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美国新一轮关税交易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及影响

来源：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8月2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召开“美国新一轮关税谈判对全球经贸的冲击与中国应对”专题研讨会，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赵海在会上作主题发言。

赵海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以关税为核心，聚焦贸易逆差，针对顺差国采取极限施压、制造不确定性等谈判手段，达成的多为无协议文本、无执行方案、无争端解决机制、无违反协议的惩罚机制的“四无”临时单边交易，破坏全球贸易规则，形成新的“美式朝贡贸易体系”，将全球各国划分为了不同层级。

特朗普的政策引发复杂地缘政治后果。全球呈“去美国化”趋势，各国寻求新出路。国内方面，政策导致“裙带资本主义”抬头，财富分配失衡加剧贫富差距与政治极化，新兴利益集团影响显现。选民对关税分歧大，但特朗普依托基本盘难软化立场。未来关税政策将持续，还可能扩展至更多领域，加剧全球贸易紧张。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论坛立场。

一、特朗普8月1日新关税的政治考量

自被称为“解放日”的4月2日以来，特朗普政府开启了全球性的贸易战，强制要求各国接受美国提出的更高关税标准，并将关税作为博弈工具，在国际层面展开了多轮谈判与交涉。然而，进入7月9日这一为期90天延期或暂停的节点后，美国国内要求特朗普达成协议的压力渐趋加大，与此同时，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也在持续攀升。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不再坚持在8月1日前的立场，最终选择妥协并达成部分协议。在此期间，特朗普政府较早与英国达成协议，但该协议的参考价值有限；随后又与越南达成协议，不过最具影响力的协议仍集中在与欧盟、日本及韩国的谈判中。截至目前，中美之间虽形成所谓的“协议框架”，但尚未真正签署和落实任何实质性协议。

1. 国内政治视角：兑现政治承诺

从国内政治视角分析，特朗普有向其选民兑现竞选承诺的诉求。他在竞选期间多次宣称，将对全球加征10%的关税，后又调整为20%；而本轮关税措施实施后，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已攀升至接近20%，兑现了他竞选时期的承诺。

此类政策的背后，在学理上存在着一定的支撑与考量。例如，《海湖庄园协议》中曾涉及相关建议——部分美国学者认为，15%至20%的关税水平或许是实现重振本国制造业等政策目标的最优关税率。特朗普将全球关税设定在10%到20%的区间，既契合其政治承诺，也可能具有相应的经济合理性。

2. 市场心态视角：关注股债波动

从市场心态层面分析，特朗普对市场的波动状况予以高度关注，其中股市与债市的表现对其影响尤为显著。在此背景下，华尔街利益集团所提供的政治支持及其自身具备的影响力，也对特朗普的决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例如，4月9日，因国债市场突发剧烈波动，特朗普迅速采取了关税暂停措施，最终并未全面推行4月2日宣布的所谓“对等关税”方案。同理，面对即将到来的政策到期节点，特朗普担忧进一步的市场反应会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故而选择主动暂停执行对等关税，以稳定市场。

3. 选民耐心耗尽，急于拿出“胜利”成果

4月至8月期间，美国社会对于关税政策，尤其是对外贸易处理方式的负面看法逐步升温，相关负面意见的占比普遍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亟需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上，就关税问题尽快拿出解决方案，特别是需要宣布一些具有“胜利”意味的成果，以便向选民作出交代。因此，随着选民耐心的逐渐耗尽，特朗普的心态较以往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得更加急于与各方达成相关协议。

特朗普未采用多边谈判模式，而是选择双边谈判方式，此举旨在最大化对手的谈判压力。从博弈论视角来看，这种策略可实现“各个击破”，使谈判对手国陷入相互竞争的“囚徒困境”。在这段时间的谈判进程中，此类态势已逐渐显现：各国因国内经济压力不断攀升，故急于与美国达成关税协议。

