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汉末三国的军师

汉末三国是个战乱纷扰的动荡年代，与此前不同，各路诸侯与割据政权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普遍设立了“军师”官职。它的渊源和职能、演变如何，曹魏与蜀、吴两国的“军师”又有什么差异？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对此试作如下论述：

一、“军师”的起源与流变

传统意义上的“军师”，是为君主或统帅、将领对作战事务出谋划策的官员，由于身受倚重、地位较高，所以被尊称为“师”。“军师”之祖，当首推兴周灭商的太公姜尚，因为他年事已高，又满腹经纶，周文王寻访找到他后以师礼相待，“载与俱归，立为师。”(1)也有记载说他担任了“太师”职务(2)。姜尚对周朝的贡献主要是在军事方面，“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3)文王去世后，姜尚的职位并没有改变，“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4)姜太公被尊称为“师尚父”，如周武王九年东征至孟津，“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5)，带领将士宣誓。刘向《别录》曰：“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6)后来牧野之战，姜尚为周军主将，打败并消灭了纣王，“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7)

后代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被国君和主帅尊称为“师”者，还有战国时期的孙膑，号称“齐孙子”。《史记》曰：“于是（田）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8)后来齐国发兵围魏救赵，“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9)姜尚和孙膑都擅长调度兵马与策划计谋，但是姜尚身体健全，可以担任将领，直接指挥作战；孙膑因为身体残疾，只能在幕后运筹帷幄，帮助主帅制订和实施作战计划，因此孙膑更为贴近传统“军师”的含义。

先秦时代对这种高级军事参谋只是称“师”，据史籍所载，明确的“军师”职务与名称最早出现在新莽末年到东汉初年的战乱时期。当时担任“军师”的有以下三人，其事迹简述如下：

（一）陇右隗嚣以方望为军师

更始元年（23），天水豪强起兵反对王莽的统治，“咸谓（隗）嚣素有名，好经书，遂共推为上将军。”(10)隗嚣举事之后，“遣使聘请平陵人方望，以为军师。”(11)方望来到后，建议隗嚣“急立高庙，称臣奉祠”(12)，祭祀汉高祖刘邦、太宗刘恒和世宗刘彻，表示自己辅佐汉朝，接受神明的旨意，以此来稳定众心，提高自己的威信，这一计策得到隗嚣的赞同与施行，收到很好的效果。此后隗嚣兼并附近郡县，声势壮大，“乃勒兵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13)又攻占安定郡，乘王莽政权垮台之际，“遂分遣诸将徇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14)次年更始帝刘玄派遣使者征召隗嚣等赴长安，方望认为刘玄的统治尚未稳定，不宜前去朝见。隗嚣不听，坚持要去，方望因此留书辞谢而去。后来隗嚣到长安后果然和刘玄反目，“更始使执金吾邓晔将兵围嚣，嚣闭门拒守；至昏时，遂溃围，与数十骑夜斩平城门关，亡归天水。复招聚其众，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15)更始政权后来被赤眉军推翻，可见方望很有远见。

更始三年（25）正月，方望与安陵人弓林商议，在临泾（治今甘肃镇原县东南）拥立前西汉废帝孺子婴为天子，“聚党数千人，望为丞相，林为大司马。”(16)结果被刘玄派遣李松、苏茂领军镇压，方望、弓林与孺子婴兵败身死。

（二）刘秀以韩歆为邓禹军师

韩歆原是南阳著名豪强，曾出任更始政权的河内太守，光武帝刘秀大军入境后，韩歆被迫归降。刘秀得知韩歆本来想据城固守后勃然大怒，把他捆起来准备杀掉，后来刘秀接受了岑彭的建议，将韩歆释放，并利用其声望，让他到邓禹的部队去做军师。建武元年（25）六月，邓禹领兵在河东受到更始帝将领王匡、成丹的阻击，作战失败。“军师韩歆及诸将见兵势已摧，皆劝（邓）禹夜去，禹不听。”(17)邓禹休兵整顿，终于获胜，大破敌军。韩歆后来官至大司徒，因得罪光武帝而辞职自杀。值得注意的是，除韩歆外，刘秀还给邓禹配置了几位参谋，官职为“祭酒”。“于是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18)“祭酒”这一官职后来在汉末曹操军队的幕僚中再次出现，详见下文。另外，邓禹的部队还有“左于为军师将军”(19)，左于不同于韩歆，他手下统领兵马，同时又有与主帅邓禹商议军机的职责。

（三）隗嚣部将高峻的军师皇甫文

高峻是隗嚣部下的将领，拥兵万人据守陇山通道的要塞高平关（今宁夏固原市），东汉建威大将军耿弇领兵围攻，一年也没有打下来。光武帝刘秀派遣寇恂带兵前去招降，声称要是高峻还不投降，就再调耿弇等五营兵马来进攻。寇恂携带招降诏书来到高平关前，高峻让自己的军师皇甫文前来见面，皇甫文在言辞和礼节方面毫不示弱。寇恂发怒要把他杀掉，诸将劝谏道：“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20)寇恂并不理会，坚持杀掉了皇甫文，让他的副手回去转告高峻：“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21)高峻听说后很是惶恐，当天就打开城门投降了。诸将都来向寇恂祝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寇恂回答说：“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22)诸将听后，都说这是他们料想不到的。

