种说法。本文认为，“东莞”之“莞”，音义先得于“盐”（盐官），而后得于“草”（莞草），单一的“莞盐”或“莞草”说都不足以说明东莞一名的由来。《东莞张氏如见堂族谱》记载：“（东莞）以盐官莞榷而得名，当取‘莞簟安民’之义。”生动反映了东莞先民从盐官“管民”向莞簟“安民”的观念转变。

关键词：莞盐；莞草；东官；东莞；得名；安民

一、咸潮与海神崇拜

海翻浪涌，时不时侵袭沿海居民之地，“漂没人畜屋庐”，这是现代人都能理解的自然现象。但往前推千百年，海滨居民常常将海潮泛滥与神灵崇拜联系起来，比如广东雷州、琼州（今海南）二郡之民历来相信：海边的“咸雨”“咸潮”汇为“水卤”，倒流千里，以致“禾苗朽烂，数年而不可复耕”，是因为海神恼怒滨海之民不够虔诚，于是驱赶咸潮加以惩戒。因此，清初岭南学者屈大均（1630—1696年，字翁山）在《广东新语》中说：“粤人事海神甚谨。”

位于广州东郊的南海神庙，始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此后历朝帝王都遣使代祭。唐开元十四年（726年），可园主人张敬修的先祖张九龄奉旨祭南海，从此“祭典始盛”；天宝十年（751年），张九龄之弟张九皋奉旨“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一门光耀可谓冠绝岭南。明清时，广东文武官员于每年春秋仲月（二月、八月）齐聚黄埔，祈求“海不扬波”或“万里波澄”。

海神驱赶咸潮“逆流万顷”固然可怕，却也为陆居的众生带来了“盐”这种无人可缺的“天藏之物”。古代东莞濒临大海，“迤逦数十里皆海岸，其利渔盐。”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零散的采盐活动。古人称“煮海水为盐”为“煎波煮海”，一派诗情画意。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其艰苦的劳作。作为最古老的生产活动，它对东莞建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既深且远，至今留痕。

二、东官：因盐设郡

根据地理条件，食盐分为海盐、湖盐（池盐）、矿盐（岩盐/石盐）和井盐。除部分矿盐是自然成盐外，其他的盐都需要人工采制。先秦时期，中国人口规模不大，采盐业多半由小群先民自采、自运、自销。中华疆土大部分地域都能出产食盐，因此古代中央政府除了收税——有时则免税，并未过多干预自给自足的盐业经济，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开始设置盐官。

盐利自三代（夏商周）至秦皆在民，汉时始领以官。至唐则专用榷盐法（食盐专卖法）以充军国之用，一切制置为后世所自。

也就是说，政府从汉代开始在各地设置盐官（与铁官合一，统称“盐铁官”），管理盐业生产；到唐代则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增加税收以供国用，成为后世盐业制度的基本依据。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全国一统后，汉武帝采纳治粟都尉桑弘羊（前152—前80年）的建议，在域内二十八郡设置三十八处“均输盐铁官”，盐铁的“产制、运销、卖出，由政府一手经办”，敢私自铸造铁器买卖食盐者，左脚戴脚镣（“釱左趾”），没收“其器物”。秦廷在岭南设三郡（南海、桂林、象郡），汉武帝时扩为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共设置了两处盐官，即南海郡番禺盐官和苍梧郡高要盐官。两“官”东西相对，因此又分别称为“东官”和“西官”。崇祯《东莞县志》记载：“场名东官，谓东方盐官。”“东官”辖盐场，而“西官”所在的高要并不产盐，而是利用地利之便，将珠江口两岸所产的盐“运销至西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成为当时的“盐运中心”。

“东官”所辖的盐场主要位于珠江东岸，陈伯陶（1855—1930年，字子砺，东莞中堂人）认为：“汉时番禺县盐官即设于今之莞地。”200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专家在惠州博罗岭嘴头考古遗址发掘了一件盏小座大的“I”形汉代陶灯，灯把上戳有“盐官厨”三字，表明“这个灯是盐官官署专用的灯”，而盐官署很可能就在岭嘴头村附近，或“距离遗址不远的某地有番禺盐官的派出机构”。此时的“东官”既不是地名，也不是官名，而是笼统指称盐官驻地。

东汉献帝建安七年（202年），周瑜（175—210年，字公瑾）劝谕孙权不要奉送人质给曹操时，列举东吴的优势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当时东吴境内有海盐（今海盐境内）、沙中（今常熟境内）、东莞（东官）三处重要的产盐区，可见盐业是孙吴独霸东南、不惧与曹魏抗衡的重要资源。

