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党匡天下,得君亦俊才。”
这是陈毅元帅对他的称赞,他就是彭雪枫。
1941年的苏北,刚过了皖南事变的冬天,风里还带着火药味。林颖踩着田埂上的残雪,走进一间糊着报纸的土坯房,里头站着个穿灰布军装的男人,腰杆笔挺,袖口磨出了毛边,那就是新四军第四师的司令员,彭雪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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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颖同志,一路辛苦了。”彭雪枫伸手帮她掸了掸肩上的雪,掌心的茧子蹭得她胳膊有点痒。那天是组织上安排的见面,说是“革命同志相互了解”,可屋里的气氛有点不一样,桌上摆着两个搪瓷缸,里头盛着热水,热气在冷空气中氤氲,两人之间的气氛也慢慢温暖起来。
没几天,他们就结了婚。没有红布,没有鞭炮,战友们凑了一搪瓷盆炒花生,就算是喜宴。彭雪枫的警卫员偷偷塞给林颖一块红绸子,说是“从老乡家借的,图个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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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毕竟是战争年代,这样温存的日子过不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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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第3天,一大清早,彭雪枫就挎上枪要回前线。他蹲在门槛上系鞋带,抬头看了林颖一眼,想说点啥,最终只说了句:“信写给你,放在文书那,让他定期捎回去。”
林颖没敢哭,怕他分心,就拿手帕擦了擦他军装上的灰:“到了营地就写信,别让人惦记。”两人没有想到,这次分别,就是3年之久。
后来,彭雪枫的信从各个战场传回来,有的写在卷烟纸上,字歪歪扭扭,说是“在战壕里就着月光写的”;有的信封沾着泥,里头夹着片干枯的野花,说“这是阵地边摘的,你看了能想起家乡”。
87封信,她按日期捆成一沓,藏在枕头下。夜里值完班,就着煤油灯一封封读,读着读着眼泪就掉在信纸上,晕开一小片墨迹。有封信里彭雪枫说:“别嫌我写得糙,我这手握枪多,握笔少。你要是闷得慌,就写日记,把想说话都记下来,日记能当你半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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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颖就真的找了个硬壳本,每天写,写医院里的伤员,写老乡送的鸡蛋,写夜里梦见彭雪枫笑着朝她挥手。
1944年秋天,林颖的肚子已经显怀了,但她还是每天挺着肚子在淮南新四军医院整理药品,腰累得直不起来。有天护士长偷偷跟她说:“彭司令那边打了大胜仗,说等你生了,就回来陪你坐月子。”林颖摸了摸肚子,笑出了两个酒窝:“他呀,就会说好听的。”
可她最终还是没等来彭雪枫。
1944年9月11日,河南夏邑八里庄的枪声停了,彭雪枫倒在田埂上,胸口的血染红了身下的谷子地。消息传到淮南,组织上怕林颖挺不住,就把消息瞒了下来,只说是:“彭司令在前线一切安好,就是太忙,没空写信。”
1945年2月,雪下得正紧,周总理派来的同志坐在刚刚生产完的林颖床边,搓着手,半天说不出话。最后他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声音轻得像雪花:“林颖同志,雪枫他……为国捐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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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颖手里的药瓶“哐当”掉在地上,药片滚了一地。缓过来以后,林颖抱着皱巴巴的小家伙,摸着他的小脸说:“你爸是英雄,以后你得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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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的日子,林颖就带着孩子住在一间小屋里,墙上贴着彭雪枫的照片,桌上摆着那87封信。每天晚上,她都要读一封给儿子彭小枫听,读到“别害怕孤独”那句,声音总会抖。
战友们轮流来瞧她,张爱萍拎着个瓦罐,里头是热牛奶,说:“给孩子喝,补身子。”邓子恢也带着件小棉袄去,说是“他爱人连夜缝的”。可林颖还是一天比一天瘦,医生说她是“心里头的坎过不去,伤了元气”。
1946年开春,周总理把林颖叫到跟前,递了杯热茶,劝她:“去大连吧,换个地方,学点俄语,将来有用。”林颖捧着茶杯,热气模糊了眼睛,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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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的俄语培训班在一栋旧楼里,窗户糊着纸,风一吹哗啦啦响。林颖坐在第3排,课本用报纸包着封皮。第一节课下课,有个年轻男人走过来,个子挺高,军装洗得发白,袖口还补了块补丁。
“同志,你发音真标准。”男人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林颖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收拾好课本就往外走。后来她才知道,这男人叫马列,13岁就入了党,因为佩服马克思列宁,干脆直接把名字改了。
第二天上课,马列直接就端着板凳坐在了林颖旁边。“我想请教个语法问题。”他把课本推过来,指着其中一行。林颖瞥了一眼,拿起笔在纸上划:“这里应该用复数。”
一来二去,两人就熟了。林颖发现,马列话不多,但心细,知道她胃不好,每天早上都会在她桌洞里塞个烤红薯,说是“食堂多打的”。
有天晚上,马列在宿舍楼下等她,手里攥着个布包。“我想了解你。”他脸有点红。林颖没接包,转身回了宿舍,抱出那捆信:“你先读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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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就蹲在路灯下,一封封地读,读到后半夜,信纸都被手汗浸湿了。他把信叠好送回去,眼睛红红的:“林颖同志,我更敬佩你了。”林颖低头抠着衣角:“我带着个孩子,还是烈士遗孀,你不怕是个累赘?”马列急了,声音都拔高了:“累赘?你是革命的宝贝!”
从那以后,马列就追得更紧了。林颖上夜课,他就拎着马灯在楼下等;彭小枫发烧,他抱着孩子往卫生所跑,棉衣都被汗湿透了。
有次林颖加班到半夜,回宿舍时发现窗台上摆着个搪瓷缸,里头是热粥,底下压着张纸条:“食堂王师傅留的,趁热喝。”其实她知道,王师傅早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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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天,林颖终于松了口。马列欢天喜地去打结婚报告,可报告被退回来了,按规定,军人结婚得满28岁,或者是团级干部,马列两样都不沾。但幸运的是,林颖符合这些条件。最终,他们还是获得了组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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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在培训班的小会议室办的,桌上摆着水果糖和茶水,来的都是同事。马列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林颖穿了件蓝色布裙,是她自己裁的。
马列突然冒出一句:“准确来说,是我嫁给了她。”大家都笑了,林颖也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泪,那是彭雪枫牺牲后,她第一次笑得这么敞亮。
婚后的日子过得还是很紧巴,可却很温暖。那时候他们的屋子并不大,彭小枫刚会走路,摇摇晃晃的,见了马列就喊“叔叔”。马列从不纠正,还总把孩子架在脖子上一起玩。
有时候彭小枫指着墙上彭雪枫的照片问:“那是谁?”马列就把他抱到腿上,耐心地介绍:“那是你爸爸,打鬼子的英雄,可厉害了。”
1950年,马列调到北京当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一家人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的平房。屋里陈设简单,就一张木板床,一个三屉桌,桌上摆着彭小枫的课本和林颖的俄语词典。马列忙得脚不沾地,常常后半夜才回来,可不管多晚,都要去看彭小枫睡没睡好,掖好被角才去睡。
1967年,彭小枫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走前,马列往他包里塞了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扉页上写着:“向你父亲看齐。”彭小枫抱着书,突然给马列鞠了个躬:“叔,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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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林颖走了,走前攥着马列的手:“谢谢你陪我67年。”马列没说话,就那么握着,直到手凉了。2018年,马列也走了,追悼会上,彭小枫哭得直不起腰,这么多年,他早就将这位“马叔叔”视为自己的亲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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