举例而言，日本谈判代表在第八轮谈判中持续主动与美方接触，其副代表甚至常驻华盛顿，最终争取到与特朗普面谈一小时的机会，才敲定相关事宜。类似地，韩国在看到日本达成协议后也表现出迫切性，最终赶在截止日前宣布达成协议，为韩国总统出访美国铺平了道路。欧盟在与美国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同样急于推进，尤其是作为欧盟核心经济体的德国，十分担忧在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关税大幅上涨，对汽车产业造成重大冲击。

4. 国内法案为美国增添谈判筹码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底气在一定程度上源于7月4日最终敲定的“大而美法案”。该法案与关税政策构成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经济政策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大而美”法案的落地为特朗普与各国谈判增添了筹码；另一方面，这也加速了美国稳定关税问题的迫切性，唯有如此，才能形成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

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所谓“对等关税”，但其理由的合法性存疑，本质上属于对紧急经济状态的滥用。对此，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已认定其行为违法，而特朗普政府随后将案件上诉至联邦巡回法院，法院暂时维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案件进入进一步审理阶段。就在7月底，相关材料提交工作已完成，作为上诉法院的巡回法院已启动审理程序。最高法院则驳回了快速审理的请求，因此，美国法律专家根据时间推算，上诉法院的审理可能需要3至4个月；无论审理结果对特朗普政府是否有利，败诉一方都可能向最高法院上诉，而最高法院的审理时长或长达一年。总体而言，整个案件的审结可能要推迟至2026年夏季。

就目前情况而言，案件审理的整体态势对特朗普政府并不有利。因为若要在法律上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主张，即美国当前处于“紧急状态”，且将美国对外贸易赤字作为对全球加征关税的依据，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急于通过达成协议的方式，预先架空这一法律案件的实际影响，即便后续被判定违法，他手中已达成的这些交易仍可作为与各国继续谈判的筹码。当然，特朗普还准备了后续的行业性关税方案。

5. 试图分散MAGA支持者对于“爱泼斯坦案”的注意力

“爱泼斯坦案”是当前美国政治中一个备受瞩目的焦点。作为特朗普背后的MAGA集团所信奉的阴谋论当中的核心案件，“爱泼斯坦案”蕴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特朗普支持者的思想体系中，该案件占据着理论核心地位：他们认为，若要打破所谓“深层国家”盘根错节的统治，关键在于揭开爱泼斯坦案的真相，曝光涉案人员名单并将其“打倒”，进而实现对华盛顿的彻底“清洗”。这样才算真正完成MAGA运动的“革命目标”。

然而，即便作为MAGA阴谋论核心推动者的卡什·帕特尔被任命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特朗普阵营却始终未公布所谓的爱泼斯坦案涉案名单，甚至宣称该名单根本不存在，还公布了录像带试图证明爱泼斯坦系自杀。此举反而加剧了阴谋论的蔓延，也使得特朗普在MAGA集团内部的公信力受到动摇。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近期的一系列举措，实则意在转移公众对爱泼斯坦案的关注焦点，引导舆论不再对此过度纠缠。但事实上，在美国政治领域，特朗普越是试图以其他事件分散注意力，MAGA运动的核心领袖及相关网络影响力人物，就越是关注爱泼斯坦案的后续进展。这一态势，预计将对美国中期选举产生一定影响。

二、特朗普交易的“艺术”

自4月以来，特朗普在一系列谈判中所采用的手段，让我们得以窥见其所谓“交易艺术”的实质。当然，从中方谈判的专业视角出发，会有更深入的解读。此处仅就美国与其他国家谈判过程中所展现的方式略作观察。

1. 聚焦主要贸易逆差国（北美、欧盟、中、日韩、东盟）

特朗普显然将贸易逆差问题置于首要考量位置，因此其关注焦点从一开始便锁定在对美存在重大贸易顺差的十几个国家身上，首先是北美地区的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中国，这三个国家也是最早被其加征关税的对象；紧随其后的是欧盟，再之后是日本和韩国，而当前他尤为关注的则是存在贸易转移现象的东盟。