东吴黄武三年（224年），孙氏政权在莞地设置“东郡”，郡治设在东莞盐官署附近的城子冈（今深圳南头一带），因“坡势如城”，故称“城子冈”。“东郡”即“东莞郡”，因“钞写者误脱莞字也”，而“莞字本作官”，也就是说“东郡”本应写作“东官郡”。

东吴时期是“东官”第一次建郡，也是第一次用“东官”来命名行政区。

东吴仿效魏国的做法，于末帝（即孙皓，242—284年，字元宗）甘露元年（265年）在“东官场”设置了带有军事管制功能的地方盐官——司盐都尉，“如‘铁官’‘盐官’之类是也。”——而海盐和沙中则先后设置了司盐校尉和司盐都尉。司盐都尉带有明显的地方政府色彩，为了强化管理功能，不仅在东官场北侧“城子冈”设立官署，名为“司盐都尉壘（同垒）”，而且在周边大兴土木、修筑城池。这也是东莞最早的城镇化时期。

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年），东莞从南海郡析出再次独立设郡，下辖六县，即安怀（今惠州惠东一带）、兴宁（今梅州兴宁一带）、海丰（今汕尾海丰一带）、海安（今江门台山一带）、欣乐（今惠州惠阳一带）以及新置的宝安县。东莞郡治、宝安县治均在城子冈——据说北宋时当地人还能看到郡治的“颓垣断堑”，位于盐官署（即“东莞场公宇”）东侧“二百步”。设郡后，郡太守则由东吴时期的司盐都尉转设而来。这并非独有现象，比如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年），东吴的沙中盐区撤销盐官署，“立以为南沙县（今常熟市一带）”，而南沙县令，则由“吴县司盐都尉”充任。可见先有盐区、后有行政区，先有盐官、后有行政官是沿海产盐区建制沿革的鲜明特点。古代东莞可谓“因盐而设郡”。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繁，南迁人口剧增，对食盐的需求也随之增长。东莞作为重要的盐产地，一面持续吸收北方移民，一面则促进了盐业生产。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东官郡和南海郡均遭废置，东官郡改为宝安县，属地并入南海郡废置后新设立的广州总管府。东官在三国东吴和东晋两度设郡的历史从此结束。

三、东莞之“莞”：从“盐”到“草”

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改为东莞，县治迁往到涌（今莞城），开启了以“东莞”为名的建县史，即“东官”自此改为“东莞”（“官字之易始于此”），而“莞”字取“莞草可以为席”之义。创作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小雅》说：“下莞上簟，乃安斯寝。”意为“下面铺莞席，上面铺簟席，才能安稳睡眠”。而这个“安”字恰恰成了东莞先民以“莞”代“官”的重要契机。《东莞张氏如见堂族谱》记载：“（东莞）以盐官莞榷而得名，当取‘莞簟安民’之义。”生动反映了东莞先民从盐官“管民”向莞簟“安民”的观念转变。

以“莞”代“官”，说明至少在唐朝中期，岭南已大量出产莞草和莞席，成为标志性的物产，以至东莞直接用作地名，说明东莞地区的产量已达相当规模。唐元和十四年（819年），被贬潮州八个多月的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人）接到朝廷谕旨，调任江西袁州（今宜春）刺史。十二月他取道韶州（今韶关）游览开元寺时，看到禅房的竹床上铺设的正是莞席：

桥夹水松行百步，竹床莞席到僧家。

暂拳一手支头卧，还把渔竿下钓沙。

离开潮州这烟瘴之地，与寄居在韶州的家人劫后重逢，过完春节就准备前往离京师更近的袁州，韩愈的内心毕竟轻快了不少。这首诗非常及时地反映了他的心理状况，并且无意中为莞席的广泛使用提供了直接证据。

明清之际的屈大均说：“莞”读音为“完”，又读为“官”，因为“官”（指盐官）字“为用最古”，又因为“东莞人多以作莞席为业，县因以名”。充分说明“东莞”之“莞”，音义先得于“官”（盐官），而后得于“草”（莞草，“莞簟安民”），单一的“莞盐”或“莞草”说都不足以说明东莞一名的由来。