上述这三位军师都有参赞军政要务的职责，本身并不掌握兵权，方望和皇甫文都是谋主，而韩歆却不被刘秀所信任，被安排去做邓禹的军师，这实际上是个闲职。邓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讨之略”(23)，是个极有主见而又足智多谋的人，而韩歆镇守河内时表现得犹豫不定，对刘秀前倨后恭，可见没有什么本事和胆略，也贡献不出奇妙的计策，所以不受邓禹重视。方望处事比较沉稳，但是后来扶保孺子婴为皇帝绝对是个败笔，以致于最终寡不敌众，兵败身死。皇甫文赴汉营表现得相当莽撞，他既然是高峻的心腹主谋，本不应轻易投身于危险境地，如汉末虞翻即拒绝担任使者去许都，他对孙策说：“翻是明府家宝，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则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24)退一步讲，皇甫文即便是冒险去探听虚实，也不应激怒敌将，导致身首分离。总的来说，这几位军师在审时度势方面都有明显的不足，不能说是很称职的，比起太公和孙膑那就有天壤之别了。东汉王朝统一天下之后，军队和政府里就再见不到有“军师”一职了，说明这项职务只是在战乱时期临时设立，太平年代少有紧急频繁的军务，因而将帅不需要身边常有专职“军师”。部队的日常事务有幕僚长史、司马等属吏处理也就够了。

二、曹操的首位“军师”周

东汉初平元年（190），关东诸侯兴兵勤王，董卓挟持献帝西迁长安之后，中原大地陷入军阀豪强割据兼并的混战状态，“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25)当时袁绍、袁术、曹操等几支武装力量纷纷设立“军师”，如涿郡卢植以治经学著称，被人誉为“海内大儒，人之望也”(26)。卢植曾在朝廷担任尚书，初平二年（191）逃避董卓之乱，“遂隐于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绍请为军师。初平三年卒。”(27)不过，袁绍手下的著名谋士逢纪、田丰、审配、郭图等都没有担任“军师”一职，袁绍礼请卢植做军师主要是想借助他的声望，企图以此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并不是真的指望卢植在军事上出谋划策，这个军师实际上不过是个名誉性的虚职而已。

另一位经学大师马融的族孙马日磾“以才学进，历位九卿。遂登台辅”(28)，在朝中做过太尉、太傅等要职。初平三年（192）奉诏出使淮南，被袁术扣留，“遂夺取其节，求去又不听，因欲逼为军帅。日磾深自恨，遂呕血而毙。”(29)王先谦注曰“官本‘帅’作‘师’，”(30)这是袁术逼着马日磾作他的军师，和袁绍聘请卢植的情况相同，都是想利用其在国内的名望，并非让他真正充当谋主。

枭雄曹操设立军师要比袁绍、袁术都早，他的首位军师是会稽郡人周㬂。《会稽典录》曰：“初曹公兴义兵，遣人要（邀）㬂，㬂即收合兵众，得二千人，从公征伐，以为军师。”(31)初平元年（190），曹操在荥阳汴水被董卓部将徐荣击败，士卒死伤惨重。“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32)曹洪本传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扬州刺史陈温素与洪善，洪将家兵千余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东到丹杨复得数千人，与太祖会龙亢。”(33)其中丹阳（杨）太守周昕帮了曹操很大的忙，因为“丹阳号为天下精兵处”(34)，当地兵丁战斗力很强，“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35)周㬂“字仁明，周昕之弟也”(36)，就是在曹操这次扬州之行中率领部下加入其队伍的，不过曹操的新兵在途中发生哗变，“还到龙亢，士卒多叛。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37)据曹操自己说，他不愿意多招军队。“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38)曹操部队总共不过数千人，这样一来，周㬂带来合作的二千人马就显得相当重要了。周㬂队伍属于结盟的客军，并不是曹操的部下，拟定作战行动计划时曹操需要与周㬂协商，因此他的意见也是举足轻重的，正因为这一点，周㬂被曹操尊称为“军师”。这位军师有职有权，带领自己的部队，并不是普通谋士，和袁绍、袁术素有名望的“军师”卢植、马日磾也不相同。

曹操在扬州募兵之后回到中原，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会稽周氏兄弟对曹操帮助很大，他的部队里有周昕协助招募的丹阳劲卒和周㬂的二千人马，此后周昕仍在陆续为其补充兵员。《会稽典录》曰周昕，“辟太尉府，举高第，稍迁丹杨太守。曹公起义兵，昕前后遣兵万余人助公征伐。”(39)

其次，曹操重返中原后和周㬂一起投靠了原来关东诸侯的盟主袁绍。“（曹）操乃与司马沛国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得千余人，还屯河内。”胡三省注：“从袁绍也。”(40)袁绍是把曹操作为依附自己的友军和党羽，如他在后来的《檄州郡文》中所言：“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方收罗英雄，弃瑕录用，故遂与（曹）操参咨策略，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41)周㬂的次兄周昂也听命于袁绍，“（袁）术从兄绍用会稽周昂为九江太守，绍与术不协，术遣（孙）贲攻破昂于阴陵。”(42)周昕在丹阳也是与袁术作对，“袁术之在淮南也，昕恶其淫虐，绝不与通。”(43)后来，“袁术上（吴）景领丹杨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44)周昕兵败后返回乡里，投靠会稽太守王朗。孙策进兵江东时，周昕“帅兵前战，策破昕等，斩之，遂定会稽”(45)。

再次，周㬂后来被袁绍派去进攻孙坚。孙坚当时为袁术部将，领豫州刺史，驻守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东南告城镇）以防御董卓部队南下。袁绍则任命周昂为豫州刺史，去攻打孙坚。“是时，（袁）术遣孙坚屯阳城拒（董）卓，（袁）绍使周昂夺其处。术遣（公孙）越与坚攻昂，不胜，越为流矢所中死。”(46)又见公孙瓒表袁绍罪状：“……又长沙太守孙坚，前领豫州刺史，驱走董卓，扫除陵庙，其功莫大；绍令周昂盗居其位，断绝坚粮，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诛，绍罪十也。”(47)后来双方战事激烈，袁绍命令周㬂去支援周昂作战，兵败后返回江南，被吴郡太守许贡杀害。周㬂“后与（孙）坚争豫州，屡战失利。会次兄九江太守昂为袁术所攻，㬂往助之。军败，还乡里，为许贡所害”(48)。曹操的这支友军和首位军师周㬂，就这样在袁绍的调度下失败灭亡了。

