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普通的科举考试，最后居然导致唐高宗亲自监斩，处死主考官

完善而规范的科举制度起始于隋代，兴起于唐代，而宋代则彻底完善和制度化，自此，读书改变命运，成为中国官员主要的选拔方式，唐代的科举制度，与后世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同于宋代，更不同于明清。科举的出现让读书改变命运成为现实，成为中国历史的绝对主流，成为寒门士子跻身官僚体系、实现阶层跨越的核心路径。相较于宋代的规范、明清的固化，唐代科举制度呈现出鲜明的 “动态调整” 特征 —— 其内容与形式虽历经改革，核心选拔逻辑却始终未变，既承续隋制精髓，又为后世科举奠定了基础。

唐代科举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于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 “门阀世族垄断官场” 的格局，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无数出身底层的士人，凭借科举及第改写命运，甚至成为影响时代的名臣，此类案例在唐代俯拾皆是。正是凭借科举制度，唐代众多 “草根士子” 得以摆脱阶层桎梏，甚至成为 “书香门第” 的开创者，这不仅重塑了官僚体系的结构，更让 “耕读传家” 的理念深入人心。

比如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起八代之衰”“之称的韩愈就是科举出身，他三岁成为孤儿，靠兄嫂抚养。不久，兄长去世，韩愈及其侄子，靠嫂嫂一个人抚育成人。后三次参加科举都以失败告终，直到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才“擢进士第。”

王播，贫穷的孤儿，少年曾客居扬州一寺院里读书，靠与僧人们一起吃饭糊口。僧人们厌恶他，有一天，故意提前开饭，等王播按时赶来时，饭已吃完。后来科举中第，成为宰相。

在唐代众多草根，因为进士及第，成为天下闻名的书香门第。此类例子，举不胜举。唐朝科举考试与后世不同，其内容和形式，一直有变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一直在进行改革、调整，但其核心内容，变化不大。唐朝的科举制度，主要沿用隋朝的做法。到京城参加考试的人员，是由各个州府选拔出来的，朝廷给了各州府指标，大州（唐代各州按人口数量，分上中下）每年推荐3人，中州2人，小州1人。如果州里考生确有才华，多推荐也是可以的。

各州推荐到朝廷参加考试的人选，也是通过考试产生的，考试科目、程序、内容与全国统考完全一致。为了确保各州考试公正，各州必须将考试题、考生的答卷，随考生一道，送到朝廷审核、备案。

人选确定之后，考生们就随同州府派遣到朝廷汇报年度工作的官员一起，赶赴京城，一路自然是包吃包住。进京后，州官们首先带着考生来到户部。户部搬出户口档案，一个个核实考生的身份，谨防假冒。皇帝在接见全国的考生之后去礼部。礼部则组织全体考生到国子监接受培训。在此期间，考生们不用为吃饭发愁，因为政府管饭并等待考试。

等到考试的时候，考生们来到戒备森严的考场。考场四周由军队守卫，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考生进入考场，要搜索衣服，以防夹带作弊。科举考试的科目，按照最初设计，有六大类，用当今说法叫做六个专业：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

唐朝科举考试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多种科目，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唐朝对秀才要求特别高，结果士人很少应试秀才，不久秀才一科就废罢了。此后“秀才”遂成为对一般读书应举者的通称。明经、进士二科在唐代科举吸引了最多的考生。

唐太宗时期，若地方推荐秀才考试没过关，就要治州官之罪，导致地方推荐参加考试的人越来越少。贞观以后，这个科目便取消了。唐朝事实上正式实施考选科目只有后五类。放榜等均在贡院举行。主持科举的官员称为“知贡举”，通常由礼部侍郎兼任。唐朝科举放榜通常在二月。录取者谓之及第，或登科、登第、擢第等等。第一名称为状元。

封建王朝对于科举历来都十分重视，虽然卖官鬻爵史书不绝，但没有卖科举，卖状元的，因为皇帝知道，科举是皇帝与世家大族抗衡的主要途径，所以皇帝对科举腐败都是零容忍，而在唐高宗在位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一件科举大案，最后居然是皇帝亲自监斩主考官。

大唐高宗龙朔三年，这一年大唐最大的政治事件是，当年三月右相李义府因卖官、专权等罪名被弹劾待查，其党羽被肃清。“李猫”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最大的军事事件是当年八月，唐军联合新罗于白江口击败倭国援军，焚毁战船四百余艘，日本就此老实一千年。

当年九月六品右史董思恭被唐高宗钦点为科举主考官，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当他的副手。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太大重视，但有政治敏感明眼人都感觉到了异常，因为这一次的科举安排，本身就不正常，唐高宗敢把这么重要的差事交给一个六品芝麻官出身的董思恭，可见他对董思恭宠信至极，要知道在长安，五品官以上才有资格上朝见皇帝。

