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刘青山死后多年，其3个儿子找到举报者李克才：请为父亲平反

“1979年3月的一个阴雨天，‘李叔叔，我们来了。’”门一推开，三个年轻人站在檐下，鞋面溅着泥点。李克才认出他们，眉头一紧，茶几上的报纸随手合起。

时针拨回到1952年元月。石家庄郊外的寒风裹着雪沫，行刑枪声沉闷。刘青山、张子善——两个立过无数战功的干部——倒在雪地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因贪腐被处决的高级官员。现场没有家属，只有军代表高声宣读判决，一切迅速而冷峻。

外人很难想象，这两位当年在冀中坚持游击的“硬骨头”会跌到这种境地。1938年冬的深夜，刘青山在高阳一带带着民兵偷袭敌据点，还曾拍着李克才的肩说：“兄弟，枪响要稳，子弹要省。”那份血火交情，让李克才后来揭发时格外纠结。

建国后局势骤变。和平让枪声静了，却没让欲望停下。1949年底，刘青山出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兼专署专员。两人握着征粮、分配、贸易大权。起初不过改善伙食、添几件洋装，渐渐就把手伸向公款、救济粮、木材票。刘青山常挂在嘴边一句话：“革命赢了，总得让兄弟们活得像个人。”听上去合理，做起来却离谱。

有意思的是，真正点燃导火索的不是国家审计，而是一顿饺子。1951年初雪，刘青山忽然想吃韭菜馅。天津城里哪有新鲜韭黄？警卫连夜去北京四季青温棚，折腾两百公里，只为一口鲜。风声随车轮一路传，摊在李克才案头时，他心里“啪”地亮红灯：生活奢侈可以忍，救济粮被倒卖绝不能忍。

李克才并非天生的斗士。1917年，他出生在行唐县石头房里，家穷得借来草席当门帘。参加革命也算半路出家，七七事变让他背起步枪。他敬佩刘、张，是同袍，是上司，更是坐过一碗高粱米的大哥。可当他拿到确凿账本：短短两年，二人侵吞、倒卖公物折合一百七十多亿旧币，他沉默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必须上报。”五个字写进密封信，送往省委。

接下来事情发展得并不顺畅。有人提醒他：“得饶人处且饶人——都是自己人。”李克才只回一句：“国家账不是自己人的账。”这句硬话后来传进中央，引来彻查。1951年12月，两人被捕。毛主席批示：依法惩处，不得宽贷。

刘青山倒下，三个孩子什么都不懂。老大刘铁骑七岁，老二刘铁甲四岁，最小的刘铁兵还在襁褓。中央指示：孩子无罪，依规抚养。每月十五元生活补贴按时拨付，还安排了寄养。文件用词克制，却掩不住悲凉。

时间拨到1965年高考。刘铁骑成绩拔尖，原本够得上清华。他却报了北京石油学院。招生老师好奇：“你完全可以去更高的平台。”刘铁骑只是低头：“去石油荒漠挺好。”那一年，只有档案袋里的“刘青山之子”六个红字在提醒他身份，这比遥远的戈壁更令他喘不过气。

十几年过去，政治氛围出现松动。有人在坊间议论：刘、张功劳很大，办事太急，是不是量刑过重？风声一层层飘到刘家兄弟耳边，他们动了念头——如果能把“贪官之子”四个字撕掉，何必总在角落抬不起头？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门口，雨线斜织。刘铁甲把一只旧文件袋递过去：“叔叔，父亲曾是您的战友，也有功劳。能否……”他停住，等回答。李克才慢慢坐下，目光扫过桌面那枚褪色的军功章。屋里静得能听见雨打瓦声。

“孩子，法律铁面。你们念的是亲情，我懂。可账簿上写着的是群众的口粮。”他站起身，从书架抽出那本泛黄的判决书，轻放在茶几：“我若说一句‘平反’，那些冻饿而死的灾民找谁说理？”语气不重，却如石落深井。

三个年轻人抬头望他，眼神交错，最终没人再开口。临别，李克才给了刘铁兵一张纸：“到部队去，靠自己闯出路子。”那是参军介绍信。门合上，雨声更密。

后来情况有所转机。老大进了中石油勘探队，常年跑西北；老二在地方企业做技术员；最小的参军提干，两袖清风。几次聚餐，他们自嘲“铁字辈，命最硬”。身份仍敏感，但靠本事吃饭，总算扬眉。

不得不说，这段经历给许多人提了醒：军功并非免罪金牌，家世也不必成终身枷锁。制度最怕模糊，黑白应分明；人心却需要温度，给无辜者一条活路。李克才没替刘青山开脱，却尽力保住了三个孩子的尊严，这一点，连刘家兄弟自己也承认。

多年以后，李克才写回忆录，只留一句短评：“情义难舍，国法难违，两难之间，只能择真。”字不多，却直指人心。

清风难得常驻，但规则一旦立起，后人行路便有准绳。刘青山的结局终归不可更改，而他儿子们靠实干站稳脚跟，也给这段沉重往事添了几分踏实。历史没有终章，它更像一条长河，每个人都要划好自己的那支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