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皇权大于一切,皇帝用人无论是贤臣还是小人都会从自身需要出发,绝不是某些贤臣带好了皇帝也不是某些小人带坏了皇帝。
唐玄宗(来源剧照)
唐玄宗平定太平公主的政变后,政变中不少宰相被杀,玄宗需要稳定朝局和经济发展,于是开始寻找合适的宰相。
但是,到底任命几个宰相,又要用谁呢?皇帝也并不清楚,只能不断地试验。于是,接下来的一年就成了唐代宰相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之一。
原有的三位宰相相继去职,陆象先原来是太平公主的阵营但没有参与太平公主的政变,玄宗没有怪他,相反为了安抚人心就让他继续担任宰相。人心稳定后,陆象先的使命结束,皇帝立刻把他派往了地方。第二个是利用军权帮助皇帝获得了胜利的郭元振,政变结束他就没用了,三个月后,皇帝找了个不怎么高明的理由将其贬黜。最后一个是魏知古,他是皇帝的嫡系,但缺乏才能也罢相了。
皇帝随后任命张说和刘幽求为宰相,他们才华出众但缺乏治国的能力,于是很快皇帝对他们就不满意了。随后姚崇进入了皇帝的视线,姚崇在武后和睿宗两朝担任过宰相,他没有参与玄宗对太平公主的政变,且有能吏的名声,他担任过兵部尚书,同时还兼任宰相,这使得皇帝认为他更加合适宰相之职。
姚崇(来源剧照)
姚崇担任宰相后提拔了自己的亲信卢怀慎做了自己的搭档,姚崇本身是个强势的人,卢怀慎很有自知之明,虽同为宰相但一直处于配角。两人的合作可以说是很顺畅,政府的办事效率也提高了,但是卢怀慎和姚崇年龄比较大了,几年之后卢怀慎去世,随后姚崇也辞职了。他们在职三年左右的时间,为后面的开元盛世开了个好头。
接替他们的是宋璟和苏颋,两人恰好又组成了类似姚崇和卢怀慎的搭档。宋璟是武后时代有名的廉吏和干吏,为人正直,不怕得罪权贵,在中央和地方都担任过重要职务,治国经验丰富。
宋、苏组合基本复刻了姚、卢模式,实践证明这是有效的。宋璟刚正不阿,他的决断大都得到了苏颋的认同,而在和皇帝奏对时,苏颋又往往配合着宋璟的说法。两位宰相的一致性,让整个政治格局变得融洽。宋璟任宰相的时代,是玄宗时期整个官场最为舒适的时代,宋璟时代国家对民间干预较少,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宋璟的政策即使在他去职十几年都还在实行。
宋璟之后是源乾曜,他担任了十年宰相,后来是张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担任宰相,之后是李元纮和杜暹。从姚崇到李元纮他们虽有很多缺点但都是标准的士大夫,他们执政时期,政治比较清明,主张减少对民间的干预,他们作为一个集团所产生的合力造就了开元盛世。皇帝稳固政权,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目的达到了。
这时的皇帝享受着盛世心态也发生了改变,不再克制自己的欲望,他变的讲排场,好大喜功。唐朝周边有很多少数民族政权,吐蕃、突厥、回纥、契丹、党项等,这些少数民族频繁给大唐制造麻烦。这给了皇帝出兵的理由,开元时代的贤相们力求避免军事行动加重朝廷的财政负担的政策被皇帝废弃了。
唐朝疆域
边境战事使得唐朝的财政压力剧增,根据统计,在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就足够了。到玄宗中期猛增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这还不包括物资运输、装备更新以及将士赏赐,若加上这些财政开支就更大了。
现在皇帝最紧要的问题就是解决财政危机,开元时的贤相们都主张减少对民间的盘剥,缩减政府开支,这些人是不会帮助皇帝搞钱的。
所以皇帝和贤相们的蜜月期结束了,皇帝需要理财能手的宰相。
当时的户部侍郎宇文融是个理财能手,他向皇帝提了一系列增收的建议,这些建议基本被采纳,宇文融将多收的钱放到皇帝私库,意味着皇帝不需要经过政府就可以直接动用,这些钱大都用于他的私人消费,还有一部分用于战争开支。靠着理财宇文融颇得皇帝信任。
当时的宰相还是张说,他对宇文融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他给皇帝搜刮的钱越多,民间就会越凋敝。两人政治理念不和变成政敌,于是他联合李林甫等人将张说弹劾入狱,张说就这样被罢相了。
开元十六年,皇帝终于任命宇文融为宰相,事实证明迎合皇帝的需求才是升官的最好方式。但他只当了100天的宰相就在朝臣的一片反对中倒台了,但这时皇帝的欲望愈演愈烈,皇帝任用了大批宇文融般的大臣,这批人逐渐左右了朝堂。
在贤相们看来,宰相的职责是替皇帝治理好国家。但皇帝却认为宰相是自己的臣子,是按照皇帝的意图做事的人,也就是听他话的人。事实上,玄宗后期一直在寻找的,就是一个能够理解他的意图,并按照他的意思办事的人。
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和私欲,皇帝的意图并不总是对国家有利的,贤相们依然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的,就是皇帝应该支持的。这种矛盾导致了皇帝和贤相集团的冲突,只是不管皇帝还是贤相集团,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时,有一个看透了问题的人出现,他能够揣摩好皇帝意图,他就能够长期占据宰相职位。这个人就是李林甫,他是玄宗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时间长达19年,这并不是因为他比贤相们更厉害,而是因为皇帝需要他。
李林甫(来源剧照)
李林甫任宰相不久就把另一位宰相张九龄排挤出了宰相队伍,至此唐朝进入了李林甫时代,这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人们后来了解这段历史后,无不感慨前期皇帝的英明神武和后期皇帝的昏聩不堪。
事实上皇帝的变化没那么大,在早期就有意无意的表现出个人私欲和好大喜功,只是当时的朝局不稳,皇帝最主要的还是稳定政局,不得不任用一批贤相来治国理政。但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贤相们只要求皇帝省钱和节制私欲,这已经不能满足皇帝的需要了。可以说,开元年间和天宝年间的玄宗皇帝从来没有变过,他只是在不停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宰相,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之后,终于找到最适合的人选罢了。所以玄宗后期基本上就不换宰相了。
在皇帝寻找的过程中,由于在初期无法突破官僚的限制让自己的私欲去干扰民间,从而无意中造就了盛世,可是一旦找到了那一双能够帮助他实现梦想的手,他对民间的干扰骤然增加,盛世也就成了过去。事实上,中国不缺乏雄才大略的皇帝,缺乏的恰是放手、不干扰民间的智者。这才是任何自诩为盛世的时期最需要警惕的。
李林甫担任宰相期间一方面满足皇帝的私欲,另一方面也巩固自己的权势,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官僚系统,给官僚系统,迫使官僚们放弃了为官的原则,只以皇帝和宰相的意见为命令,不许有反对。这种做法导致朝纲紊乱,将原本造就了盛世的官员基础破坏了。
这样的情况下大唐盛世的消逝就已成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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