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视同缴费”背后的身份逻辑

浅析社会保险的前世今生，莫让会计游戏蒙蔽了你的双眼

有一个公号作者，叫西西弗，针对社保分配问题，开始了他的辩护。

他很用心，梳理了从1948年到2014年的养老保险历史脉络，试图用“企业职工也享受过视同缴费”这个事实，来抚平当前对机关事业单位“视同缴费”的争议。

作者像一位耐心的历史老师，想告诉大家：“别吵啦，你们当年也吃过这块糖，只是时间久了，忘了味道而已。”

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不是事实有错，而是它用一个正确的历史细节，试图掩盖一个错误的底层逻辑。它精心搭建了一个关于“历史公平”的叙事，但这个叙事本身，就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认知沙堡之上。

第一个荒谬之处：将“单位”偷换成“企业”，模糊了权力的真正主体

文章开篇就讲，计划经济时代，国企为职工缴纳3%的劳动保险。作者说：“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在95/2014年社保改革之前，并不是没有缴纳社保，单位是给他们缴纳了3%的劳动保险，也明确给了职工退休金的承诺。”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单位交了钱，给了承诺，后来改革了，把这个承诺用“视同缴费”的方式兑现，合情合理。

但是，请注意那个词——“单位”。

在1995年之前，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之前，我们语境下的“国营企业”，它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吗？

不是。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它的真实身份是政府伸出的臂膀，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行政体系的经济末梢。

让我给你提供一个思想实验。你想象一下，财政部是一个人的左口袋，冶金工业部是他的右口袋，鞍钢是右口袋里的一个小零钱袋。现在，财政部从左口袋拿出3块钱，放进右口袋，再由右口袋拿出来，放进那个小零钱袋里。请问，这个动作叫“缴费”吗？

不，这叫“资金划拨”。

计划经济时代的核心特征是“统收统支”。什么意思？所有国企的利润，一分不少，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所有国企的支出，包括工资、福利、设备采购、技术改造，全部由国家财政按计划下拨。企业本身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更没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厂长书记的权力很大，但那是行政级别带来的，不是企业家精神。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对上级负责，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而不是对市场负责，创造利润。

在这种体制下，文章提到的那个3%的“劳动保险基金”，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企业从自己的利润里，拿出一笔钱，存入一个独立的、会增值的、为未来风险做准备的“基金池”。

它只是国家财政总账本上，一个用于记录“职工福利开支”的会计科目。

这笔钱的来源，是国家财政。这笔钱的去向，是支付给退休的“单位人”。它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国家”这个大盘子。它没有形成任何独立的、可以穿越经济周期的资产。它只是“当年财政收入”用于“当年养老支出”的一个通道。

所以，第一个核心观点浮出水面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养老，是国家财政对“体制内人员”的一种直接供养关系。所谓的“单位缴费”，只是一个会计上的技术处理，它不产生任何独立的财富积累。将这种内部资金划拨行为，与市场经济下企业真金白银缴纳社保费的行为相提并论，本身就是一种概念上的偷换。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到了90年代，国企改革一来，养老问题立刻就爆炸了。

第二个荒谬之处：用“历史承诺”来包装“历史欠账”的无奈填补

文章说：“国家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本来就有明确的60-80%退休金的承诺。虽然只有3%，但企业也缴纳了劳动保险。社保一改革，过去的缴纳和承诺都不算了，这合适吗？”

这话听起来充满了温情和道义。但它回避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那个所谓的“承诺”，由谁来兑现？用什么来兑现？

我们刚才已经论证了，那个3%的缴费，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支付未来的“钱池子”。它只是现收现付。当国企大规模亏损、破产，当“下岗潮”来临，数千万职工被甩出体制时，那个承诺的主体——“单位”，消失了。

历史数据可以给我们更残酷的画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5年到2000年，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人数从1.44亿人减少到8371万人，净减少超过6000万人。这意味着什么？数以万计的“单位”灰飞烟灭。

这些破产企业的退休职工怎么办？他们的“承诺”谁来兑现？在职职工的养老金谁来缴？

答案是：社会。或者说，是新建立的社保体系。

1995年和1997年的企业养老保险改革，本质上不是一个平滑的制度“升级”，而是一场“灾后重建”。

它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这个黑洞里，装着数千万“老人”（改革前已退休）和“中人”（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养老金“承诺”。而为这个承诺买单的资金，却从未被真正积累过。

