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义 尚颖欣 | 欧美学界关于李大钊的研究述评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党的文献）

李大钊作为“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备受关注。及时追踪、挖掘和借鉴国外李大钊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仅是提升国内李大钊研究水平的现实需要，更是拓展李大钊研究国际视野的必然要求。欧美学者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涉及李大钊研究，其视角、议题、路径与国内学者不尽相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有鉴于此，本文拟系统梳理欧美学界李大钊研究的历程、热点、特征，以期对深化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欧美学界李大钊研究的历程

欧美学界的李大钊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零散分布到丰富发展再到走向深入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一代代学者不断积累而至丰硕的学术史脉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学界的李大钊研究零散地分布于少量海外中共党史论著之中，没有引起太多西方研究界的学术关注。由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对立和地理阻隔，欧美学界关于李大钊乃至整个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都较为黯淡。一方面，西方学者无法接触到中国馆藏的史料文献和研究资料，只能查阅中国官方出版的报纸杂志；另一方面，冷战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反共意识形态，中国研究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和异化。尽管如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仍有中共党史研究者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例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于1951年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在深入探寻中国革命的历史渊源时，对李大钊的历史定位、生平活动、思想演进进行了较多笔墨的研究。美籍华人周策纵（Tse-tsung Chow）所著的《五四运动史》于 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有部分勾勒李大钊历史活动的笔墨。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欧美学界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处于艰难起步阶段，李大钊研究只是零星点缀。

1967年，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这本研究李大钊的专著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分析思路和论证风格，细腻地剖析了李大钊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理论特征，成为此后欧美学者研究李大钊的重要参考。该专题性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欧美学界的李大钊研究站在了新的起点。正如美国威奇托州立大学副教授卢秀芬（Lu Xiufen）指出，西方学界对李大钊的讨论是由莫里斯·迈斯纳开创的。除了该著作的学术影响力外，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部分非官方史料的流出、中国成功经验的吸引力也加速了此后欧美学界李大钊研究的丰富发展，以李大钊为对象的专题研究不断出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包括欧美学界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中国亟需了解广阔的世界，世界也同样渴望重新认识中国，欧美学界的李大钊研究自此开始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与中共党史和李大钊相关的档案文献和数据资料陆续公布，出版物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新的高度，这些新鲜史料对欧美学者来说弥足珍贵；二是部分欧美学者有机会亲身来到中国实地考察和交流学术，在看到与过去想象中截然不同的中国后，其研究的思路、方法也产生了巨大变化；三是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引起了欧美学界广泛的研究兴趣，学界开始试图追根溯源，寻求这一奇迹背后逻辑的起点和源头，加强对早期中共党史的研究。这一时期，欧美学界对李大钊的研究逐步转向有深度的个案研究。如 1979年丹尼·纳尔逊（Diane M. Nelson）等美国学者所撰的期刊论文《红楼：李大钊和近代中国图书馆管理员职位中激进主义的来源》，集中阐释了李大钊的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大量深入考察李大钊思想体系的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美国艾格尼丝·斯科特学院教授吴淑琴（Wu shuchin）的博士论文《李大钊与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产生》、波兰学者达维德 ·罗加茨（Dawid Rogacz）的期刊论文《活的过去和自己创造的未来：李大钊的历史元哲学》、美国圣路易斯大学教授胡胜（Timothy Huson）的期刊论文《李大钊的青春中华观》等。

发展到今天，欧美学界的李大钊研究已经深入到李大钊的思想中的许多具体领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专业化特征。如卢秀芬重点研究李大钊汲取中国传统哲学因子的内在逻辑，英国学者李蕾（Leigh Jenco）重点关注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意大利汉学家鲍夏兰（Claudia Pozzana）重点研究李大钊的历史哲学思想等。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教授单富良（Patrick Fuliang Shan）撰写的《李大钊：中国的第一位共产主义者》，成为欧美学界研究李大钊的首部传记。此书运用翔实的资料阐述了李大钊身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的人生经历，期望“填补西方学术界的空白”，在中国追寻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评估了李大钊的地位和贡献。

