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婚后3月丧夫，独守空房84年，因捐献国宝被奖2000万，高寿102岁

她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婚后不久丈夫去世，随后独守空房80多年，用一生守护国之重器。建国后将国宝捐出，高寿102岁。

这位传奇女子，就是潘达于。

1951年，听说上海要建博物馆，潘达于心里藏了许多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她觉得博物馆是最适合存放国宝的地方，既能好好保护，又能供人参观研究。于是她主动找到上海博物馆，提出要把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给国家。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很意外，跟着她回到苏州老宅，看着她亲手掀开掩盖的杂物，两尊大鼎重见天日，虽然表面有些锈迹，但整体完好无损，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为了表彰潘达于的义举，国家给了她2000万元奖金，这是当时的第一套人民币，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10万元左右。可她一分钱都没留，转身就把这笔钱捐给了当地的教育事业。她说：“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这笔钱用在教育上，比给我更有意义。”

后来，潘达于又陆续把家里收藏的其他文物捐给了国家。1956年捐了99件字画，1957年捐了150件字画，还有明代的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前前后后一共捐了400多件。而她自己，一直住在潘家老宅的一间小屋里，屋里摆着旧木桌、藤椅，墙上挂着自己画的兰花，日子过得简单又朴素。

有人问她：“守着这么多宝贝，最后都捐出去了，自己过得这么清苦，后悔吗？”潘达于总是摇摇头，笑着说：“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的，是国家的、是人民的。能把它们交给国家，让更多人看到，我就安心了。”

其实，这话还真不是她在“作假”。真要说潘达于和这些国宝的缘分，那就要追溯到几十年以前了。

1906年，潘达于出生在苏州一个官宦家庭，本姓丁。她的父亲丁春之曾在山西担任定襄知县，家里藏书满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

在江南水乡的浸润下，潘达于自小就跟着先生读书，不仅能诗善画，一手刺绣更是精巧，绣出的花鸟鱼虫栩栩如生，在苏州的名门小姐圈里小有名气。

到了18岁，按照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矩，丁达于嫁进了苏州更有名望的潘家，成了潘祖荫孙子潘承镜的妻子。

潘家在苏州可是响当当的望族，祖上潘世恩是乾隆年间的状元，当年还曾向朝廷举荐过林则徐；潘祖荫更是厉害，咸丰年间考中探花，官做到了工部尚书，而且是出了名的金石收藏家，家里藏的古玩字画、青铜器不计其数，随便一件都价值连城。

这场婚事在当时的苏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人都羡慕丁达于嫁得好，能进入这样的豪门望族。可谁也没料到，命运很快就给她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婚后才3个月，体弱多病的潘承镜就突然病逝了。红烛还没燃尽，潘家的宅院里就搭起了灵堂，大红的“囍”字还贴在窗户上，却要换上白色的孝布。

按当时的习俗，年轻寡妇改嫁是很平常的事，潘达于的娘家人也心疼她，劝她回娘家，再找个好人家过日子。可她看着潘家空荡荡的庭院，想到刚嫁过来时的热闹，又想到潘家人口单薄，终究还是摇了摇头：“我走了，这家里的事谁来管？”

就这么一句话，她把自己的后半生和潘家紧紧绑在了一起。

婚后2年，潘祖荫的弟弟潘祖年病重。这位老人心里清楚，潘家虽说家境殷实，可人口实在单薄，潘祖荫一辈子只娶了一妻，没有子女；潘祖年自己的儿子也都夭折了，只剩一个女儿，后来过继来的孙子潘承镜也走了。家里能挑起重担的，就只有这个才20岁的孙媳丁达于了。

一天，潘祖年把丁达于叫到病床前，从枕下摸出一个泛黄的账本。账本上一笔一划记着潘家收藏的所有文物，翻到最后几页，老人特意指着两项标注：大盂鼎和大克鼎，语气沉重地说：

“孩子，这两件鼎不是普通的藏品，是咱中国人的宝贝。当年左宗棠被人陷害，是你爷爷潘祖荫出手相救，他为了报恩，就把大盂鼎送给了我们；大克鼎是你爷爷后来花重金从民间买回来的。现在我快不行了，把它们交给你，你一定要记住，不管将来潘家遇到多大的难处，绝不能让它们流出中国，更不能落到外国人手里！”