在谈判过程中，尽管有120多个国家希望与美国展开磋商，但美国政府部门显然缺乏足够人手与这些国家逐一谈判。因此，其麾下三位主要谈判代表贝森特、卢特尼克及格雷尔，所负责或共同负责的谈判对象仅约十几个。由此可见，特朗普在谈判中具有极强的聚焦性。

2. 高关税施压，制造不确定性

特朗普在谈判中明显沿用了其作为地产商及日常经商时的惯用手法：先是采取极限施压策略，提出远超合理范围的要价；谈判过程中又刻意制造巨大不确定性，时而宣称暂停，时而又表示恢复，将谈判对手搅得无所适从。同时，他还以威胁手段对待对手，作为霸凌者，一旦对方敢于反击，他便会以更严厉的方式施压，立即采取反制措施。

3. 谈判中要求对方不断出价，不明确自身诉求

在谈判中，特朗普始终要求对方不断出价，从不明确自身诉求，而是反复迫使对方提出向其让渡利益的方案。这一点在与日本、韩国及欧盟的谈判中均有体现，美方在谈判桌上始终要求对方作出让步。印度的案例尤为典型：印度多次提出不同方案，经卢特尼克呈交特朗普后均遭否决，只得返回重新磋商。最终印度陷入无奈境地，无论提出何种方案均不被接受，而受国内政治条件限制，又无法提出过于激进的方案，导致美印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日本的情况亦类似。日方多次提出不同解决方案时，美方三位谈判代表内部先陷入分歧，甚至当着日方代表的面争执不休。卢特尼克曾以为与日方达成共识，却因格雷尔背后提出异议，特朗普便否决了相关潜在协议。若非特朗普出于自身政治需求急于与日本达成协议，日方的问题恐怕至今仍未解决。此前日本曾提出一项重要方案，提议将在美日企对第三方的出口额用于抵消日本对美出口额，以降低美方关税，但未获特朗普认可。直至日本提出55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特朗普才愿意接受，而实际上他最初还想进一步提高这一金额。

4. 同时一对多双边谈判，以最高出价勒索他国

如前所述，特朗普在谈判中还善于利用双边谈判与多边博弈的互动关系，他会将某一方提出的最高要价作为筹码，反过来向其他谈判方施压，迫使后者提高出价。这种策略实则源于其经营房地产时常用的手法，即通过促使竞标方相互竞争来抬升报价，本质上是利用多方博弈中的比较优势强化自身谈判地位。

5. 单方面宣布达成交易及内容

显然，无论是专家还是媒体都已注意到，特朗普在最终达成的协议中所追求的，是一个足以引发轰动的庞大数字，一个能登上媒体头版头条的标志性成果。他急于对外宣布的，是其他国家向其作出了何等重大的让步，以及他为美国争取到了何等可观的单方利益。由此可见，他在政治层面对于媒体曝光度的需求，明显超过了与其他国家达成可执行方案的实际需求。

三、“单边交易”而非协议

特朗普所谓的“达成交易”，无论冠以何种名称，实则均为临时性协议。在此情况下，所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各方实际上已对美方失去信任。换言之，各方都清楚这些协议的临时性，因而也多采取敷衍态度，只要能先与特朗普达成协议，暂时稳定预期、支撑过当前年度，至于明年及后续的情况，则待日后再作打算。

1. 各国争相与特朗普单独接触，配合特朗普“演戏”

8月1日之前达成的一系列所谓“协议”，实则均属单边交易，甚至难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协议。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各国在争相与特朗普单独接触后，逐渐洞悉其中逻辑，便开始配合特朗普上演一场“戏码”。与欧洲方面的专家交流时，他们曾明确表示，这本质上是在与特朗普共同演一场戏，他们会抛出一个庞大的数字，正如特朗普中东之行时，中东王室成员以类似方式敷衍他的做法。欧洲方面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满足特朗普在政治或面子上的需求，便可达成所谓的“交易”。