三、为曹操谋划多年的“军师”荀攸

初平二年（191），黑山军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抄略魏郡、东郡，东郡太守王肱不能抵御。曹操乘机领兵入境，“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49)曹操有了立足之地以后，武装力量开始扩大，智能之士也纷纷来投。其中的头号谋士荀彧，被曹操比喻为张良。荀彧起初依附袁绍，后来判断袁绍不能成就大事。“时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50)荀彧屡为曹操作战略规划，如建立兖州根据地、迎献帝到许都等，但是曹操并未任命他做军师，而是“以为司马，时年二十九”(51)。东汉将军幕府设有“长史、司马皆一人，千石。本注曰：司马主兵”(52)，说的是司马主持军队的日常管理事务。如刘备入川时，委任赵云在荆州“领留营司马”(53)，就是让赵云管理后方军务。“此时先主孙夫人以（孙）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54)

后来曹操奉迎汉献帝迁都许县，作为后方基地。曹操经常外出征伐，让荀彧留守许都。“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55)由于曹操长期在外作战，荀彧不在身边，军机要务无法及时沟通、商议，因此曹操让荀彧给自己推荐一些谋士。“太祖问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彧言：‘荀攸、钟繇。’先是，彧言策谋士，进戏志才。志才卒，又进郭嘉。太祖以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56)其中荀攸足智多谋，担任曹操军师多年，屡立奇功。像曹操这样精明狡诈的人，居然挑不出他的一点儿错误和毛病。《魏书》载太祖令曰：“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余年，无毫毛可非者。”(57)又《傅子》曰：“或问近世大贤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军师之智，斯可谓近世大贤君子矣。’”(58)

荀攸是在建安元年（196）被曹操礼聘征用的，“太祖素闻攸名，与语大悦，谓荀彧、钟繇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以为军师。”(59)其本传中列举了荀攸为曹操谋划的事例，如建安三年（198），曹操出征南阳张绣，荀攸进言说：张绣与刘表互相援助而势力强大，但张绣是流动部队，粮饷供给完全依赖刘表。刘表负担太重，不能长期供养，双方势必分离。现在不如暂停进军，等待他们发生内讧，就可以诱使张绣军队前来。如果急着进攻，他们必定会相互救援。曹操没有听从荀攸的意见，“遂进军之穰，与战。（张）绣急，（刘）表果救之。军不利。太祖谓（荀）攸曰：‘不用君言至是。’”(60)于是又出奇兵与敌人战斗，大破张绣、刘表。

随后曹操从南阳撤兵，准备到徐州征讨吕布。有人反对，说刘表、张绣在后方为敌，却要远征吕布，这样形势会很危险。荀攸反驳说：刘表、张绣刚被打败，不敢前来进攻。吕布用兵骁猛，又有袁术支持，若是在淮河、泗水之间纵横，当地的豪杰必然要响应，就会很难对付。现在乘他刚刚反叛朝廷，“众心未一，往可破也。”(61)曹操称赞了他的看法，随即出征。双方交战后，吕布兵败退守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古邳镇），曹操攻城不利，士兵们连续作战相当疲劳，曹操因此想要撤退。荀攸和郭嘉劝说道：“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其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夫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拔也。”(62)于是曹操动员士卒掘渠引来沂水与泗水，淹灌下邳城，致使城墙溃坍，曹军乘势攻进城内，生擒吕布。

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派遣大将颜良进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自己带兵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准备渡河。四月，曹操领兵前来救援。荀攸建议说：现在兵力较少，不能打败敌人，如果能够分散敌人的力量就可以获胜。您到延津后，摆出要渡河袭击敌人后方的阵势，袁绍必定会把主力开赴西方来回应，这时再让部队轻装前进，攻其不备，就可以消灭颜良。曹操依照荀攸的计策，果然吸引了袁绍的主力向西回救，曹操于是带兵急赴白马。“未至十余里，（颜）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63)袁绍得知颜良兵败后，急忙渡河前来追赶，曹军辎重车辆布满道路，诸将见敌军迫近，心生恐慌，纷纷请求曹操赶快撤入营寨进行防守。荀攸说：“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64)曹操明白了他的用意，与荀攸相视而笑。袁绍的军队果然赶上来竞相争夺辎重，阵势混乱，曹操马上命令步兵、骑兵进行冲击，大获胜利，斩杀了敌将文丑，随后与袁绍大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相拒。曹操的军粮快要用完，形势危急，荀攸先是推荐徐晃等将前去劫烧袁绍的军粮车队，曹操“乃遣晃及史涣邀击破走之，烧其辎重”(65)。随后许攸前来归降，报告曹操，袁绍派遣淳于琼领万余人迎接运粮，“将骄卒惰，可要击也。”(66)当时曹操部下都表示怀疑，只有荀攸与贾诩坚决主张出击，偷袭袁绍军屯粮之所。曹操下定决心，“乃留（荀）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将攻破之，尽斩（淳于）琼等。（袁）绍将张郃、高览烧攻橹降，绍遂弃军走。”(67)曹操赢得了官渡决战的胜利。

