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斥汪精卫，贴脸输出日本首相，民国头号文人非他莫属

1938年，抗战陷入僵持苦撑阶段，彼时的国府，已迁都重庆。内有山河沦陷，精锐血战殆尽，经济动脉被切断，物资匮乏之忧，外无友邦之物资援助，虽历经鏖战，然绝望之氛围，时常弥漫上下，就在这年代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广播讲话中正式提出劝降声明的近卫三原则，作为“东亚新秩序”的核心内容。

近卫三原则核心内容如下：其一，睦邻友好：日本声称要与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强调“东亚民族的共存共荣”。近卫在声明中表示，日本无意“征服中国”，而是希望通过合作实现区域和平。其二，共同防苏：主张东亚各国联合起来抵御来自苏联势力的威胁。近卫声称，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是对东亚传统秩序的破坏，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东亚。其三，经济提携：提出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东亚各国互助的经济体系，声称要实现“资源共享”和“经济繁荣”。近卫强调，东亚应摆脱西方殖民经济控制，形成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圈。

近卫三原则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厚颜无耻，日寇入侵以来，所犯惨绝人寰滔天大罪，有目共睹，此时的提出和谈，无非是为减轻战场压力，大炮拿不下的，看看嘴炮能不能拿下。

只可惜，国府中有对时局绝望者，如汪精卫之流，悍然接受了近卫三原则，他认为这些口号表明日本愿意放弃全面政府中国的目标，转向全面合作，于是通过亲信周佛海秘密传达信息，愿意接受近卫三原则。在近卫公开广播之前，汪精卫等人已逃亡河内，并在河内发布了一张以“艳”为代名词的劝降书，原文如下：

余自抗战以来，始终主张和平，不主战，不言和，以国家民族为重，个人荣辱为轻。兹值国家危难，欲以一己之力，谋和平之实现。近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声明，提出“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表示日本无意以武力征服中国，且愿与中国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此乃和平之基，救国之道。

余以为，国家至此，已无他途可走。抗战逾年，民生凋敝，国力殆尽，若再坚持，恐国家民族同归于尽。日本既已表明态度，中国当正视现实，与之谈判，以结束战争，保全民族元气。余非畏死偷生，亦非贪图富贵，惟愿牺牲一身，为国家谋和平，为民族求生存。

凡我同胞，当知和平为今日之急务。余已决意为此奔走，不惜与政府分道扬镳。凡愿随余共谋和平者，请共襄盛举；若不赞同，亦请谅余苦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余虽不才，愿以身许国，望国民政府及全国同胞三思。

好一个“恐同归于尽，正视现实”，还冠冕堂皇地说什么“愿以身许国”，实则早将自己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或许在当今美利坚的特朗普与万斯眼中，汪精卫这番走狗言论，便是大公无私的和平爱好者停战宣言了。

有人屈于淫威，投敌卖国，也有坚持与侵略者、汉奸笔战以振奋人心的大义凛然之士，国府头号笔杆子，有文胆之称的布雷先生，便是如此。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陈布雷便在为蒋介石撰写的《最后关头》中留下最掷地有声的抗战口号：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续绝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而在近卫三原则公布之后，陈布雷在几天后，写下了洋洋洒洒的《驳近卫新东亚秩序》（讲词），从“所谓新生中国就是灭亡中国”、“日寇自居治者而以中国为奴”“强化经济单元完全剥夺自由”等全方位的角度进行驳斥，使得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同时也不忘在字里行间反击敌人，至今读来，任觉有千钧之力：

试问他日本今日的政治，是怎么样的一种政治，日本不知道自己反省，反以他人为敌，以灭亡中国为建设东亚，复兴东亚之手段。这简直是背理悖义，倒行逆施。试问没有中国何有东亚又何有日本。日本灭亡中国的行动，结果必然促日本之灭亡。在我们中国一年半的抗战，已经奠定了复兴基础。我们不怕艰难，我们也不忧危险。我们只可惜日本这一个国家，经过当年维新志士牺牲了多少心血和精神，才造成了这样一个强盛的国家，到如今民众无力，朝廷无权，政治家没有节操和识见，坐令少数少壮军人，倒行逆施，妄用了国力动摇了国本，仅往损人利己、残人以逞、率兽食人的路上走去。在这辈军阀的心目中，不但没有中国，也没有世界。不但没有纪纲法律，也没有他们的政府。贪残暴戾，为所欲为。长此下去，日本这一个国家，实在危险万分，不堪设想。我们和日阀虽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但我们和日本民众究竟是邻邦同文的民族。由他的历史，想他的前途，岂但觉得可危，实在也替他们可惜。

总之，这一回战事，在日本是精神道德整个崩溃没落的暴力横行，在我们是毅然担起世界正义责任的义战。日本现在的军阀正是失了理智，逞其兽性奔跃驰突，可以冲破一切轨范，摧毁人类的一切文明与福祉。本来世界上负有条约责任的各国，为要打开黑暗重复光明，都应该有制裁强暴维持国际条约的责任。但大家都相顾逡巡，中国只有不惜一切牺牲来担起了这个正义绝续公理存亡关头的大责任。我们这一次抗战，在本国是为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平等。对国际就是要拥护正义，恢复条约尊严，重建和平秩序。我们这一次抗敌战事，是善与恶是与非的战争，是公理与强权的战争，是守法和毁法者的战争，也是正义和暴力的战争。我们古语云，“德不孤，必有邻”，世上公理的力量，终必抬头。一切善良的人类，终必为正义而合作。我们只要守定立场，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最后胜利，必属我们。只希望我们同志和全国军民，格外黾勉，以底于成。

以上原文刊载于1938年12月29日的《新华日报》，正是汪精卫在河内发布投降声明的第二天，布雷先生文笔犀利，掷地有声，更为重要的是，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看穿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实质，倒行逆施，必将走向失败，后续的发展，正如陈布雷所料。

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意图心知肚明，拒绝承认“东亚新秩序”。美国在1939年废除了《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加大对日经济压力。而日本的激进派军人则觉得近卫的声明过于软弱妥协，1940年，近卫辞去首相之职，下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战犯们上了绞刑架，近卫服毒自尽，汪精卫被挫骨扬灰，遗臭万年，胜利属于曾经绝望过但最终坚持下来的中国人。

最后来说说布雷先生其人吧，陈布雷，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人。从小就读于私塾，练就了好文笔。后来上高中之时，学习世界历史地理，精通英文、法文，还能借助字典，阅读德文、日文作品。后供职于《天铎报》、《商报》等，长期撰写社论，他的知识结构和工作阅历，铸就了他洞若观火的眼力，他待友人重情重义，对领袖忠诚无比，生活简朴，不喜奢靡，也没有任何绯闻，他真正兼具传统文人士大夫与民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可以说，他是文科生与新闻人的天花板。

抗战期间，承担了几乎所有重要讲话稿发言稿的书写，殚精竭虑，不得不每日饮茶抽香烟提神，常常夜不能寐，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数个小时，危险，从未远离他半步，他在日记中记载：某日敌机袭武昌，余所住之胭脂坪房屋十余仗外落一弹，附近蛇山落弹甚多，余等在防空洞室内受震动甚剧，事后检查住所，屋瓦颇多震毁者，或谓敌人误以为此地为统帅所曾居所，故如此疯狂。朋辈闻讯均来慰问，蒋公亦嘱余慎之为宜，然公务在身，义不可避，亦只能听之而已。

所以，生死边缘的徘徊与近乎精神崩溃的日复一日，铸就了布雷先生这样的铁血文胆，这是打着以身许国求和平的汪精卫等人，永远所无法理解更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