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竟是“兄弟”！评书骗了我们！北宋的一次出使埋下亡国祸

朋友、仇敌，还是兄弟？

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九月，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

天刚亮不久，大街上已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沿街的商铺已早早开门营业，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丝绸、绢帛、瓷器、服装、名人字画、日用百货、各种吃食……甚至从国外远道而来的各种洋货，也大批大批地摆在店铺里售卖，显得稀松平常。

商铺门前，行人如织，往来穿梭。坐轿的、骑马的、牵驴的、赶牛的、推车的、步行的……熙熙攘攘。间或有挑着担子的小货郎穿行其中，测字算命的江湖先生和杂耍卖艺的能人异士也各显神通，吸引人们驻足观看。叫卖声、吆喝声、喝彩声、讨价还价声、欢声笑语声、马鸣牛嘶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华之象！

日头渐高，伴随着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从高大的城门中鱼贯而出，在随护军兵的保卫下一路向北，向着北方边境线浩荡而去。

随行的马车上，装着各种珍贵的礼物和北宋的土特产，部分人员的肩上还背着装有重要公文的包裹。为首的几人身着官服，器宇轩昂，官服颜色和样式的差异代表了官职品级的高低。就连队伍后方未穿官服之人，也是衣着华丽，一派富足之相。

队伍中几乎每个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即便称不上英俊倜傥、仪表堂堂，也让人倍感舒服，绝无面貌凶恶、贼眉鼠眼之徒。因为他们并不是外出公干的普通官员和随从，而是一群代表着北宋国家形象、肩负国家使命的特殊人员——国信使。

土生土长的汴京百姓对这种大场面显然已经熟视无睹了，他们每年都至少会两次见到这种情形，多的时候见十几次也不算意外。在他们看来，这次出使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大宋使节的又一次正常出访而已。

自澶渊之盟以来，大宋奉行和平相处的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互派使者进行交流

已成常态。除在偏远的西北地区与西夏偶有摩擦之外，大宋子民已经享受了一百多年和平。经过数代皇帝的休养生息和鼓励生产，此时的大宋，无论农业还是工商业，无论经济、文化还是科技，都已经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写道：“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十一、十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陈寅恪先生也对宋代文明推崇备至。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世界领先、登峰造极，这就是北宋的高度。

北宋灭亡后，被迫南渡的遗民孟元老抚今追昔，不胜感慨之余，根据自己在汴梁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追忆成《东京梦华录》一书，为我们真实再现了汴梁城的繁华与辉煌：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辏，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国宁人安，物阜民丰。此时的大宋，繁盛而稳定；此时的大宋子民，自信而富足。

大家相信，这样的盛世将会一直延续，这样的生活也会一直延续，一如昨日与往昔。

谁都不会想到，使团远去扬起的尘沙，不仅遮蔽天空，还会掩埋历史。

正是以这次出使为起点，之后的数年间，大宋子民的命运将发生可怕的转折，同时改变的，还有大宋的国运。安定的生活将戛然而止，繁华的盛世将轰然倒塌。而当这场巨变来临之际，无论是渺小的个人，还是庞大的国家，都显得无力和脆弱。

国信使们要出使的国家，是位于国家正北方的另一个大国，由契丹人建立的草原国家——大辽。

受《杨家将》《呼家将》等评书的影响，人们总是认为，大辽与北宋天生就是仇敌，不是你南侵，就是我北伐，打打杀杀似乎从未停止过，鲜有把酒言欢、握手言和的时候。

实际上，两国关系用一个词来形容再合适不过：相爱相杀。一百年前是仇敌，现在是兄弟，几年之后又将变成死敌。双方均见证了彼此从强盛走向衰弱，甚至灭亡的全过程。

如果我们认真计算一下，就会发现，在宋辽两国都存在的一百六十五年间(从公元960年宋朝建立至公元1125年辽国灭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时间都是和平的，两国间的友好交往远大于杀伐征战。

事实上，北宋建立还要感谢大辽。

史载，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新年第一天刚刚开始，后周便收到了辽国大举南侵、进犯后周边境的消息。鉴于刚即位的周恭帝还是个年仅八岁的小朋友，完全没有政治概念，只好由宰相范质等人拍板，派赵匡胤率领军队前去反击。没承想走到陈桥驿的时候，士兵突然发生了哗变，胁迫赵匡胤做了皇帝。赵匡胤就这样无辜地成了宋太祖，建立了北宋。