据荀攸本传记载，建安八年（203），曹操领兵南征刘表，袁谭、袁尚兄弟发生内讧交战，袁谭失败后派遣辛毗前来表示归降并请求援救，曹操准备答应并回师河北，征求部下的意见，结果多数人认为刘表势力强劲，应该率先征服他，袁谭、袁尚不足担忧。荀攸发表意见说：“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袁）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遘恶，其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68)曹操夸奖他说得好，于是答应与袁谭和亲，让自己的儿子曹整娶了袁谭的女儿，然后进兵打败袁尚。后来袁谭反叛，又被曹操消灭。冀州平定后，曹操对荀攸封赏说：“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册封荀攸为陵树亭侯。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统一了中原，下令对群臣大举封赏，荀彧、荀攸都名列前茅。“太祖曰：‘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对荀攸“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户，转为中军师”(69)。

荀攸作为“军师”，除了对作战事务出谋划策之外，还担负什么工作？对此《三国志》中没有直接记载。《通典》卷29《职官十一》注曰：“魏荀攸为军师，军国选举及刑狱法制皆使决焉。”(70)说明他平时还担负着军队与行政官员的选拔以及审判案件等各种业务。

荀攸在建安十九年（214）病逝，享年五十八岁。其本传称：“攸深密有智防，自从太祖征伐，常谋谟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71)他对外界经常伪装成胆怯痴呆的样子，所以曹操说他：“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72)由于荀攸低调做人，不愿张扬，他的很多奇谋密计不为人知。据说，“（荀）公达前后凡画奇策十二，唯（钟）繇知之。繇撰集未就，会薨，故世不得尽闻也。”(73)

四、曹操与魏国设立的各种“军师”

建安十八年（213）五月丙申，汉献帝对曹操颁布策命，“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74)也就是史书上常说的“魏国初建”“魏国初封”。注引《魏书》载曹公令中列举的劝进者有“中军师陵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与“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75)，反映出这时曹操属下的“军师”已经有了许多种。从有关记载来看，其设置的情况如下：

（一）军师祭酒

建安三年（198）正月，曹操出征南阳张绣后回到许都，“初置军师祭酒。”(76)“祭酒”之职源于战国，齐襄王时稷下学宫聚集了许多学者，“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史记索隐》曰：“礼食必祭先，饮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当祭耳。后因以为官名，故吴王濞为刘氏祭酒是也。”(77)担任“祭酒”者通常德高望重，才能超群。前引《魏书》中提到“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而董昭本传则记载他是“转拜司空军祭酒”(78)。另外，郭嘉本传也提到自己在进见曹操后，“表为司空军祭酒。”(79)《三国志集解》引赵一清曰：“曹公以建安元年拜司空，故于三年置军师祭酒。然考之诸臣《传》中，无全称军师祭酒者。荀攸为军师在建安三年以前无论矣，后此郭嘉为司空军祭酒，无‘师’字。《劝进笺》董昭结衔为军师祭酒，而昭《传》云拜司空军祭酒，则知（郭）嘉亦军师祭酒也。”(80)卢弼按：“建安元年曹操为司空，建安三年初置军师祭酒，盖司空之军师祭酒也。”又云：“郭嘉、董昭为司空军师祭酒，《传》文无‘师’字者，避晋讳也。”(81)是说《三国志》作者陈寿为了避司马师的名讳，所以将列传中郭嘉、董昭的官职作“司空军祭酒”，删去“师”字。郭嘉是在建安十三年（208）曹军自柳城获胜返回后病逝的，据曹操说：“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82)是说他在建安二年（197）开始为曹操效力，次年正月担任军师祭酒。董昭本传中记载曹操出征乌桓蹋顿之前，担心军粮难以运输，董昭建议开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以通航运，保证了前线的军粮供给和作战胜利。“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转拜司空军祭酒。”(83)此事应在建安十三年（208）初曹操北征获胜之后。看来是在郭嘉死后，曹操才让董昭继任了司空军师祭酒的职务。当年六月，曹操拜为丞相，董昭职务的全称即应改作“丞相军师祭酒”，《劝进笺》中只说他是“军师祭酒”，是一种简要的称法。与此相类似的用法，还可以参见《后汉书》卷9《献帝纪》：“（建安）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而《三国志》则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六月，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84)。这里的“军师”也是“丞相军师”的简称。以此推论，荀攸在曹操担任司空期间的官职，其全称也应该是“司空军师”，后来则是“丞相中军师”，简称“中军师”。《晋书·职官志》说曹操“及当涂得志，克平诸夏，初有军师祭酒，参掌戎律”(85)。反映军师祭酒的日常工作是掌管军法，惩治部队中的违纪将士。《通典》卷29《职官十一》记载军师祭酒部下后来又设立了“理曹掾属”，注曰：“后汉建安十九年，魏武令曰‘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吾甚惧之。’遂置此，选明达法理者为之。”(86)表明随着曹操部队的扩大，其军内也相应增设了司法部门和官吏，来处理日益繁多的有关案件。

另外，《劝进笺》中除了列举中、前、左、右军师与军师祭酒之外，还有“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藩、杜袭……”(87)笔者按，这与前文所言刘秀给邓禹军中配置“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88)的情况类似，表明王选等人也是曹操军中有参赞军机职责的官员。《三国志》中记载袁涣“征为谏议大夫、丞相军祭酒”(89)，王朗“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90)，杜袭是“拜议郎参军事，荀彧又荐袭，太祖以为丞相军祭酒”(91)。今人洪武雄结合蜀汉的有关记载认为，“祭酒”是“军祭酒”的简称(92)。