实际上唐高宗任命董思恭为主考官处于两个原因，第一董思恭是从中书舍人起家，这是给皇帝起草诏书的职务，相当于给皇帝当过文字秘书。第二就是为了避免世家大族把控科举，从李世民开始，主考官基本上都出自寒门，让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寒族董思恭负责考务，这既是对是董思恭信任，也是希望借董思恭之手，解决门阀“包场”科举考试的现状。

按照以往惯例，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在上一年官宣，考试定在东都洛阳开科，请各地考生积极筹备，公告发布后，天下学子纷纷启程前往洛阳，埋头苦读，认真备考。但让所有考生想不到的是，在有些人还没到洛阳呢，有一部分手眼通天的考生已经提前拿到了考题并答案。

谁有这样的能力，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就是主考官董思恭，实际上还真是他，他真的是辜负了唐高宗的信任，而董思恭泄题的动机和手段，就是贪图银子。当礼部第一时间把试题交给董思恭的时候，董思恭就想卖考题发家，于是，他避开副手权原崇，提前偷偷打开密封的试卷，把当年的考题誊抄下来，准备卖给想走捷径的考生，以此牟利。

唐高宗重用董思恭的原因，正是看重他出身寒微，没有家庭背景，想让他替自己选一批真正有才学的寒门士子，将来平衡权贵。这董思恭可倒好，他把唐高宗的信任和重托当成了“变现”的筹码，成为他发家致富的手段。如果卖几份倒也罢了，他竟将试题 “批发” 给多名考生，全然不顾 “知情者越多，风险越大” 的常识。

唐朝高宗时期的考试并不完善，比如不糊名，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绝密公正，有那么一两个漏网之鱼，正常不过。皇帝不是一点人情不讲，留出适当的灰色空间，睁一眼闭一眼让主考官赚一点，让自家的亲朋好友入选也不叫事。

问题是，董思恭太贪，胆子太大，他觉得，一只羊是赶，一群羊也是赶。同样的道理，卖一份是卖，卖两份是卖，三份五份也是卖，为什么不多卖给几个人，多捞几笔。别人卖考题是零售，物以稀为贵，少卖几份，但董思恭居然搞批发，大规模出售，将试题卖给了多名考试的士子。

但董思恭不想想，这事知道的人越多越危险，考试舞弊跟收受贿赂一样。在“收受”同罪的情况下，一般没人会把这事捅出来。如果考试如期进行的话，董思恭或许可以平安着陆。但意外发生了。

因为就在考试前十天，唐高宗李治突然宣布暂停考试，延期举行，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可董思恭卖试题卖的太多了，不知道是哪个“嘴不把门”的考生，就把这件事给传出来了，被朝中同僚获知，御史一封上奏把董思恭给弹劾了。而那些没有买他考题的正直考生彻底疯了，而那些买考题又因为延期，以为要换考题而愤恨不已。以为拿到的题目成了一张废纸，白花花的银子打了水漂，也嚷嚷着找董思恭“退货”。

这下董思恭彻底完犊子了，一时间，成了众矢之而的。本来唐高宗想借董思恭之手打压门阀世家的权贵，如今这位董思恭却拿皇帝的信任做买卖，而被打压的门阀当即借此反击。他们不敢硬刚高宗，于是揪着董思恭不放。

现在，考生，朝臣，世家三股势力，没有一个人会轻饶了董思恭。他们纷纷上奏唐高宗，要求朝廷给他们一个说法，依法惩处董思恭。此时此刻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唐高宗的心情，他简直快要气炸了。你董思恭整得这么一出，吃相太难看了，没见过银子吗，这让皇帝的脸往那里放。

啥都别说了，于是高宗李治亲自叫来董思恭御审，董思恭这下也傻了，自然是彻底坦白，全撂了，这样就被押入刑部大牢等候处理。这是大唐开科以来第一场舞弊案，再加上董思恭是唐高宗的心腹，刑部也不知道如何判决，于是唐高宗召集群臣商讨如何裁决董思恭。

群臣态度一致，沉默不表态，你的人，你看着处理。唐高宗就明白了，董思恭非死不可，否则众怨难平。几天后，董思恭就被带上了刑场。为了以儆效尤，唐高宗李治亲自到场监斩，就在临刑之际，董思恭来了一句“且慢，告变”。

董思恭不想死，于是在这个时候举报有人谋反，唐高宗一听，有人谋反，立刻让人把董思恭拎过来，问清楚何人谋反。董思恭表示是待查的宰相李义府谋反，后查证他控告属实，于是李义府又添加一项谋反的罪名而流放巂州，董思恭因告发有功，免除死罪，改为流放。

对于“董思恭”这号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前期倒卖试题玩砸了。临死告发他人谋反，为何不早说，就是为了换来自己一条苟命。见过无耻的，没有见过如此无耻的。这起大案也推动唐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为后世 “糊名”“誊录” 等防舞弊措施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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