当然，这都是北宋官方说法，辽国方面并无在公元960年出兵南下的记载。所以很多人怀疑，所谓辽国入侵，很可能是赵匡胤团伙编造的政治谣言，以便实施其谋权篡位的阴谋。这一公案，时至今日仍无定论，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就是从这时开始，北宋开始和辽国产生了联系。

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将会大量涉及宋辽金三方在外交活动中的精彩博弈与智谋对决，不妨先以宋辽前期的外交为蓝本，大致了解一下北宋的外交程序。

北宋建立以后，并没有立即同辽国建立外交关系。一来是因为北宋继承自郭威建立的后周，而后周与辽国是世仇，虽然现在改名叫大宋了，但土地还是那些土地，人民还是那些人民，仇恨还是那些仇恨，并不会因国号改变而消失。赵匡胤的帝位本就得之不正，如果再着急忙慌地去和仇敌结交，只会更加丧失民心。二来是因为辽国对新建立的北宋政权也并无好感，三天两头来搞破坏，要么亲自来，要么安排“小弟”北汉来，而北宋也总是想把辽国的“小弟”北汉吃掉，导致双方没有开展正常外交的可能。

直到十四年后的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公元974年)，双方才开始外交接触。

根据宋方记载，接触是辽方首先发起的。辽国涿州（今河北涿州）刺史耶律琮给北宋雄州（今河北雄县）知州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诚恳地表达了想要和宋朝交朋友的良好愿望。信中说咱两家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初无纤隙”），如果能互派使者交流一下感情（“若或交驰一介之使”）、重修旧好，不是好事一件吗（“不亦休哉”）？

而辽方记载则恰恰相反，说接触是由宋朝先发起的，而且是上赶着要和辽国交朋友（“遣使请和”），辽国这才派耶律琮前去“议和”。

究竟谁先向谁示好，因双方政治立场不同，导致记载相左，已无从考证。此次接触的具体细节和内容，也因不载于史籍而无法弄清。但双方的外交接触开始于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是没有问题的，后世有史家称之为“雄州和议”。

“雄州和议”之后，双方开始互派使节，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朋友，逐步建立了友谊。

友谊的保质期，五年。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斧声烛影中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为了强调皇位的合法性，树立自己在群臣和百姓心中的威信，毅然决定柿子专拣软的捏，亲征北汉，铁了心要把辽国的这个小兄弟吃掉。

辽国当然不愿意，立即派人来传话：那是我小弟，大家都是朋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这事就算了。

没想到赵光义硬气得很，说这事你最好别掺和，那咱还是朋友，不然的话连你一块打。

大辽当然不是吓大的，打就打，谁怕谁！

两国正式断交。

其实在这之前，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对北汉下手好几次了，只可惜自身实力不够，对方又请有外援（大辽），没有一次能占到便宜。最后一次好不容易有了点收获，眼看胜利在即，没承想人算不如天算，赵匡胤突然死了，宋军只好草草班师，无功而返。

事实证明，北汉并不是软柿子，而是硬骨头。不出意外的话，北宋这一次也注定会以失败收场，绝无获胜的可能。

但统计学告诉我们，只要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小概率事件也必然会发生（买彩票的朋友就对此深信不疑）。这一次，北宋居然打赢了，虽然有大辽在背后撑腰，北汉还是被消灭了。哥哥用尽一生也未能做到的事，自己竟然一战就搞定了，宋太宗顿时

膨胀了，觉得自己无敌于天下，那干脆把大辽也灭了吧！

当年五月，宋太宗亲征大辽。

事实证明，侥幸代替不了实力，大辽东北霸主的地位是不容撼动的，起码在当时是无可挑战的。宋军大败于高粱河，宋太宗本人也挨了辽军一箭，吓得乘着驴车落荒而逃。

为了找回面子，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不顾群臣反对，决定趁辽国皇帝新丧、新主年幼之机，欺负一下孤儿寡母，毅然决定北伐辽国，史称“雍熙北伐”。结果宋军再次大败于岐沟关，《杨家将》中的杨令公原型杨业也在这次北伐中身死殉国。

两次大败，终于让宋太宗认清了现实，既然打不过人家，只好求别人不要来打自己。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宋太宗两次遣使求和，结果都是热脸贴冷屁股，辽国压根不搭理他。

不仅不许和议，辽国还决定要报复一下北宋。宋真宗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公元1003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和承天太后萧绰（萧燕燕）统兵伐宋。宋军仓皇迎战于望都（今河北望都），大败，副都部署、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力战被俘。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个败军之将，间接影响了宋辽今后一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王继忠被俘后，由于消息传递不畅，宋真宗一度以为他战死沙场了，追赠他为大同军节度，向家属发放抚恤金，并为其四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事实上，被俘的王继忠不仅没有受到非人折磨和严刑拷打，还被辽国给予高规格待遇，赐名耶律显忠（后改名耶律宗信），封楚王。