（二）丞相军师的增加

曹操在担任司空时只有荀攸一位“军师”，郭嘉为“军师祭酒”，但是在他统一北方、就任丞相以后，开始增设“军师”。如前引《劝进笺》中有“中军师陵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其中钟繇、凉茂、毛玠获得“军师”职衔的时间大体上可以从其各自本传的记载考证出来。例如钟繇在官渡之战前夕被任命为侍中守司隶校尉，到长安持节督关中诸军。“（钟）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太祖征关中，得以为资，表繇为前军师。”(93)曹操西征关中是在建安十六年（211），则钟繇任前军师是在此之后。凉茂本传载：“文帝为五官将，茂以选为长史，迁左军师。”(94)笔者按，文帝本纪曰：“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95)凉茂担任左军师也在那一年。又毛玠本传载：“初，太祖平柳城，班所获器物，特以素屏风、素冯几赐玠……玠居显位，常布衣蔬食，抚育孤兄子甚笃，赏赐以振施贫族，家无所余。迁右军师。”(96)则毛玠任右军师是在建安十三年（208）初曹操北征乌桓获胜之后。从此丞相属下的军师有了中、前、左、右之分，后军师不见于史书记载。不过，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封魏公后，荀攸为尚书令，钟繇任大理（廷尉），凉茂任尚书仆射，毛玠为尚书(97)，他们都在政府的某个部门有实际职务，“军师”于是转变为附加的官衔。

史籍中提到曹操还任命过两个人做“军师”，其一为华歆，他“代荀彧为尚书令。太祖征孙权，表歆为军师”(98)。荀彧去世是在建安十七年（212）冬，华歆接替了他的尚书令职务，当时曹操第二次兵越巢湖，与孙权正在濡须交战。次年曹操封魏公，荀攸任尚书令。曹操再次南征是在建安十九年（214），“秋七月，公征孙权。”(99)是岁荀攸病逝，曹操遂委任华歆为丞相军师来补缺，看来可能是“中军师”，继续担任尚书令。曹操对华歆非常信任，当年十一月让他辅佐御史大夫郗虑到献帝宫中逮捕伏皇后和两位皇子，伏皇后“闭户藏壁中，（华）歆就牵后出”(100)。汉献帝看不下去，对郗虑说：“郗公，天下宁有是邪？”(101)华歆由于表现突出，后来被曹操提拔，顶替郗虑做了御史大夫。

其二为成公英。建安二十年（215）五月，纵横关西多年的军阀韩遂被杀，“西平、金城诸将麴演、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102)韩遂的亲信成公英投降曹操，“会遂死，（成公）英降太祖。太祖见英甚喜，以为军师，封列侯。”(103)但不清楚封他做的哪种军师（中、前、左、右）。后来，成公英担任了雍州刺史张既部下的参军，其职位并不高。

（三）“三征”与中军将帅的“军师”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军队的一些制度逐渐发生变化，对“军师”的设置起到重要的影响。其兵制的变化是将主力军队划分为“中军”和“外军”，原来在边境驻守防御的主要是地方州郡的部队，战斗能力较弱，若是遭到强敌入侵，形势相当被动，为此曹操开始把部分主力军队留在边境戍守。今人何兹全说：“留屯在外的将军及都督所领的兵，就称为外军；中央直辖的军队，就称为中军。”又说曹操统一中原之后，“这时局面大了，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带领一支军队（虽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到处征战，因之便产生了留屯的办法。平定一个地方，即留一部分军队在那里驻防，并由一人任统帅，统摄辖区内诸军。这种留屯制，实即魏晋以下盛行的军事上分区的都督诸军制的滥觞。”(104)

随着外军的留驻，曹操开始建立以“三征”即征东、征南、征西将军统率的防区。“三征”之名，见《三国志》卷21《魏书·傅嘏传》：“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洪饴孙注曰：“魏时征北（将军）不常置，故曰三征也。”(105)洪饴孙考证曹魏设征东、征南、征西将军各一人，“二千石，第二品，武帝置。”(106)分别负责扬州、荆州和雍、凉等州的军务。曹丕称帝以后，正式在沿边各州设置都督为防区最高长官，随其资望轻重加以征东（南、西）将军，或镇东（南、西）将军与安东（南、西）将军称号，亦泛称为“三征”。如魏嘉平四年（252）孙权病逝，“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表请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107)洪饴孙曰：“三征盖指王昶、胡遵、毌丘俭，俭以镇南列三征中，盖征镇同。”(108)有时候，这些都督由于功高望重会被朝廷授予高于“三征”的军衔，如大将军、大司马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从赤壁之战结束到曹丕即位以后，“军师”逐渐成为地方“三征”（荆州、扬州、雍凉、青徐都督）及“中军”将帅配置的官职，特别是曹魏代汉之后，国家的最高统帅——皇帝不设立自己直辖的“军师”。“三征”当中，最早设置的是征南将军。曹仁本传记载，赤壁之战失利后，曹操北还中原，“以（曹）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时间在建安十三年（208）末。至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关中，又调走曹仁去讨伐马超、韩遂，任行安西将军，在战役结束后又恢复原职。“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征南将军称号前加“行”字，表示由曹仁临时摄理。直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冬，曹仁在南阳平定了侯音的叛乱，“还屯樊，即拜征南将军。”(109)由此获得正式的任命。在曹仁手下担任军师的是杨俊，其本传曰：“迁南阳太守。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徙为征南军师。魏国既建，迁中尉。”(110)说明杨俊是在建安十八年（213）以前得到此项职务。

征东将军的军师出现较晚，曹丕称帝后，赵俨“领河东太守，典农中郎将。黄初三年，赐爵关内侯。孙权寇边，征东大将军曹休统五州军御之，征俨为军师。权众退，军还，封宜土亭侯，转为度支中郎将，迁尚书。从征吴，到广陵，复留为征东军师”(111)。魏明帝即位后，曹休以宗室身份与战功的缘故，“迁大司马，都督扬州如故。”(112)赵俨第三次担任他的军师，“复为尚书，出监豫州诸军事，转大司马军师，入为大司农。”(113)

