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 | 中古 · 近代化 · 民族惰性——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前言

蒋廷黻(1895-1965)

1985年11月，我到长沙参加左宗棠逝世百周年纪念的学术讨论，访问了岳麓书社，钟叔河同志谈起他们“旧籍新刊”的计划，这里的“旧籍”一词，大体指1911至1949年间刊行的一些书，是介于古籍与新书之间的著述。我顺便提到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嗣后，叔河同志来信要我为“新刊”此书写几句话。

蒋廷黻(1895-1965），湖南宝庆（今邵东）人，以研究外交史驰名，编过《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著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交史》等，原为清华大学教授，后以书生从政，任民国政府高级外交官。所著《中国近代史原为《艺文丛书》之一，初版于1938年。这是一本薄薄的才五万余字的书，论述却颇能融汇贯通，以作者自己的认识，抓住重大事件和人物，以点带线，写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为近代中国划了个轮廓，它曾在知识界中流行，后因其政治倾向及论述上的偏颇，遭到非议，然而识者仍以这本小书不无可取之处。

这本近代史用对比的方法入手,一开头就抓住中西社会的差距说话,指出“到了19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明,而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因为“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说那时的军队、政府是“中古”的，人们不会有异议;中华民族诚然是勤劳勇敢的,但就那时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状态来说,也是“中古的人民”,并非失言。我们对近代社会的各种关系,既要进行具体的研究,也应有全局的探索。

中国如何从“中古”的状态解脱出来,蒋廷黻继而在书中作了这样的论证:“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要向西洋人学习,改变中国过时了的事物这是从林则徐以来逐步认识的道理。开始从科学技术着眼,然后是政治制度,然后是社会改革,由此而有“近代化”的总体上的要求和呼唤,蒋廷黻说洋务派“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一步之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又必须更进一步”。洋务派虽由军事工业而民用工业以至教育文化上的设施其实远没有这样的完整认识,这个认识过程是在洋务运动后数十年才达到的。但是,要以“近代化”来改变“中古”的面貌,这是历史的逻辑。蒋廷黻在历史的推进中感知了这个逻辑,所以也就能触到近代中国的这个总要求。

近代化对中国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它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却又是一个缓慢的和曲折的历程。蒋廷黻不可能找出为何如此缓慢和曲折的社会根源,但他却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惰性。他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个话颇有分量。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鸦片战争震撼的当初迅速走上维新之路呢?蒋廷黻的回答是:

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阶级饭碗的摇动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是少数人看得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而不言。

这些情况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充分暴露了出来，上推至鸦片战后的50年代即已呈现,刚萌芽的维新思想一开始就受到窒息。不过蒋廷黻说的虽有少数人看得较远较清却怕清议指摘而不言,这不是全部。事实上也曾有过“敢言”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如冯桂芬、郭嵩焘者洋务运动中有,维新运动中多了些,如果戊戌的激荡发之于鸦片战争结束的岁月,则后来的历史或有所不同，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蒋廷黻在近代史中论述的这些环节，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某些实况及其方向的。但是，他没有找到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正确道路,也没有从这些认识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并不足怪。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书中慎重地考虑了应该考虑的问题,表述了“复兴民族”的愿望。

书中也有“全盘西化”的话,这种不顾中国实际、抹杀民族传统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但如果不从字面上推求,所谓“西化”实际即指近代化,“全盘西化”是更大程度地要求近代化。同时,也是对那种“半新半旧”的折中言论而发。其他如“捻匪”一类不当用语,则是蒋廷黻一辈学人的惯性表现,不一一列举。

蒋廷黻专长外交史,有较丰富的国际知识,对近代许多事变的国际背景作了明确的交代,如甲午战争、三国干涉还辽引出的一幕幕险恶交涉,都能以简明的文字指出其中的错综关系。了解这些关系,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条件。书中引用不太多的史料和掌故,也给人以形象感,不难看出作者的识力和撰述手法。

我想,重印这本书,对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和了解前此一些代表性论著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会没有帮助。

因为“旧籍新刊”的凡例是“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所以付印时除个别词句外,于其述事论史悉存原貌,不加改削。只有原书最后一节,讲的是“抗战建国”的现实,不免囿于成见,就把它节略了。

原载《文汇报》1986年6月16日；《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