2. 后期为加速出现某种交易模式：开放市场、给美国钱、买美国货

为加速达成交易，其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要么由对方承诺对美国实施单边零关税、取消所谓贸易壁垒并开放市场，例如开放此前不对美国开放的汽车市场，或是大米、其他农产品、牛肉等领域的市场；要么由对方直接向美国提供资金，承诺对美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要么由对方增加美国商品的采购量，比如波音飞机。通过这些方式，特朗普便能获得可用于国内政治宣传的素材。

3. 双边“四无”交易

最终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达成的这些交易，可称之为“四无”交易，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没有协议文本。所谓“交易达成”后，仅形成一份简略的概要性文件，部分甚至只有一页纸，这与以往国际社会常见的贸易协定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二是没有执行方案。这些协议缺乏落地实施的具体路径，多数贸易商仍在等待细则出台，导致当前的“交易”不具备任何可执行性。例如，在15%—20%等关税税率背后，存在大量的豁免条款，不同产品可能面临不同关税，这恐怕连美国海关都对如何征税感到棘手。三是没有争端解决机制。正常的贸易协议均包含争端解决机制（DSM），但当前这些协议中并无相关设置。一旦出现分歧，双方对协议条款的理解产生冲突时，将缺乏明确的争端解决主体和途径。四是没有违反协议的惩罚机制。若欧盟或日本向美国承诺的投资额未达标，该如何处理？双方的惩罚机制是什么？目前均不明确。仅贝森特曾提及“若对方不执行，美方可能重新加征关税”，这显然并非正常协议应有的约束方式。

与此同时，协议涉及的税率随时可能变动。不难想见，一旦争端无法解决，特朗普完全可能以任何理由否认、修改甚至退出已达成的所谓“交易”。

这种以单边交易替代正式协议的模式，凸显出特朗普正以一己之力破坏当前全球基本贸易规则，原有的WTO规则、美国与其他国家此前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均被其弃之不顾，且均面临被重新修改的命运。

四、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

（一）特朗普关税交易结果：“新朝贡贸易体系”

特朗普的关税交易在国际层面引发的结果，被解读为形成了一种新的“美式朝贡贸易体系”（America Tributary System）。在西方语境中，历史上曾将中国古代的贸易体系称为朝贡贸易体系，而如今他们认为特朗普推行的这套模式可称为“美式朝贡贸易体系”，即所谓“附庸国”需向“宗主国”纳贡，之后才有权参与到相应的贸易圈中，与“宗主国”开展贸易。

1. 由此可见，特朗普在其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实际上将全球各国划分为了不同层级。

第一层：付费且在安全上依附美国的国家

这一层构成其核心圈层。尽管拜登政府时期也曾有类似构想，如通过“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形成内圈层，要求参与国与美国意识形态一致、国家利益契合且安全绑定，但特朗普的标准更为简化——无论国家属性如何，只要“付费”加入其构建的类似“俱乐部”的体系，即可纳入第一层，核心特征是通过经济付出换取安全依附关系。

第二层：依靠美国市场的国家

以东盟国家为典型，其中越南尤为突出，其30%的出口依赖美国市场。这类国家因短期内无法承受脱离美国市场的后果，故积极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维持市场准入，其地位取决于对美国市场的经济依存度。

第三层：对美国无足轻重的国家

美国对这类国家采取“一刀切”政策：无论是否达成协议均无关紧要，最终直接宣布统一征收15%的关税，要求其执行即可，反映出这类国家在特朗普的贸易框架中处于边缘位置。

第四层：反抗或抵制美国的国家

这一层的国家尚未被明确定位，主要包括对美国采取反抗、抵制态度或持续博弈的国家。例如，加拿大、墨西哥的最终层级尚未完全确定，但预计仍将归入第一层；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层级也需通过最终博弈确定。