一个异族俘虏竟然被封为王，辽国对王继忠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后来那个关键时刻发挥出强大的影响力，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从道德家们的角度来看，王继忠被俘之后，不仅没有撞碑而死、以身殉国之类的壮烈之举，还公然接受大辽的官职，甘为契丹人的鹰犬，实在有辱大节，应该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抛开道德说教，单从历史本身来讲，王继忠虽然气节有亏，但对自己的祖国北宋还是很够意思的。史料记载，王继忠虽身在大辽，但终生不忘宋朝，每见宋人必大哭。《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据说就是以他为原型创造出来的。

望都之战的第二年（公元1004年），辽圣宗和萧太后再次南下。北宋朝廷再次陷入恐慌，以副宰相（参知政事）王钦若为代表的一众大臣被辽军吓破了胆，极力怂恿宋真宗南下逃跑。好在宰相寇準力排众议，说服真宗皇帝御驾亲征，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官兵的士气。

与此同时，降辽的王继忠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他竭力劝说辽圣宗和萧太后罢战讲和，并最终成功说服了他们。

就这样，仗不打了，双方开始互派使节，商量和谈的具体内容和细节，最终于当年十二月签订条约，即《澶渊誓书》，史称“澶渊之盟”。

条约规定宋朝每年要向辽国支付三十万的助军之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看上去宋朝吃了大亏，因而后人常将之视为屈辱的城下之盟。

但事实上，三十万的助军费支出，还不到宋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比战争造成的损失要少得多。战争不仅要耗费巨额物资（有时候一年的财政收入都不足以支撑一场大战），还会死人。战争破坏和导致的劳动力缺少，又会影响生产（在农业社会这是十分致命的），进而导致财政恶化和社会矛盾增加。历史上很多政权就是这样崩溃的。

《澶渊誓书》的签订，无论对北宋还是对辽国来说，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不仅确立了宋辽两国今后的政治和外交框架，为宋辽两国人民带来了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和平，还为百年后宋金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样板。中原王朝和游牧国家之间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和平，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和平实现后，土地大量开垦，人口大幅增加，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都有了明显提升，宋朝由此在历代封建王朝中达到了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巅峰。

无论何时何地，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讲，和平与安稳才是最重要的。日子不需要太富裕，衣食无忧就好；人生不需要波澜壮阔，平平淡淡就好；家人不需要战功卓著，健康活着就好。谁忽视了老百姓这最朴素的愿望，谁就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绝无例外！

因此，后来宋徽宗单方面撕毁合约、挑起战争时，才会引来那么多人反对，而他也最终尝到了恶果——身死国灭。

澶渊之盟后，宋辽成为地位平等的国家，两国皇帝还约为兄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而无论汉唐还是明清，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国家之间都是不平等的朝贡关系。不仅如此，宋辽两国无论是在对方国家和皇帝的称呼上，还是在外交文书和出使细节上，都力求平等，逐渐形成了规范的外交机构、使节团及外交程序。

为了突出辽国在外交上的特殊平等地位，宋朝特意设立了新的外交机构——国信所，专门负责处理和辽国的外交事宜。其他国家和宋朝的外交（仍是不平等的朝贡关系），则仍由礼部的主客司、兵部的驾步司，以及鸿胪寺、四方馆等部门负责。

当然，无论何时何国，大使才是外交活动的主体，大使的外交表现如何，直接影响到国家关系的好坏，甚至可以左右国际局势。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使呢？

大使是怎样炼成的

北宋派往辽国的使者称国信使，选拔标准十分严格：“择其容止可观、文学优赡者，以充聘使。”

首先，要有一张标准的脸蛋，最好浓眉大眼，不怒自威，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大国风范。相貌粗陋、口歪眼斜、举止轻浮、气质猥琐的，着实影响国家形象，可以洗洗睡了。

其次，还要博学多才，胸藏万卷诗书，脑装天文地理，经史子集，均有涉猎，阴阳八卦，亦能一谈。总之，不管对方聊什么话题，都能接上话才行。当然，如果本人或亲戚就是当时知名的文坛巨擘，那再好不过了，就等着对方使劲吹捧吧。比如苏辙担任过出使辽国的大使，辽国人一听来的竟然是苏学士，立即由外交官变成了粉丝，说我曾看过您写的哪些作品，当真是文采斐然、造诣了得。苏辙顿时高兴得心花怒放，但越听越不对劲，搞了半天才明白，原来辽人把自己当成大哥苏轼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兴冲冲地给大哥写了一封家书，其中有“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之句，可见苏轼在大辽受欢迎的程度。有这层关系垫底，什么事谈不成？

