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胸痛中心专访 | 张静教授：聚力攻坚心脏危重症救治，促动高级胸痛中心建设提质增效

全国胸痛中心建设历经14年发展，成效显著，已初步形成全国急性胸痛救治网络，显著降低急性胸痛患者院内死亡率，然而心脏危重症救治领域的挑战犹存。为进一步提升胸痛中心医护人员对心脏危重症的识别、处理和救治能力，苏州工业园区东方华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于8月8-9日在苏州开展了“高级胸痛中心心脏危重症学习班”。

藉此契机，我们特别策划系列深度访谈，邀请高级胸痛中心建设工作的核心决策者与实践先锋，全方位分享建设经验与临床洞见。本期，我们荣幸邀请到中国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张静教授，她怀揣着对心脏危重症学科的无限热情，讲述了高级胸痛中心建设标准下心脏危重症救治水平提升的根基所在，以心源性休克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实例阐释了多学科联动如何为生命“兜底”。最重要的是，高级胸痛中心要发挥区域协作的“领头雁”作用，需以硬核技术实力为根基，以勇于担当为底色。

张静

中国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委会主任委员、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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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心脏危重症救治的学科根基日臻坚实

Q1：近几年，我国的心脏危重症学科发展快速，从临床实践到学科建设，您认为这些进展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静教授：我国心脏危重症救治的进步是多维度的，既有理念的革新，也有技术与体系的支撑，具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首先，理论体系的进展。过去体系下的心脏危重症主要针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医院将这类患者进行集中看护，主要治疗手段为经皮冠脉介入治疗，还可能用到电除颤/电复律。在高级胸痛中心建设中，心脏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主要对应于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ICU），但收治患者的病种更广泛，不仅有急性心肌梗死，还有急性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心梗合并消化道出血及心衰合并肾功能衰竭等，这也意味着整体救治能力增强。

再者，心脏危重症救治相关技术可及性的提升。这里特别指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其作为体外生命支持手段，可暂时部分或完全替代患者心肺功能，为原发病的诊治争取时间。全球COVID-19疫情期间，ECMO对危重症患者的救治能力引发中国及世界医学的重视。发展至今，我国很多头部医院都配备了ECMO，高级胸痛中心建设明确要求至少有1台ECMO，其他循环支持技术还包括主动脉球囊反搏（IABP）及左心室辅助装置（Impella）等，为高危PCI、心源性休克等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争取了机会。

此外，多学科联动经验的初步探索。标准版胸痛中心也要求多学科联动，进入高级胸痛中心建设阶段，还应根据病种组建为多学科救治团队。比如，心源性休克或称心脏骤停抢救团队，最能体现心脏重症救治水平，其成员来自心脏重症、冠脉介入、体外循环、急诊、结构性心脏病、血管外科等众多科室，且要求诊疗能力高超，面对各种原因引起的心源性休克患者，才能最大机会确保救治成功。发展心脏重症救治的必要性已深入人心，目前国内多个大型心血管学术会议，都设立了心血管急危重症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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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危重症救治是高级胸痛中心建设的核心

Q2：与基层或标准版胸痛中心相比，高级胸痛中心在心脏危重症救治上有哪些优势？又是如何改善患者结局的？

张静教授：与基层或标准胸痛中心相比，高级胸痛中心在心脏危重症救治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首先，在救治理念上，基层或标准胸痛中心模式下，救治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目标是尽快行介入治疗，为此将D2B时间（入院至血管再通）控制在90-120分钟。而高级胸痛中心建设的要求更高，不但要打通血管，更要在患者全生命周期中保驾护航，为生命兜底。

其次，在救治能力方面，高级胸痛中心具备处理极危重症的综合实力。以典型的心源性休克患者为例：当患者在接受快速血运重建后，即使使用了血管活性药物（如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IABP辅助，仍出现乳酸升高、皮肤花斑、无尿等危重表现时，高级胸痛中心可立即启动包括ECMO、呼吸机支持、CRRT等在内的多器官功能支持系统，显著提升救治成功率。

最后，在体系建设上，高级胸痛中心通过多学科协同救治、区域联动升级等构建覆盖“识别-转运-救治-预后”全链条的心血管危重症精准救治网络。这不仅完全契合"健康中国"提出的"大病不出省"战略目标，更实现了"让患者不仅存活，更要活得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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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以责任共担加强多学科联动

Q3: 贵院作为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已构建起高效、精准的急危重症救治体系。多学科团队实践中，面对常说的科室壁垒难题，您有哪些经验心得？

张静教授：构建高效的多学科协作机制需要突破科室壁垒，这是一个需要持续磨合的过程。以我院经验为例，我们建立了以心脏重症医学科为主导的多学科协作模式，通过责任共担机制有效提升了救治成功率。

在具体实践中，对于心源性休克患者，我们采取"首席专家负责制"：由心脏重症医生担任心源性休克患者的主诊医师，负责统筹协调各专科会诊。这种机制既明确了责任主体，又为各学科医生提供了制度保障，使他们能够放心参与救治。

以我院收治的一例典型病例为例：患者因心肌梗死并发室间隔穿孔导致心源性休克。急诊首诊后，心脏重症科立即启动多学科协作：首先通过床旁超声评估病情，决定采用IABP支持；随后冠脉介入、结构性心脏病、心外科专家相继参与制定后续治疗方案。在患者出现消化道大出血这一危急情况时，心脏重症医师作为主导，协调消化科在CICU实施胃镜止血，既确保了手术安全，又解决了治疗矛盾。

在整个救治过程中，我们还根据病情变化适时引入呼吸科、药学部、康复科、营养科等专科力量。经过3周的多学科协作治疗，患者最终成功接受介入封堵并康复出院。这个案例充分证明，建立以心脏重症医师为主导、各专科协同配合的团队救治模式，是实现危重症患者成功救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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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发挥领头雁作用带动多中心协同

Q4: 如何理解高级胸痛中心建设所强调的“区域协同”，在心脏危重症救治中，实践起来有何难度，要怎样落实到位？

张静教授：高级胸痛中心的区域协同建设可以形象地比作"雁群效应"，高级胸痛中心作为"领头雁"，肩负着引领区域各级胸痛中心协同发展的重任。这种协同机制要实现落地见效，需要具备三个关键要素：首先，高级胸痛中心必须练就过硬的技术本领。我们通过持续开展"心脏重症巡讲"和专项技术培训，十年来不断提升区域内基层医院的救治能力和诊疗理念的同质化水平。其次，要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当基层医院遇到血管破裂或心源性休克等危急情况时，我们会立即派出配备生命支持设备的专业救护团队前往接诊，既为基层医院解除了后顾之忧，更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互助的合作关系。我们坚持将转诊患者的救治情况及时反馈给转出医院，通过这种"共担风险、共享信息"的方式，逐步构建起紧密的区域协作网络。这种"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协同模式，最终转化为对心脏危重症患者的强大生命保障能力。

总结：作为心脏危重症学科的资深实践者和高级胸痛中心建设的积极探索者，张静教授的分享深刻揭示了心脏危重症救治升级的核心逻辑——从单一疾病应对到复杂病情综合管理的理念革新，从院内多学科责任共担到区域协同“聚火散星”的生态构建，最终都指向为生命“兜底”的终极目标。她的经验不仅为高级胸痛中心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点，更让我们看到：在心脏危重症救治中，硬核技术能力是根本，共担当是机制赋予的动力和勇气，二者共同突破科室或区域的协作壁垒，从而托举起生命的希望。我们相信高级胸痛中心建设与心脏危重症学科发展的双向赋能，将共同铸就“健康中国”战略在心血管健康领域的精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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