二、欧美学界李大钊研究的热点

欧美学界以李大钊的历史定位、思想溯源、核心观念、人物关系等问题为研究热点，形成了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景象。

（一）关于李大钊历史定位的研究

对于李大钊的历史定位，欧美学者重点再现了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历史形象。

其一，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鲍夏兰根据李大钊作为“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定位提出了重新解读李大钊思想的两条原则：一是围绕其思想源头，将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进而解读其政治思想学说；二是挖掘其理论创新，探讨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所作的“桥梁性贡献”及其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思潮之中呈现的独特特征。卢秀芬指出，李大钊虽然是中国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家，以独创性的观点开创了将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的思想先河。同样，西班牙学者哈维尔·马丁·里奥斯（Javier Martín Ríos）也看到了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度上的理论贡献，指出李大钊是最早提出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本国社会现实的理论家。单富良指出，李大钊虽在中国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完全束缚，其思想在古今思潮碰撞中“仍然处于流动性的状态”。

其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历史贡献并不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上，更重要的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美国汉学家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明确将李大钊称为“中国共产主义之父”，标明了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实践共产主义方面的先驱地位。丹尼·纳尔逊等认为李大钊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潜力，使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进政治激进行动的活动中心”。波兰前劳动社会党书记兹比格涅夫·维克托教授（Zbigniew Wiktor）指出，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实践为多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在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德国学者安娜·斯特歇尔（Anna Stecher）指出，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参与了组织工人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活动的北方领导人。

（二）关于李大钊的思想的溯源研究

李大钊于1907年至1913年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于1913年至191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身处中西文明互动和现代思潮与传统思潮交锋的历史文化环境，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受到了自身既有知识结构的深刻影响。欧美学界以文明互动的视角，从中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思潮、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方面对李大钊的思想进行溯源研究。

其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由于早年接受过系统的传统儒学教育，李大钊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之浸润和熏染。有欧美学者对李大钊思想背后的文化基因进行了深入思考。如卢秀芬认为莫里斯·迈斯纳将李大钊误解为唯意志论者，忽视了李大钊的思想谱系根植于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当中。她梳理了李大钊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认为“天下大同”的儒家文化早在十月革命到来之前就使李大钊易于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其后李大钊又运用道家循环史观判定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衰落，世界正显现出走向社会主义的迹象。胡胜也认为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正是受到易经、道教、佛教思想以及儒家知行合一、革故鼎新等精神的共同作用，李大钊这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运用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反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辨性形成了其民族自觉的观点。美国学者杰曼·霍斯顿（Germaine A. Hoston）指出，李大钊在儒家理学思想中找到了人的意志和精神能动作用的依据，继而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突出强调了意识的重要性、人类精神的可塑性、意志论的优先性。吴淑琴指出，李大钊对中国复兴的乐观希望，其来源不能简单追溯于笛卡尔范式的西方进化理论，而是孕育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基于这种宇宙观，个人、国家乃至宇宙更多基于内因而非外因实现自我更新。

其二，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正值社会主义理论在日本盛行，在此期间，他系统学习了西方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也接触了安部矶雄、河上肇、加藤弘之等众多日本学者及他们的著作。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李大钊受到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培根和黑格尔等西方思潮的广泛影响，柏格森和爱默生的哲学体系对李大钊的思想发展起了更加直接和深刻的作用。斯洛文尼亚学者赫莲娜·莫托赫（Helena Motoh）指出，李大钊留学期间受到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特别强烈的影响，在他相当短暂的一生中，他出版的大部分作品明显都是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译本的影响下写成的。有学者还描绘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对李大钊的影响，如美国学者林琪（Catherine Lynch）就注意到李大钊对民粹主义历史作用的合理理解及对其民主主义合理内核的吸收，认为李大钊在将农民建构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同时也洞察到了他们身上的独立革命力量。亦有学者注意到国际主义精神对李大钊的启发，如英国学者格雷格·史密斯（Craig A. Smith）指出，李大钊在俄国学者提出的“欧洲联邦”的框架下重新审视日本的泛亚洲主义，最终构思出一种抵制日本侵略和通向全球联合的“新亚细亚主义”。