总体而言，特朗普正在重构国际贸易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各国与美国的贸易权力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具有层级分化的格局。

2. 这种贸易模式引发了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后果，贸易体系的重构正推动价值链与金融领域的连锁重构。

从政治维度观察，美国当前在贸易领域的一系列举措，与其国内其他外交政策相互叠加，导致其全球软实力急剧下滑。各国对美国的信任程度、以及未来处理与美国关系的方式，都将发生深刻转变。总体而言，全球正处于一个明显的“去美国化”阶段。即便是西方的自由派声音，如今也指出，未来的全球贸易体系可能呈现“全球贸易体系减美国”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将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而美国则被排除在外。

欧洲、中东、印度、东亚等各国纷纷开启新的“合纵连横”，积极探寻外交与贸易领域的新路径。欧盟虽在此次博弈中看似对美国有所妥协，但其内部已对自身安全与贸易未来展开深刻反思。尽管最终能否实现目标尚难定论，但欧盟显然意图在与中国、美国保持距离的同时，强化内部统一，并积极与世界其他地区，如日本、拉美、印度等重新构建自贸协议。中东及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调整。在东亚，日本、韩国正与中国重启中日韩三方在金融和贸易领域的积极沟通。由此可见，面对当前美国主导的贸易格局，各国均已行动起来，努力为自身寻找新的发展出路。

拉美与非洲地区在继续维持与美国一定贸易关系的同时，也在积极拓展新市场、寻求新合作伙伴。在近期巴西举办的金砖峰会上，明显能感受到拉美国家对中国的合作热情显著升温；非洲同样希望与中国深化合作。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不断加强，例如巴西与东盟的关系持续深化，本次东盟峰会便邀请了巴西总统出席。

面对这样的全球格局变化，中国无疑也需要作出相应的战略应对，以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体系的重构，维护自身发展利益并推动全球合作。

（二）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国内后果

特朗普经济政策在国内引发的后果更为重大且影响深远。首先，从其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美国原本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资本主义，正逐渐向裙带资本主义转变。若近期去过华盛顿特区，这种感受会尤为明显：过去这座城市虽有游说产业且规模不小，但远未达到如今的程度。如今，游说已演变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随处可见为获取各类经济利益而奔走的人，无论是国内税收优惠还是关税政策倾斜等，他们不断寻求与白宫建立联系，持续向国会进行游说。

其次，若将“大而美”法案与关税政策结合分析，便会发现这构成了过去50年间美国规模最大的财富再分配举措。假设关税政策在未来4年内维持不变，其直接后果将是美国外部税收大幅增加，而国内则同步实施大规模减税。这一政策组合实则形成“劫贫济富”的效应：关税作为典型的累退税种，其负担更多由普通民众承担；与此同时，国内累进税体系被逆向调整，福利支出遭到削减，富人却得以享受减税红利。由此推断，未来数年内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其政治后果显而易见，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程度只会较当前更为剧烈。

第三，美国表面上大规模加征关税，但实际上诸多领域被纳入豁免范围，至于具体哪些领域将加征关税、如何加征，最终仍由特朗普决定。例如，医药领域目前虽在豁免之列，却面临着被加征200%关税的威胁；电子产品领域的情况同样不明，以苹果等企业为例，其未来发展走向存在不确定性，中国出口至美国的电子产品当前虽享受关税豁免，但随着301、232调查结果的出炉，后续一系列关税政策的落地，都将对各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且这种影响并非统一的，不同行业乃至不同公司所受冲击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第四，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之间的博弈异常激烈，特朗普取消《通胀削减法》补贴的举措也因此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一批新兴的金融与工业利益集团崭露头角，包括以加密货币为代表的新兴金融利益集团，以及以Palantir为代表的新兴军工复合体，这些势力都将对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特朗普显然试图拉拢这些新兴利益集团为己所用，但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