所以，“视同缴费”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撕掉它温情脉脉的面纱，看到它冷酷的本质。

它不是对过去“已经缴过费”的承认，因为过去缴的费（那3%）和未来的支付（高额退休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精算缺口，而且那笔钱早已在现收现付中消耗殆尽。

“视同缴费”，本质上是用“未来人”的钱，来填“上一代人”的历史欠账。它是一项债务转移。

把这笔由国家财政兜底的“历史欠账”，包装成一个听起来很公平的、对“历史贡献”的承认，这是叙事上的巨大成功，但也是对事物本质的巨大遮蔽。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核心观点：所谓“视同缴费”，并非对一份有效契约的尊重，而是对一个无法兑现的旧承诺的“紧急处理”。它不是一个“公平”问题，而是一个“债务”问题。企业职工的“视同缴费”，是在旧体制崩溃后，由新体制（所有新参保的年轻人和有效率的企业）来承担旧体制留下的养老负债。

理解了这一点，你再去看2014年机关事业单位的“视同缴费”，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第三个荒谬之处：将两次性质完全不同的“视同缴费”等同，混淆了“破产者”与“所有者”的区别

文章的核心论点是：企业职工1995年搞过“视同缴费”，所以2014年机关事业单位搞“视同缴费”，是公平的，大家大哥别说二哥。

这恰恰是整篇文章最荒谬、最具有误导性的地方。

这两次“视同缴费”，貌合神离，性质截然不同。

我们先看1995年企业职工的“视同缴费”。它的背景是什么？是国企“甩包袱”，是“单位”在大量消亡，是旧的供养体系已经破产。国家不得不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统筹体系，来接住这些被“甩”出来的人。这是一种“抢救性”的制度安排。接盘的，是整个社会，是所有后来的缴费者。

现在，我们再看2014年机关事业单位的“视同缴费”。它的背景是什么？

是机关事业单位这个“单位”要破产了吗？是财政发不出工资了吗？

完全不是。

2014年的改革，不是因为旧体制崩溃了，而是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为了解决养老金“双轨制”带来的巨大不公，所进行的一次“适应性”的制度改革。

在2014年之前，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他们不需要个人缴费，退休后却能拿到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种巨大的待遇差，是长期以来社会矛盾的焦点。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根据《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在改革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普遍在80%-90%，而企业职工的平均替代率则逐年下降，早已跌破50%的国际警戒线，很多地区只有40%左右。

2014年的改革，名义上是“并轨”，让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也开始个人缴费，纳入社保体系。但是，为了确保他们改革后的待遇不降低，设计了两个关键的“补丁”：

“视同缴费”：2014年之前的工作年限，虽然他们一分钱个人养老保险都没交过，但“视同”你已经按最高标准交过了。

职业年金：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强制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建立“职业年金”，单位（即财政）按工资总额的8%缴纳，个人按4%缴纳。这笔钱，是企业年金（非强制，且覆盖率极低）完全无法比拟的补充。

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次“视同缴费”的本质区别：

企业职工的“视同缴费”：是“破产重组”。原来的老板（单位）跑路了，新来一个大股东（社保基金），为了稳定局面，承认了原来老板打下的“白条”，但这笔债务需要所有新员工（后来的缴费者）一起慢慢还。

机关事业单位的“视同缴费”：是“左手倒右手”。老板（国家财政）还是那个老板，他只是换了个发钱的部门。他对自己说：“我以前承诺给这些高管（公务员）的退休待遇，现在虽然要改个名目，但一分钱都不能少。以前没交的钱，就算我替他们交过了。”

看到这里的荒谬之处了吗？

企业职工的“视同缴费”，是在承担旧体制的更换成本。

机关事业单位的“视同缴费”，是在新体制下延续旧体制的特权。

把这两者混为一谈，说“你们也有过，所以我们也有理”，这就像一个富翁对一个破产者说：“你看，我们都欠过钱，所以我们是一样的人。”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我们的第三个核心观点是：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视同缴费”相提并论，是无视了两者背后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权力关系。前者是为破产的旧制度买单，最后变成了全民共担债务；后者则是权力体系在制度变革中，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的“自我补偿”和“待遇平移”。