其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首先，关于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历史过程。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指出，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曾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调良知和人类意志的思想”。意大利学者斯特凡尼娅·斯塔法蒂（Stefania Stafutti）指出，原本将欧洲视为现代民主熔炉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在巴黎和会惨遭美国背叛，这成为李大钊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合理性所在。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李大钊的思想演变的内在影响。比如，有欧美学者研究了列宁主义的“播种机”作用，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埃雷兹·马尼亚（Erez Manela）称赞李大钊是“第一位注意到列宁呼吁世界革命和威尔逊的国际改革观念之间存在差距的中国著名思想家”。鲍夏兰认为，正是受到列宁的启发，李大钊迫切地需要一个不同于任何现存政府的巨大政治发明，这一发明将以共同组织整个世界的政府取代当下的议会、总统、总理、内阁、立法机构或统治者。

其四，关于李大钊对中西文化的融合扬弃。不少欧美学者注意到李大钊在吸收借鉴各种思潮时所进行的融合与创新，并不把李大钊视为某一思潮的单纯接受者。如意大利学者蓝泽意（Fabio Lanza）认为，即使李大钊的思想源流经历了从中国近代思想家到马克思和柏格森，再到一系列被归类为“新唯物主义者”的当代理论家的转变，李大钊的思想也没有表现出非连贯性，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由多种观念构成的全新理论体系。达维德·罗加茨认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受到了西方的生命哲学以及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启示，李大钊的思想并非这些思潮的“混合体”，“作为一个独创的思想家”，他“有选择地挑选出他认为与他的世界观相符的概念和论点，为他们提供自己的想法”。单富良称李大钊的思想谱系是“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形态”，这一融合性特征体现在李大钊接受共产主义之时，一方面在摒弃与现代性相悖的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纳入新的思想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他先前秉持的民主理念、自由主张、无政府主义等诸多元素仍存有影响。正如丰盛的火鸡大餐需要搭配各类配菜方能成席，李大钊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恰似一盘精心烹制的什锦拼盘，融汇了多元思想养分。

（三）关于李大钊核心观念的研究

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了其史学理论、哲学理论、民族理论、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欧美学者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和研究基础，大体从史学观、哲学观、民族观、革命观四个方面探讨了李大钊的思想中的基本元素及其体系性结构。

其一，以史学观为考察内容。李大钊的史学观把历史阐释为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充分肯定人类塑造历史现实的能力，开创了中国现代新史学理论建设之先河，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框架。正如美国历史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在早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中，李大钊将唯物史观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位，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贡献最多的人物之一。一方面，李大钊首次将唯物史观引入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美国莱斯大学历史学教授汤尼·白露（Tani E. Barlow）沿循文献学的解读范式，指出李大钊吸纳了从希罗多德到他同时代的数位史学家的思想精华，结合自己创立的范畴对历史、史学和历史哲学作出了微妙区分，为史学展示了唯物史观的新颖性和独特价值。另一方面，李大钊以中国现实境遇为导向，肯定人类创造历史的力量。达维德·罗加茨指出，李大钊对历史的解读并不是完全依赖物质变革，而是持有如果没有人类理性精神的变化就不会有动力推翻现存经济关系的观点。杰曼·霍斯顿指出，李大钊以唤醒国民意识为导向，将个体的自我意识作为人类塑造历史的因子，认为中国的危机在于国人自身缺乏抗拒残暴的精神。