至于“东官”有时又写作“东筦”，崇祯《东莞县志》认为这是取用了汉代“筦盐铁”的“筦”字，因为“筦”通“管”，是对盐铁官职能的称谓。概而言之，单从文字上看，东莞得名大致经历了“筦”—“官”—“莞”三个阶段。“筦”字在汉代作盐铁官名使用，已不多见，“官”字从汉代至民国时期断断续续使用，越到近代使用越少；而“莞”字从唐代使用至今，流传最广。

由上可知，“东筦”“东官”“东莞”所指大略相似，很多文献并不作严格区分，以至民国时仍有人以“东官”指称东莞，比如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1861—1939年，字伯序）于庚午年（1930年）为张敬修的《可园遗稿》作序，就一再称东莞为“东官”。总之，从“官”到“莞”，从“盐”到“草”，由“管”而“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东莞”得名背后音、义转换的逻辑。

建立“县制”是某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重要标志。东莞立县，则“得益于渔、盐之利和海外贸易”，这是东莞古代发展史的突出特点。

四、制盐业与东莞社会

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东莞盐业生产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到北宋中期，仅东莞境内就有东莞、官富、归德、黄田、叠福、金斗六大盐场。其中金斗盐场（香山盐场的前身，位于今珠海市香洲区山场村）远在珠江西岸，南海之滨，常受海盗滋扰。早在唐至德二年（757年），东莞县就在金斗场设立了一座军事营镇——香山镇，设寨官，以保护盐业生产。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东莞知县姚孝资接受香山镇寨官、仁厚乡（今中山石岐）进士陈元英（1087—1183年，字天觉）的建议，奏请将香山镇所在的文顺乡再加南海、番禺、新会三县的滨海之地“改升为县”，刺激了香山的盐业。到明初编户时，香山盐场的盐丁达两万人，从洪武到正统初年，“香山鱼盐为一郡冠”。

元代的东莞盐场多由乡豪掌控，政府对盐场的控制力较弱。东莞茶山人何真（1321—1388年，字邦佐）生于官宦之家，二十岁时担任元治下的河源县务副使（相当于副县长），不久后又改任淡水盐场（今惠州境内）“管勾”一职。这是从九品的卑微官衔，时值元明交替之乱世，何真无心上任，而是回乡奉母。因为智勇兼备，后来又成为盐场军阀文仲举和郑润卿的部属。元至正二十八年（即明洪武元年，1368年），依靠盐场势力逐步壮大的何真扫平了广东境内几十股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广东。因顺服新朝有功，洪武二十年（1387年）被朱元璋封为“东莞伯”。

他的儿子何崇祖在宣德九年（1434年）所撰的《庐江郡何氏家记》，详细记录了元末惠宗至正十五年（1355年）东莞乡豪割据各处盐场和乡村的情形，表明东莞盐业经济曾对广东政局产生过重大影响：

明英宗正统（1436—1449年）末年，阶级矛盾激化。南海县“潘村小民”黄萧养（不详—1450年，原名懋松）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率兵反明，附随起事的除了“服农者”，还有渔民、疍民、盐丁、木石匠人、采樵贩卖者和粤北的苗瑶山民等，高峰时兵众达十余万，波及整个珠三角，各地盐场也受到冲击。起义被平定两年后（1452年），明廷将南海县部分地域划出，新置顺德县，取“顺天明德”之意，仍归广州府管辖。叛事虽平，却给粤人留下了“海寇之雄，莫过萧养”的惊恐记忆，以致数百年来珠江上游江面浮现白鹅，就被视为“妖物”——因为据说有两只白鹅曾充当黄萧养叛船的“先导”，故而该处江面也被称为“白鹅潭”。

明代是广东盐业发展的高峰时期，盐场从宋元时期的13座增加到29座，盐产量和盐业人口也达到高峰。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加强海防，在东莞西南部城子冈盐官署附近及东部海滨分设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旧址尚存）。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东莞县户”为24968户，丁口为76364人，平均每户丁口在三人以上。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东莞造册户数为25362户，其中灶户达6653户，超过总户数的四分之一。按照一户三丁计算，则灶户丁口达19959人，可见当时盐业人口已是东莞人口的重要部分。

因为盐业，东莞自古就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

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为加强以珠江口东岸为重点的南部海防，明廷分割东莞沿海区域，另设新安县（今深圳、香港地区）。自此原本位于东莞境内的黄田、归德、东莞等盐场都归入新安名下，东莞只剩下靖康一处盐场。