曹芳统治时期，胡质“迁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114)。胡质为官清廉，“嘉平二年薨，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军师以闻，追进封阳陵亭侯，邑百户，谥曰贞侯。”(115)可见胡质的军师还担负着监督作用，把主将的操行汇报给朝廷。

征西将军或雍凉都督的军师在史籍中出现得更晚，如杜袭在明帝时为尚书，“诸葛亮出秦川，大将军曹真督诸军拒亮，徙袭为大将军军师，分邑百户赐兄基爵关内侯。真薨，司马宣王代之，袭复为军师。”(116)其参赞军务之事可见诸葛亮二出祁山后，“时军师杜袭、督军薛悌皆言明年麦熟，亮必为寇，陇右无谷，宜及冬豫运。”(117)司马懿却不以为然，说：“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118)后来杜袭因病还朝，魏明帝又派遣老臣辛毗为司马懿的军师，匆忙赶赴前线。“青龙二年，诸葛亮率众出渭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119)可见辛毗实际上是代表皇帝的监军，有节制司马懿的权力。“后（诸葛）亮复来挑战，帝将出兵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120)不过，辛毗的任职是临时的，诸葛亮病死后蜀军撤退，他也就返回朝廷交差了。“亮卒，复还为卫尉。”(121)

曹丕称帝以后，中央军队的军师，史籍记载的有辛毗。黄初三年（222），“上军大将军曹真征朱然于江陵，（辛）毗行军师。还，封广平亭侯。”(122)也是临时代理，战役结束后便不复担任。还有裴潜，“明帝即位，入为尚书。出为河南尹，转太尉军师、大司农。”(123)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曰：“魏太尉公一人，第一品。鱼豢曰：太尉掌武事，古者兵狱官皆以尉为称。尉，罻也，言兵狱罗罻也，以兵狱罗罻奸非。延康元年初置，与司徒、司空为三公。”(124)裴潜在明帝太和年间任太尉军师，当时华歆任太尉，太和五年（231）薨。另外，魏文帝东征广陵时，曾任命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让他留守许昌，处理尚书台的日常事务(125)。委任徐邈，“迁抚军大将军军师”(126)，也是留在后方，协助并监督司马懿处理政务。

曹魏“军师”的职责与数量，前后发生明显的变化。曹操逐鹿中原时，只设立“（司空）军师”与“（司空）军师祭酒”各一人，遇事为其出谋划策，平时则处理军营内的选举、司法等事务。待曹操统一中原、担任丞相之后，军师设置的数量增多，有中、前（后）、左、右军师，逐渐成为中央行政官员的附加职衔。赤壁之战以后到曹丕称帝建国，“军师”更多的是设立于中军大将或边防各州都督麾下，虽亦参赞军务，但更多的是代表皇帝监督主将，或带有临时性质，遇到战事才设立，战后即撤销职务，回朝复命。

五、蜀汉的“军师”

蜀汉亦设有“军师”，可以刘备去世、诸葛亮执政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职责大不相同。刘备协同周瑜逐走曹仁、占据南郡以后，征服了荆州江南的长沙、桂阳、零陵、武陵四郡，在公安建立起他的左将军府。江南四郡幅员广阔，刘备由于军务缠身，于是“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整其赋税，以充军实”(127)。当时诸葛亮是刘备非常信任的谋臣，刘备曾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128)因而把后方的民政庶务交给诸葛亮去处理，解决军队的粮饷供给问题，这是发挥了诸葛亮善于治国的长处，并封他为“军师中郎将”。其名称中的“军师”，表示诸葛亮有参赞谋划的职责；“中郎将”原是武职，意味着他在后方不仅是行政官员，而且有权处置当地的军务。如胡三省所言：“曹操初置军师祭酒，而（刘）备置军师中郎将，皆以一时军事创置官名也。然军师祭酒止决军谋，中郎将则有兵柄。”(129)

笔者按：“中郎将”在汉代本是统率皇宫禁军郎官的将领，如东汉光禄勋属下有虎贲中郎将、左右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等。东汉前期，中郎将领兵外出作战的事例不多，或为监军及将军的副职。据今人廖伯源研究，“安（帝）、顺（帝）以后，中郎将渐成为主要的领兵征伐将领。”(130)至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领兵讨伐黄巾之主将皆挂中郎将衔，并持节。”(131)如卢植拜北中郎将以征张角，后来朝廷又“拜（董卓）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132)。另外，“公卿多荐（朱）儁有才略，拜为右中郎将，持节，与左中郎将皇甫嵩讨颍川、汝南、陈国诸贼。”(133)董卓之乱爆发后，“拥兵自雄一方者任意以中郎将官职授人，中郎将之名号滥用。”(134)廖伯源考证有42种新设置之中郎将。其中有些似乎与军事无关，如负责屯田之典农中郎将、管理财务之司金中郎将、发掘陵墓之发丘中郎将等。刘备所设“军师中郎将”也是新置，共有二人。除了诸葛亮主管地方民政之外，还有不善于处理郡县政务的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135)后来经过鲁肃与诸葛亮的特别推荐，“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136)庞统擅长策划奇谋诡计，故跟随刘备身边参赞军务，是名副其实的“军师”。如刘备入蜀后在葭萌（今四川广元市昭化镇）准备攻打刘璋，庞统献上、中、下三计。“先主然其中计，即斩（杨）怀、（高）沛，还向成都，所过辄克。”(137)而这方面不是诸葛亮的长处，所以诸葛亮留守荆州，继续主持后方的政务。何兹全曾敏锐地指出：“当时，调荆州江南三郡赋税，是很重要的。但诸葛亮不留在刘备身边，而去调三郡税赋，恰说明刘备决定军国大事时，诸葛亮还不是不离左右的人物。”又云：“刘备入益州，带了庞统、黄忠，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都留在荆州，这可说荆州重要，离不开诸葛亮；也可以说，刘备在军事决策方面不需要诸葛亮。”(138)