其二，以哲学观为考察内容。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和精神、时间和空间、运动和发展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解释了人类的能动性与客观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之间的张力问题。本杰明·史华慈指出，尽管李大钊的思想具有思辨特质，但解决中国现实困境的触动比起寻找哲学真理对他的触动更直接，李大钊的全部哲学基本上是他对“中国是一个没有更大发展前途的僵死文明的言论”的反驳。鲍夏兰认为，李大钊的哲学思想跨越了时间周期性的固有观念，找到了一种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新方法，且有效地将哲学问题从道德和伦理层面转移到了政治的高度。李蕾认为，李大钊的哲学观论证了人类如何通过现在的行动改变过去的血统和共同的未来轨迹，一方面将时间视为本体的、非人类的概念，另一方面赋予了人类以自身力量改变政治和社会的可能性。

其三，以民族观为考察内容。李大钊的民族观兼具振奋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兼济天下的国际主义情怀，经历了从民主主义民族观到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国际主义民族观的转变。李蕾指出，五四运动之前，李大钊只是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对其无休止侵略行为进行反思，而在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认为中国应当以挽救人类危亡的参与者的身份介入世界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对于李大钊而言则是整个亚洲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沉淀剂。一方面，李大钊以爱国主义的深厚情感希望挽救中华民族。卢秀芬认为，李大钊既关注到中国国力是抵御外敌的必备要素，又格外重视受到多方侵犯的人民福祉，主张先救群众再救国家，通过在国家层面上团结人民群众以挽救整个中华民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化历史学家李安娜（Ana Paulina Lee）认为，李大钊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构建新的中华民族意识的努力。另一方面，李大钊以国际主义的世界担当致力于全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西班牙学者费兰·佩雷斯·梅纳（Ferran Pérez Mena）指出，李大钊的世界统一愿景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同质化的政治实体，而是构筑一个由被压迫民族组成的世界性联邦，在这一“横向组织”内部的各民族将相互合作且尊重彼此间的文化差异。格雷格·史密斯指出，李大钊“调和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以本民族的自我需求为中心，融合反帝立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主义精神，构建了一种“基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乌托邦式亚洲主义模式”。

其四，以革命观为考察内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革命概念意指根本性改变现有社会制度存在条件的客观历史过程，李大钊围绕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理论基点实现了新的理论建构。从政权更替的政治革命来看，美国学者杰西 ·罗登比克（Jesse Rodenbiker）指出，李大钊重塑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马克思将城市无产阶级视作革命变革的关键动力，而李大钊从中国实际出发，将农民作为政治斗争的力量和源泉，认为在社会自然循环的某一时刻，这一落后的社会群体会通过他们自身潜在的能量推动政治革命的产生。卢秀芬指出，李大钊着眼于全国潜在的革命力量而非单一的工人阶级，随着外国剥削和政治统治使中国日益贫困，实现政治开悟的农民将与工人阶级共同构成国家力量的支柱。美国学者苏耀昌（Alvin Y. So）指出，李大钊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解释，遵循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国家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特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革命的融合。从社会秩序全面更迭的社会革命来看，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阿恩德·博尔坎佩尔（Arnd Bauerkmper）指出，巴黎和会削弱了美国对中国人的影响，陈独秀和李大钊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赢得了众多追随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实现了从重塑思想文化到追求颠覆旧秩序的社会革命的实践转向。李蕾结合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这一文本，指出其革命观建立在与过去的连续性上，而不是建立在与过去决裂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破除阻碍中国历史加速前进的因素。

（四）关于李大钊人物关系的研究

李大钊处于一个继承与变革交织进行的复杂历史时代，对他的研究离不开他与同时代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欧美学界不少学者就李大钊的人际交往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对人物关系上。