第四个荒谬之处：用“契约精神”解释一个毫无契约基础的分配体系

通篇文章，包括很多关于社保的讨论，都默认了一个前提：社保是一种“保险”，一种“契约”。我年轻时缴费，国家承诺我年老时领取。

这是一种非常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美好想象。但它不是事实。

全世界的养老金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代际之间的强制性财富转移支付系统。

它没有和你签过任何具备法律效力的、明确规定了未来收益率的“协议”。

缴费比例是行政命令决定的，可以调整。

退休年龄是行政命令决定的，可以调整。

养老金计算公式是行政命令决定的，可以调整。

发放标准更是天差地别，完全取决于你的身份，而不是你的“缴费贡献”。

如果这是一个契约，你怎么解释下面这些事实？

身份决定待遇：为什么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可以高达80%以上，而企业职工只有40%多？为什么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很多地方一个月只有一两百块钱？如果这是一个精算的保险合同，难道不同的人买的“保险产品”条款差距如此之大吗？这背后不是市场逻辑，是身份等级。

规则的任意性：文章自己也提到，1958年的退休规定，抗战时工作的拿90%，解放战争工作的拿80%。这难道是根据他们缴费多少来精算的吗？不是。这是根据“政治身份”和“革命贡献”来决定的。这个底层逻辑，一直延续至今。你的退休金多少，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你交了多少钱，而取决于你在哪个“轨道”上，你的“单位”是什么性质，你的“级别”有多高。

资金池的模糊性：我们常说的个人账户，其实大部分都是“空账运行”。你交的钱，一进门就被拿去支付给现在的退休者了。你的个人账户里，只是一个数字，一个国家对你的“记账”。未来你能不能拿到钱，能拿多少，完全取决于未来的财政状况和未来的政策制定者的意愿。

所以，我们的第四个核心观点，也是最根本的一个观点：试图用“市场契约”和“保险精算”的逻辑框架去理解中国养老金，是缘木求鱼。它的真正底层代码是“权力分配”和“财政转移”。它不是一个金融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这个“权力分配”的体系里，谁离权力中心越近，谁的议价能力就越强，谁就能在财富转移中获得越有利的地位。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群体，他们本身就是这个分配体系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让他们在改革中自我削减利益，这在人性上和政治上，都是极其困难的。所谓的“并轨”，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外科手术”，切掉了双轨制最难看的外皮，但通过“视同缴费”和“职业年金”等方式，保留了利益的内核。

结论：撕掉温情面纱，直面真实问题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篇文章。

它试图用“历史的温情”来弥合当下的裂痕，告诉大家“一切都是有历史原因的，大家都有份，所以是公平的”。

而我们今天的整个论述，就是要戳破这个温情的泡泡。

我们要指出，历史确实有原因，但那个原因不是“公平”，而是“权力”。

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决定了谁是“单位人”，谁是“农村人”，从而决定了谁能被纳入最初的保障体系。

改革转型时代，权力决定了如何处理历史的“欠账”，让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来为旧体制的失败买单。

社会分层时代，权力决定了在制度改革中，如何通过精巧的设计，延续和固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待遇鸿沟。

这篇文章最后那个作者个人经历的结尾，其实非常有象征意义。他发现自己体制内工作那几年的社保记录没了，找谁说理去？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在一个真正的契-约体系里，你可以找律师，上法庭，因为白纸黑字的合同就是证据。

但在一个权力主导的分配体系里，你发现规则是模糊的，解释是多样的，执行是因人而异的。你最终只能发出“找谁说理”的天问。

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全部意义。

看懂养老金的本质，不是为了制造对立，更不是为了抱怨不公。而是为了获得一种“清醒的认知”。

只有放弃那些对“保险契约”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才能开始提出真正的问题：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基于身份，还是基于贡献的养老体系？

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可持续的、能够穿越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养老金储备？

我们如何才能让规则更加透明，让财富的代际转移更加公平，让每一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有一个稳定、有尊严的晚年预期？

这，才是比争论“谁也享受过视同缴费”重要一万倍的问题。

看清沙堡的虚幻，我们才能开始讨论，如何一砖一瓦，去建设真正坚实的地基。

最后，该不该改变，又能不能改变姑且不论。理清脉络，看清本质，不要再被刻意的话术和幻想蒙蔽却是一切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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