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早年也有“偶像情结”，偶像送他三本书，从此“脱胎换骨”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有迹可寻的。

每一个人的学识、教养、才能都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则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所接触的人，所受的教育，都对其以后的成就影响至深。

古哲荀子不是说了吗？

“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这话，就充分说明了环境的重要性。

当然，这话也不能绝对，周敦颐不是也说了吗？“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另外，“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也还有一上句：“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为什么蓬草长在麻地里，不用扶持也能挺立？

为什么莲花长在污水泥中，却一点也没有被污染到？

那是因为蓬草和莲花自己有一颗向上的心。

白沙被黑泥渗透而变黑，那是它接受了现状，甘愿躺平。

毛主席出生在湖南韶山农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的家乡被重重大山所阻隔，交通不便，几乎是与外界隔绝。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伟人分别在1961年和1973到韶山冲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他们的第一反应是相同的——大为惊奇，惊奇于这样闭塞的环境中走出了这样一个见识非凡的伟人。

环境闭塞，也决定了毛主席在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与时代脱节的，落后的。

他在私塾里熟读的，都是《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之类的旧学经书。

但是，他有一位好母亲。

他的母亲在韶山一带以善良、谦和、公正和乐于助人而著称。

毛主席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深情地回忆起母亲，说：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他自己也坦承，他非常敬爱他的母亲，他的为人处事受母亲很大的影响。

他渴求学习新知识，母亲全力支持他。

他得以走出了韶山冲，到湘乡，到长沙，看到了天地广阔，看到了宇宙无穷！

老覃在今年四月份发布了《毛主席对孙中山的感情有多深？他晚年感激地说：是他让我成为了我》一文，文中讲到，和很多青少年一样，毛主席早年也有“偶像情结”。

少年时期，他从表兄文运昌处读到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和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开始有意识地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

后来从维新派教师李漱清口中听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事迹，就开始奉康、梁为自己的偶像。

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接触到了同盟会办的《民立报》，热烈拥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可是，引毛主席转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绝不可能是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

很多人以为是李大钊。

毕竟，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毛主席和李大钊接触最多。

其实不是。

真正使毛主席“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陈独秀！

老覃在多年前发布过一篇题为《陈独秀出狱后想回党内，毛主席也希望他回到党内，为何最终没回？》的文章，讲述了陈独秀在出狱后想重加党内，但最终未能回。

而在另一篇题为《毛主席南巡，知陈独秀家在独秀山下，惊问：此山因陈独秀而得名？》的文章中也提到，新中国成立后，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的认定工作迟迟不能完成。

1953年，毛主席在九江登上“洛阳”舰前往南京，路过安庆，想起了陈独秀，黯然神伤，称赞陈独秀“传播马列主义，创建我们党，还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陈延年和陈乔年烈士身份的认定工由此加快了进程，陈家得以评为了革命烈士家庭。

陈独秀的小儿子陈松年后来还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被分配入安徽文史馆工作。

曾几何时，陈独秀不但是毛主席“精神偶像”，也是毛主席的“精神导师”。

陈独秀在1915年开始主编《新青年》。

毛主席初次接触到《新青年》，便成为了陈独秀的忠实读者。

毛主席曾毫不忌讳地对斯诺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是“大社会哲学家”和“思想界的明星”。

陈独秀后来又创办了战斗性极强的周刊《每周评论》。

毛主席追究随陈独秀的足迹，创刊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

陈独秀也在这个时期注意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主编《湘江评论》，刻意模仿《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陈独秀微笑着伸出手，尽力提携和支持毛主席。

他们南与北互相照应，辉耀一时。

1920年4月，毛主席到上海为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送行，单独拜访了陈独秀。

毛主席对斯诺回忆说：

“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陈独秀还送了他三本书。

这三本书分别是：陈独秀请陈望道翻译并，并由陈独秀本人和李汉俊校对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请恽代英翻译、考茨基所著的《阶级斗争》；陈独秀请李季翻译、柯卡普著所著的《社会主义史》。

这三本书都是陈独秀主持的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的。

毛主席说，看了这三本书，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