其一，李大钊和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也引起了欧美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将二人的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提出，与马克思主义事业中的合作伙伴陈独秀相比，李大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中国本土化的版本。波兰学者乔安娜·沃登加（Joanna Wardega）比较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语境中的爱国主义，认为陈独秀将爱国主义视为源自国家认同感的热爱，而李大钊将爱国主义定义为创造和完善理想国家的行为。本杰明·史华慈认为，和陈独秀相比，李大钊是根本不同性情的人：陈独秀偏重于关心具体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李大钊以偏重思辨哲学而著名。贾祖麟在分析中国工人运动遇到的挑战时提出，陈独秀和李大钊各自抓住了其中的不同部分，陈独秀投身于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权的斗争，而李大钊则倾向于思考中国无数默默无闻的农民的革命前途。

其二，李大钊和胡适。以胡适和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一次对于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论证，引起了欧美学者的广泛讨论。美国学者纪文勋（Wen-Shun Chi）指出，分歧来源于二者“根本哲学”的冲突，信奉杜威实用主义的胡适主张用一点一滴的改良和研究具体问题取代抽象的“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的李大钊则坚信“问题”与“主义”不可割裂，认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是医治其他社会弊病的前提。单富良指出，这场唇枪舌剑的交锋并非自相残杀，即使李大钊和胡适当时并未意识到这场辩论的涟漪效应，但它仍是未来中国革命高潮的起源。

其三，李大钊和毛泽东。李大钊与毛泽东之间有师生之谊，故欧美学界就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进行了探源性研究。英国学者马约里·德莱堡（Marjorie Dryburgh）将李大钊定位为“青年毛泽东的导师”。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不仅是因为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创始人，毛泽东在这个小组里扩大了这方面的知识，还因为他同李大钊非常相像，也是满怀热情地想要献身于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事业。德国学者雅各布·弗兰克（JacobFrank）指出，毛泽东通过李大钊的读书会接触到社会主义、历史变革、政治动员和农民阶级的思想。 艾恺也认为，由于先入为主的作用，毛泽东在旁听李大钊课程的过程中深受马克思主义观的影响。

其四，李大钊和维经斯基。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指出，维经斯基具有“历任共产国际使者所不具备的卓越感染力”，坚定了李大钊等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信心。法国历史学者耶利米·塔米亚托（Jérémie Tamiatto）指出，维经斯基通过接触李大钊等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向他们解释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对中国革命的有用性，利用他们的知名度向五四运动中失望的激进学生灌输俄国革命模式的理论。

三、欧美学界李大钊研究的特征

经过研究范式的迭代更新与多维视角的系统整合，欧美学界的李大钊研究呈现出研究主体多元化、研究议题现实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等特点和趋势，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考。

（一）研究主体的多元化

在国籍分布上，欧美学界研究李大钊的作者涵盖北美与欧洲主要学术重镇，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斯洛文尼亚等多个国家，产生了一大批多视角、多方位、渐进式的学术成果。在职业分布上，研究李大钊的欧美学者以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为主，还包括与中国交往较为密切的政界人士、国际媒体以及国际智库等

方面的人员。在年龄分布上，既有本杰明·史华慈、莫里斯·迈斯纳、斯图尔特·施拉姆等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资深专家学者，也有一大批青年学者为李大钊研究注入新鲜血液，极大地扩充了李大钊研究的学术群体。

（二）研究议题的现实化

在研究议题方面，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美学界的李大钊研究越来越注重贯通历史与现实。正如蓝泽意强调的，重新考虑同时期的现在和革命的过去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追溯李大钊的思想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借助过去的革命经验渡过当代的危机，这不是在幻想未来而是在塑造未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兼顾历史视野和现实关怀，致力于将李大钊思想的研究价值推向新的时代高度，从历史中探寻解决时代课题的密码。例如，杰曼·霍斯顿以李大钊为典型研究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作用，他指出，儒家思想有潜力“为今天的中国乃至全世界走出固有态度、消除不公与苦难、迈向基于人类尊严和公正的和平，指明一条新道路”。胡胜则阐述了李大钊理想图景的现实意义，认为李大钊的国际人道主义情怀、公平分配劳动成果的诉求以及他所构想的“青春中国”愿景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更显迫切，“正是因为当下全球格局已为这些理想的实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熟条件”。

