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是父亲供上大学的，父亲去世二叔没来，一个月后二叔回来了

父亲走那天，天阴得像浸了水的破棉絮。灵堂前跪了一院子人，我盯着门口望了仨钟头，没等来二叔。

母亲用袖子抹着眼角：“你二叔在城里当大干部，许是忙。”话虽这么说，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我心里堵得慌——我爹为他受了多少罪？他怎么能不来？

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我爷我奶走得早，俩儿子攥在我爹手里时，他才十五。那年二叔考上县重点，开学要交五块钱学费，我爹蹲在灶台前抽了半夜旱烟，第二天揣着个粗粮馍就进了城。

他在砖窑厂搬砖，十六岁的半大孩子，跟着一群糙汉子扛水泥。有回我去送衣裳，见他后背晒得脱了皮，裤脚磨得直掉絮，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毛票，咧着嘴笑：“你二叔聪明，得让他念书。”

后来二叔要去省城上大学，我爹把家里唯一一头老黄牛卖了，又去山里采了半个月药材，脚让蛇咬了一口，肿得像发面馒头，还硬撑着往县城邮局跑，生怕耽误了二叔的生活费。

那些年我爹极少添置衣裳，冬天就裹着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可寄给二叔的包裹里，总塞着新做的布鞋和晒干的腊肉。

二叔在城里落了脚，成了“张科长”，每年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多，却来得少了。父亲总说：“他忙，咱别添乱。”上次父亲住院，二叔打电话说要回来，后来又说临时有会，我爹还替他圆：“公家的事要紧。”

直到灵堂撤了，二叔还是没影。我把他寄来的那些钱摔在桌上，恨得牙痒痒。

一个月后的傍晚，我正蹲在门口劈柴，听见村口有动静。抬头一看，是二叔。他头发白了大半，西装上沾着灰，不像大干部，倒像个赶路的流浪汉。

“小远。”他声音哑得厉害。

我攥着斧头没动，火一下子窜到天灵盖：“你还知道回来？我爹等你到闭眼！”

“我……”他张了张嘴，眼圈红了，“大哥走那天，我在山沟里。”

“山沟？你当大干部的往山沟钻啥？”我吼道。

他蹲在地上，双手插进头发里：“去年我去扶贫，见着个娃，跟当年我似的，爹死了娘病着，考上大学没钱上。前阵子那娃娘突然大出血，山里没信号，我带着人抬着担架往镇上跑，跑了一夜……等我摸着手机，你堂哥说你爹已经……”

他从包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本存折和一张照片。存折上的数，比他每年寄回来的加起来还多。照片上是个穿校服的少年，旁边写着：“受助学生李建军”。

“你父亲当年总说，能帮一个是一个。”二叔抹了把脸，泪砸在地上，“我没赶上送他，可我得接着他的念想做啊。”

我盯着那张照片，突然想起父亲当年攥着毛票笑的样子。风刮过院子，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响，像父亲在叹口气，又像在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