丁达于含着眼泪，紧紧握着老人的手，一字一句地说：“祖父您放心，孙媳一定守好这些宝贝，绝不辜负您的托付！”为了让她牢记这份责任，潘祖年还特意给她改了名字，从“丁达于”改成“潘达于”，既是把她当作潘家真正的一份子，也是希望她能担起守护国宝的重任。

潘祖年还考虑得很周全，知道潘家不能断了香火，又从家族里过继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给潘达于。就这样，20岁的潘达于成了潘家的主心骨，既要打理家里庞大的产业，还要守护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这个担子对一个年轻寡妇来说，重得难以想象。

自从潘祖年把国宝托付给潘达于，收藏界的人都知道潘家有这两件宝贝，上门求购的人几乎踏破了潘家的门槛。有商人带着重金来，说愿意出高价买走大鼎；还有人打着“借展”的名义，想把鼎拿走就不还。可不管对方开出多优厚的条件，潘达于都一口回绝。

有一次，一个美国商人带着翻译找上门，一开口就说要用百两黄金，再加上一套上海的别墅换大盂鼎。百两黄金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一套别墅更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可潘达于只是淡淡地说：“这些鼎是老祖宗留下的，是国家的宝贝，给多少钱都不能卖。”说完就叫人把商人送了出去，丝毫不为所动。

1935年，国民政府在苏州建办公大楼，有国民党要员找到潘达于，说想“借”大鼎去大楼里展览，让大楼“沾点文化气”。潘达于心里清楚，这些人说是“借”，其实就是想把鼎占为己有，一旦拿走，再想要回来比登天还难。

可她又不能直接得罪这些官老爷，只能笑着打哈哈：“哎哟，大老爷，您可别听外人瞎说，家里哪有什么大鼎啊？早几年我祖父就送给朋友了，现在在哪我也不知道呢！”那些官员被噎得说不出话，又没理由硬抢，只能悻悻地走了。

最危险的时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步步逼近苏州，到处搜刮文物。潘达于知道，一旦大鼎被日本人发现，肯定会被抢走，到时候再想找回来就难了。

她连夜叫上姐夫潘博山，还有两个信得过的木匠，冒着炮火赶回苏州老宅。当时院子里的桂树被炮弹震得叶子落了一地，空气中全是硝烟味，几个人心里都揪着劲，生怕耽误了时间。

他们直奔后院一间废弃的厢房，撬开地上的青砖，往下挖了近两米深的坑。潘达于站在旁边，看着木匠把大鼎小心翼翼地放进特制的木箱，又把一些小件青铜器塞进箱子里，一起放进坑里。填好土后，再把青砖按原样铺好，上面堆上破家具、烂稻草，看起来跟平常堆杂物的地方没两样。

临走前，潘达于还特意跟木匠说：“这事千万不能跟外人说，以后潘家养你们全家一辈子。”

没过多久，苏州沦陷，日军果然找上了潘家。他们翻遍了潘家的每一个房间，砸坏了不少家具，却没发现后院厢房的秘密。

后来有个懂行的日本军官，盯着厢房看了半天，潘达于故作镇定地说：“长官，这屋子常年漏雨，早就不能住人了，只能堆堆破烂。”军官看了看满院子的杂物，又没找到可疑的地方，最终还是走了。

抗战那几年，日军来潘家搜了好几次，甚至还带着探测器来。潘达于急中生智，提前把家里的银元埋在后院。探测器一响，日军以为找到宝贝了，疯狂地挖，结果只挖出银元，根本没发现大鼎的踪迹。

就这样，在潘达于的智慧和勇气下，两尊大鼎在战乱中安然无恙。抗战胜利后，潘达于让人悄悄把埋在地下的大鼎挖了出来，暂时存放在后厢房，用破棉絮、烂稻草盖着，依旧不敢声张。她心里一直有个想法：这些国宝不能一直藏着，得找个妥当的去处，才能真正保证它们的安全，也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民族瑰宝。

后来得知国家要建成博物馆，她这才将这些东西都捐出去。2004年，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让大盂鼎和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同台展出。这是两尊鼎分开50年后第一次“重逢”，博物馆特意邀请了98岁的潘达于参加。

当她在女儿的搀扶下，慢慢走到展台前，看着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大鼎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轻声说：“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点都没变啊，我终于给你们找了个好人家。”

2007年8月，102岁的潘达于在苏州平静离世。她的一生，虽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她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有些承诺，是可以用一辈子去践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