靖康盐场位于珠江口东岸，今长安（古称“靖康”）、虎门一带，大宁、南栅、北栅即为盐场中心。该场盐产量从元朝大德年间至清初三百年间一直处于广东盐场的中上游，比如大德年间，靖康场引额为2058引，仅次于归德场的2518引，在东莞、黄田、香山等五座珠江口两岸盐场中居第二位；而乾隆年间，靖康场引额为9703引，在五座盐场中居首位，而香山场为6406引，居第二位。一座盐场的引额多寡直接反映了某个时期盐产量的高低，而盐产量的高低又直接影响该地的人口聚集和经济增长。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任礼部左侍郎的厚街人陈琏（1369—1454年，字廷器，号琴轩）在诗中这样描述靖康的“盐场夕照”：

虎门落日暮潮来，归鸟翩翩作阵回。

煮海竟烧烟万灶，收盐多积雪千堆。

其实不止靖康场，明代至清代中期整个东莞南部几乎就是一座巨大的盐场，从长安、虎门一带一直绵延到香港大屿山。乾隆时期的东莞诗人吴濂在《宝安杂咏》中写道：

农桑不事最清闲，蛋浦壕田日往还。

叠屿鱼鳞三十六，盐花白到大奚山。

盐业不但促进了古代珠江口两岸的经济发展，也吸引了众多北方士庶来此定居，其中不乏世家大族，如长安蔡氏、虎门北栅陈氏、南栅王氏、白沙郑氏、大宁谭氏、怀德邓氏等。南宋末文天祥之弟文璧也举家迁至“新安县十五都根竹园”，世代以盐为业。盐业经济发达，产业人口聚集，直接推动了虎门的儒学教育。明清两朝，虎门北栅陈氏共培养进士5名、举人27名，可谓“文运光昌”，“为莞邑最布（显赫）之家乘”。因此，虎门的书院也格外引人注目：

与他处稍有不同的是，东莞盐场宗族与场商、水客都有“极深的渊源”，有的族人本身就是水客或场商，靠盐业发家致富。宗族致富后最大的冲动就是买尝产、建祠堂、办书院，培养士子官员维护家族利益，以实现“尊祖敬宗收族”的目的。元代一个叫陈联的人，奉命担任东莞大宁盐场“盐政”，从雄州（今南雄）迁居虎门沙头。明永乐年间，后人陈顺创置税田“十余顷”（约1000多亩），每年收租1000多担，于是修建祠堂，每年拨租100担“为春秋祀事之用”，又在祠堂旁边筑造“莲峰书舍”，每年拨租12担5斗作为聘请塾师、修缮书舍的经费。

五、制盐业衰落

入清以后，虽然珠江口两岸制盐业仍在延续，但衰势已然显明，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三条：

第一，清初大举迁界。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为断绝东南各省“接济台湾（郑成功割据）之患”，颁布“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出海贸易，同时“不许（外国）片帆入口”。在中外贸易已成气候的情况下，“禁海令”逆势而行，自然收效甚微。顺治十八年（1661年），眼见“禁海令”难行，清廷颁布更为苛刻的“迁海令”，即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沿海居民内迁30里至50里不等。广东“东起饶平大城所”，“西迄钦州防城”，限三日内“尽夷其地，空其人民”，毁屋掘坟，“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在在设重兵”，违令滞留或越界者即麾兵屠戮。

广东迁界波及28个州县和20个卫所，被迁民众数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导致20万人死亡，荒废田地531万亩，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迁海”）受此波劫，广东除了广州的茅洲墟、潮州的达濠墟、惠州和廉州的盐田村四处，其他灶户“不许出界熬盐”，以致大批失业逃散。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认为第一次迁界尚不彻底，强令广东再次迁界（“复迁”），“盐益衰。”珠江口两岸盐场几乎停废，盐产骤减，以至原本行销粤盐的江西吉安、赣州两府，不得不改食淮盐。不过据说赣州人更喜欢用粤盐腌制肉酱，因为粤盐更咸，“气力重于淮盐一倍”。

新安（今深圳、香港）是清初迁界受损最重的地区之一，两次迁界后，人口仅剩两千多人，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田土、赋税仅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左右。康熙六年（1667年），在任四年的新安知县张璞（陕西人，1663年到任）奉命将民稀税薄的新安再一次并入东莞。当时他的内心恐怕既无奈又悲凉，因为他曾亲自赶逐“东、西二路二十四乡入界”。两年后（1669年）新安因展界而恢复县制，张璞也于该年离任。

