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国军少将被日军围困，率部投降后竟带3万人杀出，歼敌600

1940年，河南温县。日军兵临城下，豫北游击队陷入绝境。

豫北游击队司令刘昌义站在临时指挥部前。他摸了摸腰间的配枪，枪里只剩三发子弹。身后，是 400 多名弹尽粮绝的战士。

“司令，鬼子又推进二百米！”警卫员跑来报告。

刘昌义转头看了眼残破的院墙。墙根下躺着几十名重伤员，呻吟声混着日军的炮声，压得人喘不过气。

刘昌义是西北军出身的虎将。三天前，他接到第一战区命令，掩护国军主力撤退。现在主力已安全转移，他的部队却被日军两个联队围住。

更糟的是，国民党高层早已停发军饷。游击队的枪炮，全是从日军手里抢来的。

“让弟兄们挂白旗。” 刘昌义突然开口。

警卫员愣住了。刘昌义是中原大战时让蒋介石头疼的 “刺头”，七七事变后更主动拉队伍抗日，是出了名的硬汉。可此刻，他的语气平静得反常。

从 “反蒋先锋” 到 “杂牌军” 的困境

1937 年，卢沟桥枪响，32 岁的刘昌义在河北高阳家中踱步。

他曾是冯玉祥麾下的少将师长，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罢免军权。听到收音机里播报日军的暴行，他一拳砸在桌上：“老子就算当土匪，也要打鬼子！”

他变卖家产，召集旧部，在太行山麓拉起几百人的队伍。国民党第一战区注意到这支部队，给了他 “豫北游击队少将司令” 的头衔 —— 这只是个空头衔，部队连像样的军装都没有。

刘昌义带着弟兄们扒铁轨、劫粮车，硬是从日军手里抢来三门迫击炮。

老兵王德顺后来回忆：“那时候刘司令的马褂上全是补丁，每次冲锋都冲在最前面。1938 年沁阳保卫战，我们三百人守城。鬼子的飞机炸塌南门，他抱着机枪堵缺口，子弹打完就用刺刀，最后浑身是血站在城墙上笑。”

可胜利换不来补给。每次打胜仗，第一战区只会发嘉奖电。刘昌义申请补充弹药，得到的回复永远是 “戡乱经费紧张”。

1940 年春，因为和八路军有过合作，刘昌义被国民党特务列为 “赤化分子”，军饷彻底断绝。

假投降背后的布局

1940 年 5 月 13 日，温县。日军指挥官山田少佐看到白旗，嘴角露出轻蔑的神色。

他接过刘昌义递来的 “投诚书”，脸色骤变。纸上写着：“愿为皇军效力，但需保证弟兄们的性命。”

山田不知道，刘昌义的衣袖里还藏着另一张纸条。那是他连夜用日语写的密信：“吾等假意归顺，待时机成熟必取尔等性命！”

这场投降是刘昌义精心策划的。他知道日军想拉拢有影响力的将领，谈判时故意提了三个条件：保留原有编制、由日方补充武器弹药、部队驻地需远离八路军。

这些条件看似合理，实则是为后续起义留后路。

日军果然表现得 “诚意满满”，送来 2000 支三八大盖，还拨了一个炮兵中队。刘昌义趁机扩军，队伍从 400 人迅速发展到 3 万多人。

他还派心腹混入日军宪兵队，画出温县、沁阳等地的防御工事图。

已故老兵李振国的遗孀回忆：“那时候司令白天跟鬼子军官称兄道弟，晚上就带着我们挖地道。有一次鬼子突然要检查军营，司令急中生智，让弟兄们把武器藏进棺材，说这是在给‘阵亡将士’办葬礼。”

3 万大军的复仇时刻

1941 年 9 月 17 日，温县日军军营。日军 “皇军慰问团” 来视察，刘昌义等这一天等了 478 天。

他看着台上演讲的日军联队长，手指悄悄扣住藏在袖口的勃朗宁手枪。

“为天皇陛下效忠！” 日军联队长喊完最后一句，刘昌义突然拔枪，将其击毙。

埋伏在帐篷外的 3 万将士瞬间冲了进来。枪声、手雷爆炸声此起彼伏，鸟群被惊得四散飞逃。

为了这场突袭，刘昌义早做了准备：提前三天在军营食堂下药，让日军军官集体腹泻；把主力分成三路，一路攻打指挥部、一路切断电话线、一路抢占野炮阵地；还让士兵把日军尸体穿上国军军装，制造 “国军偷袭” 的假象。

战斗一直打到次日凌晨。日军 600 多人被歼灭，其中包括 1 名大佐、3 名中尉。

刘昌义亲自押着俘虏的日军顾问前往重庆。路上却得知一个消息：蒋介石已任命他为暂编第 15 军中将军长。

当年随行的副官说：“那时候司令在船上抽了整夜的烟。他清楚，这场胜利换不来信任，只会让蒋介石对他更猜忌。”

从抗日名将到起义将军

1944 年豫中会战，刘昌义率部在郑州和日军血战 7 天 7 夜。可就因为 “不听调遣”，他被蒋介石撤职。

内战爆发后，刘昌义被明升暗降，任第七绥靖区副司令。连他办公室的电话线，都被特务掐断了。

1949 年 5 月，上海战役打响。汤恩伯坐飞机逃跑，把 51 军的烂摊子甩给了刘昌义。

64 岁的刘昌义望着黄浦江，想起了 1940 年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

“告诉共军，我们起义。” 他对着话筒说。

5 月 26 日，解放军的坦克开进上海。4 万多名国军士兵整齐列队，刘昌义站在最前排。

那一刻，他军装上的三等云麾勋章，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1994 年，刘昌义在上海病逝。他的遗物里，有一本泛黄的日记本。最后一页写着：“吾这一生，打过蒋介石，打过日本人，最后打不动仗了，就帮着老百姓种地。有人说我是叛徒，可要是我真叛变了，1940 年就不会让那 600 个鬼子陪葬。”

他的一生充满矛盾：是西北军的 “反蒋急先锋”，却是国民党眼中的 “杂牌军”；假意投降日军，却比很多国军将领更卖力抗日；最终投向人民，却没等到蒋介石的一句道歉。

1941 年起义后，刘昌义把缴获的日军军刀熔铸成犁铧，分给温县的老百姓。他说：“这刀上沾过中国人的血，如今该用来种地了。”

这句简单的话，藏着他对和平的渴望，也成了这段历史里最动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