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沈醉遇华克之疑惑道：当年我蹲守3天追杀你，你怎么跑掉的？

“1983年5月，我可是一刻没合眼地守了你三天，你到底从哪条缝里钻出去的？”沈醉盯着对面的老人，不紧不慢却字字在问。包间里短暂静默，89岁的华克之抿了一口茶，淡淡一笑，没有立刻回答。

气氛松下来后，饭局才真正开始。此刻距离那场惊心动魄的追捕已过去四十八年，眼前两位老人虽然都步入晚景，却仍各自保留了当年在上海弄堂里斗智斗勇的那股精气神。坐在一旁的朋友看得出神——同一段历史，立场不同，结果更不同，现在竟能安坐一桌，真有点荒诞，也有点讽刺。

回到时间最早的一笔。1902年，华克之出生在江苏一个落魄书香门第。父亲华小东当过秀才，却说“科举已死，我心在革命”。父亲的举动给孩子留下深刻烙印，少年华克之常把“苟利国家生死以”挂在嘴边，热血得像一团火。

到了1919年前后，五四浪潮传到南京。华克之就读的中学并不算名校，却因他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成了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那年，他第一次读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像是钥匙，一下子打开了他对未来中国的全部想象。

1920年，他正式递了入党申请，摸着胸口告诉同学：“北洋的太阳快落山了。”夸张吗？在当时年轻人看来并不。五年后，“五卅”枪声又一次刺激了南京城。华克之奔走组织铁路工人、公共汽车司机、商界领袖联手抵制英货。南京国民党党部里，七名委员有四个共产党员、三个左派，年轻的华克之正是其中之一。这支队伍短暂而明亮，但好景不常。

1927年的“四一二”，蒋介石转身动刀，全国范围的肃清旋风把合作气氛撕得粉碎。华克之差点命丧江边，多亏朋友掩护才逃出南京。短暂喘息后，他被关进三座不同的监狱。蔡元培托人四处疏通，这才换来一纸保释。出狱那天，华克之把租住的小楼取名“危楼”，意思很直白：随时可能出事。

也是在“危楼”，他遇到外号“斧头王”的王亚樵。王亚樵行事乖张，却对国民党独裁深恶痛绝，两人谈得投机。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后，一桌人围坐在昏黄灯下，结论只有一句：硬碰硬干不过，刺蒋也许是唯一能改变局面的办法。

计划得靠门面掩护。1934年底，华克之、孙凤鸣、王亚樵拉起“晨光通讯社”，自称新闻人，实则搜集蒋介石行踪。经费从李济深、陈铭枢那儿来；枪支、炸药王亚樵负责；情报转运则由华克之打理。层层伪装后，1935年11月1日这群人终于等来中央委员合影机会。可惜蒋介石没下楼，孙凤鸣只能把枪口转向汪精卫，刺杀未遂，当场被擒。

汪精卫挨了一枪，蒋介石恼羞成怒，命军统限时破案。捉拿名单里，首当其冲就是华克之。此时沈醉已是军统在上海的王牌特工，他带队直扑“危楼”。那是1935年11月初的一个夜晚，沈醉命人别开灯，担心门缝透出的光泄露玄机。搜出照片后，他决定守株待兔。

三昼夜过去，楼里依旧空空荡荡。沈醉不愿再赌，悻悻撤离。那张照片却被他一直夹在皮夹里，当作未完成使命的提醒。此后民国战局剧变，沈醉忙于各地特务工作，再没机会追那位“老对手”。

事实上，当他熄灯的瞬间，华克之已站在巷口。他看到屋内忽闪的灯光，心里咯噔一下，暗骂自己大意。转身，就着夜色往租界方向钻。凭借熟门熟路，他躲过巡捕和暗哨，几天后登船抵达香港。

香港对蒋介石虽属势力范围，却受英方控制，不便大张旗鼓搜捕。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原中央军系要员也在那边活动，华克之暂得栖身。1937年，他辗转延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份从民主人士变成真正的组织成员，这一步让他彻底脱离昔日国民党框架。

此后十几年，他主要从事统战与情报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华克之参与接管华南某地金融机构；而沈醉在战后被南京政府定罪，后经特赦，被安排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命运轨迹再次分叉，却都走向平静。

再拉回1983年的饭桌。沈醉想弄明白当年逃脱细节，或许是职人本能，也或许是想为半生疑问画上句号。华克之微笑答道：“灯一闪，我就知道里头有埋伏。脚底抹油不丢人，丢命才是真的亏。”说罢，他取出怀里一枚老旧罗盘——当年逃亡途中随身带的物件，指针划痕清晰可见。

也有人好奇，两位昔日生死对手见面，是否尴尬。场面并无剑拔弩张，更多是一种“各为其主”的释然。沈醉承认，如果那年抓到华克之，自己会毫不犹豫完成任务；华克之亦点头，说彼此不过在时代巨浪中扮演分工不同的角色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偶遇后来被文史界当作研究抗战前后秘密战线的一段轶事。史料里，军统与民主志士交手的细节往往缺口巨大，而一次饭局补齐了若干拼图：上海地下世界的交通网络、军统内部追捕流程、香港临时避难通道等等。研究者据此对当年城市情报战的隐蔽性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遗憾的是，饭局不久后，华克之因病去世。沈醉再想问什么，也没机会了。照片依旧躺在他的抽屉里，那是两人最早也是最后的“交锋”见证。历史用了将近半个世纪，让追捕与反追捕的双方在和平年代坐到一起，这本身就说明：刀光剑影再锋利，也终会被时间磨钝；剩下的，只能是史册里一行行冰冷又清晰的年月与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