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3日,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潘冬舟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那年他才29岁。面对行刑队,这个通六国语言的中共地下党员脸上毫无波澜。而后来张学良想起这事,总叹:“杀朋友最不应该,也最让人难受。”可当时蒋介石铁了心要处决潘冬舟,还派参谋长钱大钧监刑,半分转圜的余地都没留。
可谓天之骄子
早年间,潘冬舟是我们早期的重要理论家,还去过莫斯科学习,连向忠发的文件,都由他代笔,人送“文胆”的名号。
1931年他在北平被捕后脱离了组织,那段时间翻译了《资本论》。再往后,中共北平特科找他,他又重新为党做事。
巧的是,那会儿张学良正对红军的力量犯嘀咕,想琢磨琢磨共产主义。他的亲信黎天才就把潘冬舟当作“马列主义学者”引荐给了他。
潘冬舟的学问一下子吸引了张学良,张学良甚至喊他“老师”,后来还把他调到武汉“剿总”司令部,当机要组的中校秘书,这下他能接触到核心的军事机密了。
凭着机要秘书的身份,潘冬舟给中共送了不少重要情报。他每周给张学良讲马列主义,另一边就把“剿总”的军事部署、部队番号、兵力驻扎这些机密,传给北平特科,再由特科送到中共中央苏区。
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那阵,这些情报好几次让红军脱了险。为了多拿些情报,潘冬舟冒了回险:他把整本印着“剿总”所属部队团以上主官姓名、兵力、驻地的机密文件带回了家,和妻子连夜抄。时间太紧,他甚至把部分原件直接交给了北平特科的杨青林。就是这个冒险的举动,最后让他暴露了。
潘冬舟的身份藏不住,是因为中共北平地下组织被端了。1934年,国民党部队把北平地下组织捣毁了,在特科成员贺善培家里搜出一堆情报材料,里头就有潘冬舟提供的武汉“剿总”机密文件,特别是那份写着部队详细部署的原件。
行动负责人蒋孝先靠着文件编号和笔迹鉴定,很快就锁定了潘冬舟和黎天才。蒋介石知道后火冒三丈,急电张学良,让他立刻逮捕潘冬舟,押到南京法办。
张学良左右为难
蒋介石非严惩潘冬舟不可,甚至要把黎天才等人也押到南京候审,这里头藏着他的政治和军事算盘。
一方面,潘冬舟的案子证据凿凿,泄露的是核心军事情报,把“剿共”的军事行动搅得够呛。另一方面,蒋介石大概也想借这事敲打东北军和张学良。
东北军是地方上的实力派,不算他的嫡系。借着潘冬舟的案子,他既能震住东北军,强调中央的权威和“剿共”的决心,也能试试张学良的底,把对他的控制再紧一紧。他特意让中央军的参谋长钱大钧监刑,就是明着说:最高统帅部的权威,谁也不能碰。
面对蒋介石的压力,张学良心里头复杂又矛盾。他那重义气的性子,还有眼前的处境,都左右着他的选择。
一开始张学良想保潘冬舟,他对黎天才说:“我张某人从不卖自己的部下。”他把潘冬舟软禁在自己官邸里,给了些自由,还好几次发电报给蒋介石,夸潘冬舟“通六国语言,本事大,这样的人中国没几个”,求蒋介石饶他一回。
张学良甚至暗示潘冬舟能跑,可潘冬舟没答应,说:“我不跑,我跑了让你担着,那不是人干的事!”这种为知己者死的骨气,让张学良心里头相当震动。
潘冬舟这么坦然、敢担当,反倒让张学良更舍不得,也更敬重他。但后来杨青林叛变,供出潘冬舟是中共间谍,潘冬舟的身份就彻底藏不住了。
后悔的决定
蒋介石连着发电报骂张学良“防备不严,执法不力”,态度硬得很。这时候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正在华中“剿共”前线,好多事都得靠着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要是再顶着不办,不光自己的位子可能保不住,说不定整个东北军都得受牵连。“剿总”里人心惶惶,南京那边又步步紧逼,张学良落到了“忠义难两全”的地步。
最后,张学良还是亲自下了令,处决潘冬舟。他当面跟潘冬舟说:“委员长脾气烈,我保不住你了。”这话里全是无奈和愧疚。他不愿把潘冬舟押去南京,或许是想自己了断这事,让潘冬舟少受些羞辱和折磨,留点儿最后的体面;也可能是想维护东北军的脸面,别让这事闹大了,给整个团体惹更多麻烦。
张学良自己动手,虽说难受,可多少能把局面稳住些,也能跟蒋介石表明:他会整顿纪律。这既是对蒋介石权威的最后妥协,也是在这难到极点的处境里,对兄弟的一种特别的“保护”和“告别”。
后来张学良叹“杀朋友最不应该,也最让人难受”,张学良心里头的挣扎和痛苦,从这话语中就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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