清初迁界，大批盐丁逃散，虽然迁界后官方设法招募“克苦农民入迁垦殖”，但这些新移民多为来自东江、北江、韩江及福建、江西的“客籍农民”，既不熟悉制盐工艺，又与海滨原住民间离居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平原、谷地和山区村落，习俗语言等也得以保留。总之，盐丁散失，盐田荒废，珠江口两岸制盐业从此一蹶不振。因盐产量急剧下降，乾隆三年（1738年），东莞境内的靖康场与新安境内的归德场合并为“归靖场”。

第二，地理环境变化。明代以来，受中原战乱、海外贸易及迁界展界等多重因素影响，南迁人口持续增多，一面是沿海地区普遍发展客籍移民更加熟悉的垦殖业，“滨海之地悉成稻田”，“煮盐之场”，变为“禾麻菽麦之区”；另一面是珠三角地区陆地沉积，海平面自然退却，“鱼游鹤立之地”，尽为“新坦”。总之，到清朝前期东莞、新安滨海地区“河流日远，沙滩日积”，“盐卤日稀，收成日薄”，已经难以再现“积雪千堆”的繁盛景象。

第三，跨国贸易兴起。随着航海技术进步，跨国贸易兴起，许多原本从事盐业生产的盐民“洗脚上船”，从跨国贸易中找到了比世代煎盐大得多的机会。不仅如此，海外贸易还使得本土盐场不再是食盐的唯一来源，因为广东“毗连洋界，私枭出没”，从港澳、石叻（新加坡）、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庇能（槟榔屿）、广州湾等地“私运入口”的洋盐已经遍地皆是。这意味着制盐业虽已衰落，但国际化的盐业贸易才刚刚兴起。

虎门作为“粤海门户”，自然见惯了春风秋雨，潮起潮落。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随着盐场日薄西山，东莞的最后一处官办盐场——归靖场奉旨“裁撤”，同时裁撤的还有东莞场（今深圳境内）、香山场（今中山境内）和丹兜场（今广西合浦境内）。本该由四座盐场供应的盐斤全部改由广东电茂、博茂两盐场“加增”，自此，“莞盐”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偶尔闪现在乡邦文献中。

归靖场原有的“灶田地塘”共1021顷（1顷合100亩），全都改作稻田“起征银两”“以补场课”“盐田池漏拆毁净尽”；“所有衙署地基及仓房物料”估值变卖，仅得纹银59两5钱2分2厘。这意味着，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始设盐官的东莞盐场，经过1900多年的跌宕起伏，“海桑之变”，终于隐没在历史的后台，但从东莞生发出来的盐故事并没有结束。

六、抹不去的盐记忆

东莞素有莞盐、莞香、莞草为“东莞三宝”之说。其实这“三宝”既是东莞土产，也分别代表着三段重要的产业史和文化史。如今莞香起死回生，寮步的中国沉香博物馆和牙香街象征着莞香产业的复苏和回归；野生的莞草固然不易见，但在厚街、沙田等镇还能看到小片的人工草田以及作为“非遗”流传的莞草编织技艺；莞盐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一些旧地名还存储着些许带着咸味的信息。

虎门大宁一带是明清盐场的中心区，北有龙眼（栅）和北栅，南有南栅，都是当年盐场下设的盐栅。而在威远岛九门寨社区有一条叫“思贤冲”的巷子，位于了望山东面山脚下，巷子两侧都是密集耸立的民居，大多租给了外来居民经商或开办家庭作坊，一派繁忙景象却让人很难与当年的盐业联系起来。据说这里曾是靖康场的食盐私运出港的重要节点，原名为“私盐涌”，盐业衰落后，才更名为“思贤冲”。在粤语中，二者读音几无分别。

明清交替之际，广州沙亭的屈大均家族视南海神庙为“家庙”，因为屈氏家族曾以“祭田”供给庙祭之费。屈大均在神庙祭文中说：

天吴海怪，饮食咸丰。

咸波不溢，禾稼芃芃。

据说“天吴”是上古神话中的水神。屈大均在祭文中希望水神、海怪“饮食咸丰”，无所匮乏；希望海神平息咸潮，禾稼丰茂，濒海之民安居乐业，很早就表达了人神共治、万物和谐的理念。如今，人类运用更先进的技术更快、更多地制取海盐，也不再畏惧所谓的天吴、海怪，不必祭祀海神和盐神。人神分道，海盐一类的“天藏之物”从此也不再神秘了吧。

作者：袁敦卫

来源：《潇湘文化研究》2025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杨 琪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贺雨婷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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