再次，得熟悉出使国的风俗人情和生活习惯，尤其是一些禁忌。比如人家以某种动物为图腾，结果大使去了就问有没有它的肉可吃，那不是纯粹找事吗？再比如，人家和另一个国家本是宿敌，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大使去了却说这个国家真心不错，上次我去的时候招待得如何周到。如此恶心人家，再好办的事也得谈崩。

以上只是大使的入门条件。入门之后，还需要掌握一项最重要的技能——能言善辩、随机应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外交活动其实就是一场场辩论、一场场谈判桌上的较量，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大使事先并不知道对方会抛出什么论点，抬出什么论据，使出什么招数。但不管对方如何出招，他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出最优解，据理力争，见招拆招，轻松化解，最终将其驳倒，取得胜利。这不是多读几箱古书，或多背诵几卷名人文集就能做到的，需要丰富的处事经验、高超的谈判技巧、过人的勇气胆识，外加一点天赋异禀，方能做得到“临事而敏，应变无穷”。

以上几个条件同时满足，方算得一名出色的大使。

基于以上考虑，北宋的大使大都进士出身（容貌可观、博学多才）、年龄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政治经验丰富、临场应变能力强）的中级官员中选拔。

使节团通常由正使一人、副使一人、三节人若干和随护军兵组成。

正使多用文臣，副使多用武臣，一般由在职的五品或六品官充任。出使之前，大都会临时加上一个头衔，称之为“假官”。比如澶渊之盟中与辽国进行谈判的曹利用，本是个芝麻小官（大官都不愿意去），直接去和辽人谈判，实在显得不够分量，真宗皇帝只好授予他阁门祗候、假崇仪副使，这才正式出使。

正使副使之外，使节团还包括三节人若干。所谓三节人，是使节团中除正副使和随护军兵之外其余人员的统称，根据分工不同，分为上中下三等，故称为三节人。构成那可真叫一个复杂，有掌管文书的，有掌管礼物的，有负责翻译的，有负责做饭的，有负责看病的，甚至连负责缝缝补补的针匠人都有，可谓面面俱到。人数不定，少则二三十，多则满百，随出使目的和朝廷规定的变化而调整。

随护军兵就顾名思义了。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出使主要靠马的四条腿和人的两条腿，也没有柏油马路，有时还要翻越大山、穿越戈壁，环境复杂，保不齐哪个地方就突然蹿出来一伙好汉，要你留下买路财。丢东西事小，影响外交那就事大了，所以必须有军兵护送。

辽国正使则由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担任，多为官阶较高的武将；副使多用熟悉宋朝风土人情的汉人，尤其是汉人大族。

好了，使节团选好了，出发吧！

且慢，您先别着急。外交出使毕竟不是个人旅游，想啥时候去就啥时候去，是有严格规定的。

每年的正月初一，宋辽时称为“正旦”，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双方会互派使节祝贺新年大吉，称“贺正旦使”。再比如，对方皇帝要过生日了，也是大喜，也要派使者祝他生日快乐，称“贺生辰使”。

一般情况下，这两次外交活动每年都会雷打不动地进行，除非皇帝挂了。

皇帝（或大辽太后）驾崩，可是头等大事，自然要派使者告诉对方，方便大家一起哀悼，称“告哀使”。同时，还要派人把皇帝的遗物送一部分给对方做纪念，以便睹物思人，称“遗留使”。

对方皇帝得知多年好兄弟突然就这么没了，很悲伤，马上派人去驾崩的皇帝灵前祭奠，抚今追昔，痛不欲生，称“祭奠使”。还要派另一拨人去安慰死者家属，说些节哀顺变、保重身体之类的话，称“吊慰使”。

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这边老皇帝刚死，太子虽然还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也只好为了国家和人民，勉为其难登基继位。于是又派人告诉对方，现在我说了算了，以后有事咱俩谈，称“告登位使”。对方立即从对老皇帝的哀悼中回过神来，乐呵呵派人来表示热烈祝贺（恭喜恭喜，你终于熬出头了），称“贺登位使”。

甭管是不是真心，既然人家派人来祭奠或贺登位，说明还是给面子的，咱就得再派人去谢谢人家，称“回谢使”。

以上这些皆成惯例，故称派出的使节为“常使”。

除“常使”之外，两国还会因各种需要临时协商或告知的事项，派出各种名义的使节，称为“泛使”，如通问使、计议使、告和使等。因为名目太多，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因为山高路远坑深，交通工具不发达，还要考虑天气因素，使节团往往需要提前一至数月出发，才能保证按时到达，不耽误正事。