（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演进和欧美学界研究重点的转移，李大钊的相关研究在方法上日益多样化。一方面以追溯史实为基础，将互联网资料、原始文献资料、中国权威学术论文进行相互印证，另一方面则灵活运用新兴史学门类及其视角方法。一是运用比较史学，将李大钊置于横纵比较之中定位和定性，横向上比较李大钊与陈独秀、胡适、李达等同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异同，纵向上以赴日留学、五四运动、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等为关键节点，比较李大钊的思想在不同阶段的嬗变。二是运用概念史学，将李大钊思想沉淀于某一词汇之中。例如李蕾通过挖掘李大钊文章中“过去”“现在”“未来”等概念的语义流变，揭示了李大钊如何逐渐塑造出一种独特的时间观，这一观念将时间视为一种本体论的、非人类的力量，强调当下的行动可以改造过去和塑造未来。三是运用心态史学，探讨李大钊个人性格和心态同其政治行为的因果关系。如单富良认为“李大钊出生和成长的地区塑造了他的个人性格”，其故乡河北省乐亭县位于华北又毗邻满洲，该地的农民曾经在清朝统治者的圈地政策之下饱受压迫，这一方面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反满”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让李大钊对农民运动产生了独特视角。四是运用跨学科研究。欧美学者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李大钊进行综合研究，运用了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等相关知识。

四、欧美学界李大钊研究价值评析

欧美学界的李大钊研究不仅成为世界了解李大钊的重要窗口，而且在研究方法、视角、议题等方面为国内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国内研究者既要吸收欧美学者李大钊研究的有益成果，又要清醒认识到其短板和不足，在批判和借鉴中不断提高自身研究水平。

其一，优势方面。欧美学界关于李大钊的研究，借助跨文化研究的特色和优势，以异域之眼形成了李大钊的“他塑”形象，具有独特、重要的参考价值。一方面，随着国际学界的介入，李大钊的思想遗产的世界性维度日益凸显，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为世界了解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和全新窗口；另一方面，欧美学者运用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和现实化的研究议题，综合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在方法论层面不断创新发展，为推进李大钊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思路新方法。

其二，不足之处。一是专著型研究成果仍需补充。欧美学术界研究李大钊的学术成果较多分散在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中共党史的研究著作中，研究李大钊思想的专题著作仍然稀缺。二是研究内容和视野存在同质化现象。近年来欧美学者们习惯于固有的标准和模式，目光大多聚焦于李大钊的民族思想、文化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而对李大钊新闻观、宗教观、政党观、劳动观等领域的考察有待拓展。

其三，现实启示。梳理分析欧美学界的李大钊研究，目的是以其为借鉴更好地提高国内李大钊研究水平。基于此，国内学界应在开展李大钊研究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拓展视野，注意及时跟踪、研判和总结李大钊研究最新成果。拓展视野是深化研究的必然要求，国内学者应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及时追踪国外李大钊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研究动向，把握海外研究者在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研究到何种程度，这样才能在相应问题上与海外李大钊研究者展开对话，以更高质量的学术水平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二是在挖掘新史料的同时更要注重史料的深度解读和阐发。在掌握史料方面，国内学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解读史料和阐发史料的深层意蕴方面，国外学者的相关成果往往亦有所长。欧美学界的不少学者在把握历史细节和阐发运用史料上的功力和技巧值得国内学者深入研究借鉴。三是要注意研究立场，增强学术自信。一些欧美国家的李大钊研究者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等先入为主的观念和立场，易受国际形势、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左右，研究成果不够客观中立。这就需要国内学者坚定立场，立足自身研究的主体性，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在批判借鉴中吸收其精华，摒弃其糟粕，不断提高自身研究水平。

作者：王广义，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尚颖欣，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