（三）特朗普关税政策面临的政治后果

选民对关税政策的负面情绪持续加剧，相关民调显示，支持与反对关税的差额从3月份的12%扩大至7月底的20%，反对者已构成绝大多数。但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内部对关税的容忍度不仅未下降，反而有所提升，厌恶关税的群体对其反感程度加深，而支持者的立场不仅未松动，甚至可能进一步强化。具体而言，共和党人中80%认为关税从中长期看有助于经济增长；此前不少人认为短期可能伴随阵痛，特朗普本人也曾提及短期痛苦，但如今60%的共和党人甚至认为关税在短期内也能为美国带来经济收益。这一态势为特朗普提供了另一重底气，他原本便凭借少数票优势上台，无需说服反对者，只需稳固核心支持者群体即可，因此在关税问题上或难有软化迹象。

但问题在于，其经济政策组合的实际效果，包括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可能减速、通胀或将上升、整体经济状况有恶化风险等，可能对不同社会阶层造成差异化冲击，这终将对其中期选举的政治支持基础产生影响。

特朗普的支持率自4月以来持续下降，尽管降幅并不显著。目前其支持率的低迷程度，仅略好于第一任期执政6个月时的表现；第二任期执政7个月后，他的支持率已降至45%以下，部分民调显示为39%，最高也仅44%，整体政治支持呈现负面态势。这使得特朗普开始担忧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2018年中期选举中，正是由于其执政初期的混乱局面，导致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控制权。而此次中期选举的形势更为复杂，结果难以预判，民主党尚未对特朗普形成有效抵抗，其民间支持率甚至低于特朗普；参议院预计仍将由共和党掌控，但众议院仅以3票优势领先的共和党，随时可能面临翻盘风险。为巩固优势，特朗普在共和党占优的得克萨斯州通过重新划分选区，争取额外获得5个众议院席位。然而，这一举措引发了广泛反对：民主党开始在其具有优势的加利福尼亚等州效仿此举，最终特朗普阵营可能因选区重划损失更多席位，反而得不偿失。

目前，选区重划问题已引发激烈争议。预计未来数月至年底前，这一议题将对美国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后续发展值得持续关注。

五、关税政策：不是终点，是新起点？

其一，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必将贯穿其四年执政期，而非仅限于当前数月，这几个月只是其实现第一步目标的阶段。对特朗普而言，关税是他眼中最趁手的“武器”，因此，日后无论遭遇何种问题、困难，或是想达成其他政治目标，他都可能再次祭出关税这一手段。目前来看，尚未完成谈判的国家仍有不少，尤其是金砖国家，对当前关税政策不满的国家也存在，后续谈判或将持续很长时间。

其二，在金融领域，美国原本就有次级制裁手段，而特朗普如今又推出了“次级关税”这一新举措。他想要重点惩罚的国家如伊朗、俄罗斯等，若其他国家与这些被惩罚国进行贸易往来，便会被视为“有罪”，美国将对其加征关税。例如，他已威胁要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加征100%关税，并已经将对印度的关税提高至50%，只是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关税会如何波及中国。贝森特曾表示，可能会对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企业实施制裁，其后续发展有待观察，这或许也需要中美通过谈判来解决。

其三，鉴于部分232、301调查始于4月，美国后续可能会对更多产品加征关税，包括前文提及的电子产品、医药，以及铜、矿物、有色金属、稀土等，以此保护和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发展。

总之，关税引发的乱局目前只是拉开了序幕，后续局势可能会更复杂多变。随着美国的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尤其是核心通胀保持坚挺，产业回流没有起色的话，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面临更大的国内压力。此次8月1日达成的所谓短暂或局部协议，不仅无法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还加剧了全球贸易的紧张态势。因此，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特朗普关税也会持续跟进调整。

责任编辑：张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