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领成都，全据巴蜀，此时庞统已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市）战斗里中箭身亡，诸葛亮则与张飞、赵云入蜀。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139)。“军师将军”初见于东汉初年，前文已述。可知刘备对诸葛亮仍很信任，把根据地的军政要务统统交给他去处理，以保障后方的安全与前线的人员粮饷补给。但是关于作战的谋划，诸葛亮还是很少参与。接替庞统在刘备身边出谋划策的是蜀郡太守法正，法正虽然没有“军师”职衔，却是刘备的头号军事顾问与高参。何兹全评论说：“争汉中，是刘备和曹操之间的一次大战，刘备没有带诸葛亮，去的是法正。关羽死后，刘备倾全力去和孙权争荆州，这是刘备生死存亡的大关，也是刘备独往，没有带诸葛亮。”(140)夷陵之战惨败后，诸葛亮感叹地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141)何兹全指出：“这都说明，诸葛亮还没有不使刘备东行的力量和地位，也还没有随之东行使不倾危的能力和作用。”何兹全最后总结道：“在刘备生前，诸葛亮只是受命而行的行政能臣，并不是协助刘备决策的人，特别是在军事方面，还不是赞助刘备决策的人。”(142)后来刘备称帝，诸葛亮晋升为丞相，也就没有“军师将军”的头衔了。

笔者补充：诸葛亮虽然很少参与刘备的军事决策，但对于国家的政务以及官选，经常有重要的建议被刘备采纳。例如刘备入川后宠信彭羕，“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143)并提拔其为别驾从事。诸葛亮却认为此人不可重用，“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144)结果刘备将他降职为江阳太守。刘备领兵出征汉中，“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诸葛）亮于是表（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145)刘封为刘备义子，后来丢失东三郡（房陵、西城、上庸）回归成都。“诸葛亮虑（刘）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146)这表明在国家政务方面，诸葛亮的意见很受刘备重视。

公元223年，刘备在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病逝，托孤于诸葛亮。后主继位后，“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147)诸葛亮也设立了“军师”一职，史籍所载有自中原跟随先主入蜀的老臣刘琰，“为卫尉中军师后将军，迁车骑将军。”(148)建兴八年（230）魏延领兵西征，大破魏国雍州刺史郭淮的军队，“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149)这两个人的“军师”官衔都排在他们的将军官职之前，见诸葛亮弹劾李严的奏表：“辄与行中军师车骑将军都乡侯臣刘琰，使持节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南郑侯臣魏延……”(150)不过，他们的“军师”只是一种荣誉性的附加职衔，像刘琰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151)魏延虽然为“前军师”，平时却不在诸葛亮身边，他的“征西大将军”才是领兵的实职，部下有属于自己统领的军队，另立兵营。所以诸葛亮死后，处在大营的杨仪让费祎到魏延的营中来窥测虚实。洪武雄曾指出：“丞相诸葛亮卒前，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魏延为前线诸将领中班列最高者，未能参与大军后撤之重要决策。”(152)

这一时期蜀国“军师”虽然有“讽议”的职责，但是作用并不明显，因为诸葛亮很有主见，在军国大事上通常是自己拿主意，不大听取别人的意见。像魏延提出兵出子午谷奇袭之策，诸葛亮并不愿意冒险。街亭战役之前，“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马）谡，统大众在前。”(153)结果遭到惨败。此后朝内颇有大臣不赞成继续北伐，“而议者谓为非计”(154)，但是诸葛亮却仍然坚持出征。诸葛亮逝世后，蜀国任命杨仪为中军师，费祎为后军师，留守成都的中监军邓芝，“亮卒，迁前军师前将军，领兖州刺史，封阳武亭侯。”(155)洪武雄对此评论道：“建兴十二年（234）丞相诸葛亮方卒时，二长史争权，留府长史蒋琬迁尚书令，威望犹不足以当国。对于由汉中领大军回成都的军政要员不得不加礼重，故杨仪、邓芝、费祎分拜中、前、后军师。然军师一职，位高而无权。”(156)杨、费二人未见到有什么必须担负的日常政务。像杨仪，“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157)和刘琰的情况相同。后来杨仪削职为民，费祎晋升为尚书令，邓芝则调任江州都督，此后蜀汉再也没有设立“军师”职位。

六、孙吴的“军师”

孙吴的“军师”与魏、蜀的情况又不相同，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设立“军师”这一职务。孙策起兵时倚重张昭与张纮两位谋士，《吴书》曰：“纮与张昭并与参谋，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158)特别是担任长史的张昭，日常的军政庶务往往都是由他来处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159)孙策临终前又将孙权托付给张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昭复为权长史，授任如前。”(160)《吴书》亦言张昭：“常在左右，为谋谟臣。权以昭旧臣，待遇尤重。”(161)但是在作战方面，张昭的意见历来比较保守，因此孙权不愿意听从。例如鲁肃聘用后，建议：“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162)却遭到了张昭的反对，“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孙）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163)后来甘宁归顺，也劝孙权出征江夏，消灭黄祖。“张昭时在坐，难曰：‘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164)结果受到了甘宁的讥讽，孙权也表示赞同甘宁的意见。“权举酒属宁曰：‘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165)