时间选好了，人也定好了，终于可以开拔了。

使团从都城汴京一路北上，晓行夜宿，碰上阴雨天还要耽误几天，就这样走走停停，终于来到了北方边境线上的雄州。这时就不能再往前走了，不然就成了非法越境，使节团只需要做一件事——等。

等什么呢？等对方的接待人员。

其实，使团出使的消息早就传到了大辽，对方也早已派人在边境线上的涿州等候迎接宋使到来。这些负责接待的人员，称“接伴使”。

接伴使等呀等，盼呀盼，终于看到了大宋使团的旗帜，脸上立马浮出笑容，赶紧走上前去寒暄：一路颠簸，辛苦辛苦。宋使也很讲礼貌：让您久等，劳驾劳驾。

一阵客套之后，宋使便在辽方接伴使的陪伴下，继续北行，一直到大辽皇帝所在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有幸多次出使辽国，且是在不同的季节出使，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大臣也基本还是那些大臣，但地方却不是那个地方了！

这一切，不过是文化差异而已。受草原游牧文化影响，辽国皇帝并不像中原皇帝一样长年待在一个地方办公和住宿，而是随季节变化不断变换工作和生活地点。春季冰雪消融，南雁北归，皇帝就会到便于猎雁和捕鱼的地方办公；夏季烈日炎炎，酷暑难耐，自然要到可以避暑的地方去；秋季气候适宜，正是野兽膘肥肉壮之时，要到适合打猎的地方去；冬季寒风萧萧，冰冷刺骨，要找一个相对暖和的地方。皇帝走到哪里，群臣就跟到哪里，哪里就是政治中心，此即辽国富有特色的“捺钵”（意为行宫、行在）制度。

找到皇帝之后，接伴使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转手把宋使交给另一拨接待人员——“馆伴使”。

馆伴使主要负责给宋使安排住处，并与宋使同吃同住，方便照料其出使期间的饮食起居，协调工作。当然，公务之余，也会陪同宋使观赏一下大辽的异域风光，品尝一下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美食，总之一句话：吃好喝好住好玩好，有事您说话。

接下来，就进入正题了。北宋使者在相关人员的安排下觐见大辽皇帝，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外交礼仪后，阐明本次出使的目的。大辽皇帝和大臣们经过商讨后做出答复，并赐予使节团一定数量的赏赐，宋使的使命便完成了。

办完正事，就该带着大辽皇帝的回复和礼物回国了。就像普通人家里来客人会送出家门一样，大辽也会派人员将宋使送出国门。这些负责送客的人员，称为“送伴使”。他们一路陪伴宋使到边境线上的涿州，说些时间过得真快，和你还没处够，希望下次还能再见之类的话，然后挥手告别，各回各家。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接伴使、馆伴使和送伴使们全程陪同，仅仅是出于外交礼仪和保护使者安全的考虑，实际上，他们还有另一个重要任务——监视对方，防止他们在出使期间收集情报搞间谍活动（使者也确实有这方面的任务）。当然，如果能反其道而行之，在酒桌上或陪玩过程中从对方嘴里套出点情报来搞个反间谍，那再好不过了。

安全回到祖国后，使者们需要向皇帝呈报，此次出访取得了什么成果，对方有什么答复和要求，还存在哪些问题，等等。使者还需要上交一样十分重要的东西——出使日记（也叫行程录、奉使录、随笔等），写明哪一天到了哪里，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沿途耳闻目睹了哪些民俗风情、社会动态、经济状况，以及山川地理和军事部署、要塞分布等，比较负责的还会加上自己的分析评论，交付相关机构存档，作为政治决策和以后出使的参考。

该汇报的汇报了，该上交的也上交了，大使的工作才算真正画上了句号。接下来，皇帝和大臣们会根据大使们的工作业绩和外交表现进行综合评判，该升官的升官，该贬黜的贬黜，该发奖金的发奖金，该罚款的罚款（铜钱）。

通过以上介绍，相信大家对北宋的外交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到波谲云诡的北宋末年，感受那场惊天巨变下的风云激荡，看北宋政府怎样在战与和的泥淖中艰难抉择，文臣武将如何在危如累卵的局势下出招应对，外交使者们在缺少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又靠什么在谈判桌上影响政治走向。

在宋辽金三方对峙的形势下，战与和究竟谁对谁错？又是什么导致了北宋最后的崩溃？

希望我能说得明白，您能看得有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