特别是经历了赤壁之战，张昭所受的信任大不如前，由于他在战前率领文臣力主迎降曹操，与周瑜、鲁肃等主战派的意见相反，使孙权非常失望。此后便对张昭敬而远之，像“借荆州”与后来偷袭荆州的计谋，孙权只和鲁肃、吕蒙等将领商议，张昭逐渐被排挤出决策核心。直到孙吴建国，设立丞相，孙权力排众议，坚决不让张昭担任。《江表传》曰：“（孙）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节，权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盖以昔驳周瑜、鲁肃等议为非也。”(166)建安十四年（209），“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张）昭为军师。”(167)这个“军师”只不过是个虚衔，孙权在军事上仍然倚重周瑜、鲁肃等人的意见。张昭未受重用的情况就连曹操也知道，他很希望这位主和派领袖能够担负重任，因而在建安十六年（211）给孙权的书信中说：“若能内取子布，外击刘备，以效赤心，用复前好，则江表之任，长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观。”(168)

张昭担任“军师”的时间不长，从某些记载来看，孙权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设立“军师”职位。孙权宠信术士吴范，经常在出征前让其占卜吉凶，以致吴范自认为是他的“军师”。据说吴范推算出自己的寿终日期，“谓（孙）权曰：‘陛下某日当丧军师。’权曰：‘吾无军师，焉得丧之？’范曰：‘陛下出军临敌，须臣言而后行，臣乃陛下之军师也。’”(169)这是说孙权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军师”，在战前经常听信术士算卦的预测。汉代江南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在宗教迷信方面依然。班固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信巫鬼，重淫祀。”(170)不仅孙权的主力“中军”出征前要请术士进行占卜，其他部将也有此类活动。例如孙权从兄孙辅，“为庐陵太守，抚定属城，分置长吏。”(171)孙辅的部下有术士刘惇，“以明天官达占数显于南土。每有水旱寇贼，皆先时处期，无不中者。辅异焉，以为军师，军中咸敬事之，号日神明。”(172)

孙权晚年开始授予部将“军师”的职衔。赤乌九年（246），朱然领兵出征柤中（今湖北南漳县蛮河流域），他知道孙权痛恨叛将马茂，就在出师前上疏，保证要为孙权擒获这个仇人。孙权担心他做不到，就没有公布这份奏表。后来朱然果然献捷，“（孙）权乃举酒作乐，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为难必。今果如其言，可谓明于见事也。’遣使拜（朱）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173)不过这位“军师”远在荆州，孙权若有问题难以及时咨询，因而是个荣誉性的虚衔。永安七年（264），吴国皇帝孙休病逝，大将军丁奉“与丞相濮阳兴等从万彧之言，共迎立孙皓，迁右大司马左军师”(174)。这个“左军师”与朱然的“右军师”相类，应该也是加设在“大司马”官职上的虚衔。

吴主孙皓末年任命襄阳张悌为军师，魏国降将诸葛靓为副军师。吴国灭亡前夕，天纪三年（279）“八月，以军师张悌为丞相”(175)。张悌虽然很受孙皓信任，但在士大夫当中名声不大好。“少知名，及处大任，希合时趣，将护左右，清论讥之。”(176)张悌也不善于用兵作战，据干宝《晋纪》所载，次年晋军伐吴，扬州都督王浑率众到江畔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镇），孙皓命令“吴丞相军师张悌、护军孙震、丹杨太守沈莹帅众三万济江”，晋军前锋都尉张乔见寡不敌众，便伪装投降。“吴副军师诸葛靓欲屠之。（张）悌曰：‘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诸葛靓指出对方是诈降，“以缓我，非来伏也。因其无战心而尽坑之，可以成三军之气。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但张悌固执己见，安抚了张乔的部队后继续前进，结果被晋军主力打败。“吴军以次土崩，将帅不能止，张乔又出其后，大败吴军于坂桥。”(177)张悌等人战死，可见这位“丞相军师”缺乏智谋，既看不出敌人的诈降，又不擅长指挥战斗，枉有“军师”之名。

汉末三国的“军师”，与小说演义中的传统“军师”形象颇有区别。像曹操早年为其赞画计策的谋士虽然众多，但多数都身兼各种军政职务，有自己的日常工作，只有荀攸和郭嘉二人专任“军师”和“军师祭酒”，在曹操身边，以出谋划策为主要任务。曹操成功统一北方、担任魏公与魏王之后，逐渐建立起庞大的国家行政机构，并由曹丕继承，“军师”也随之增多。“公府之属，增至百余，军师之名，遍列诸署。”(178)“军师”的设置，由中央而推广到边境各州的军府。如洪武雄所言：“军师掌军国选举及刑狱、执行军法、参谋军计、监视主帅，职权甚大。”(179)可以说，“军师”为曹魏国家政权的建立、巩固作出了贡献。蜀汉前期刘备任命诸葛亮、庞统为军师中郎将，有职有权。后来诸葛亮又任军师将军，代刘备署理左将军府事，为其股肱。但刘禅继位后诸葛亮大权独揽，政由己出，虽仍设有“军师”，但多为虚衔，并无实权，其讽议也起不到重要作用，蜀国后期干脆将“军师”撤销了。孙吴对“军师”一职最不重视，长期未予设立，颁给张昭、朱然、丁奉的“军师”也只是荣誉职衔，起不到为君主参赞军机的作用。吴、蜀两国“军师”的虚设与消亡，和这两个国家缺少具有军事才干的士人有密切关系。蜀国晚期，像杨仪、费祎、邓芝这样担任过“军师”的人才连一个也找不出来。陆机《辨亡论》也说吴国末年能干的良臣全死光了，“爰及末叶，群公既丧。然后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衅。”(180)这时任命的丞相军师张悌又不懂军事，挽救不了孙吴灭亡的命运。而曹魏雄踞中原，“地悉戎马之乡，士林之薮。”(181)胜任“军师”者不胜枚举，这是人才匮乏的吴、蜀难以望其项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