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妻牺牲，他埋头苦干成人民功臣登上报纸，7年后“亡妻”找上门

“我可以抽烟吗？”。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王士光怎么也没想到，时隔7年，自己的“亡妻”王新竟然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让他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

下意识的，他就想抽根烟“压压惊”，掏出烟盒，他想起妻子一向注重仪表，也从不抽烟，便颤声问她能不能吸烟。

“给我来一根吧！”，妻子王新声音颤抖，虽然几个月前，她就得知丈夫活着的消息，可真正见到他，内心依旧是波澜起伏。

他的嘴唇干裂、眼窝深陷，头发乱糟糟，衣服脏兮兮的，她无法想象，这7年他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

但很快，王新就笑了，因为她想起来了，9年前，自己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是这副模样，像是……刚从监狱放出来的。

王新，原名王兰芬，辽宁大连人，出身当地显贵家庭，其父是东北王张作霖手下将领，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第一次阅兵，陪阅官就是她的父亲。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退回关内，为了让女儿有个稳定学习环境，他把她送到了天津的亲戚家读书。

作为被“赶回来”的一员，王新是深感耻辱，在天津上中学的她，于1932年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当时的她年仅15岁，跟她单线联系的，是彭真的夫人张洁清。

转眼时间来到1938年，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按照计划，王新是要被送到抗日大学一所分校学习的，可等她准备妥当，计划却变了，组织交给了她个新任务，那就是与一名底下党员假扮夫妻，掩护对方做地下工作。

对此，王新当即表示拒绝，她红着脸说，自己连恋爱也没谈过，怎么能和一个陌生男子扮夫妻？

跟他接头的，是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姚依林，长期做地下工作的他，一眼就看穿了王新的心思，对王新说：“党员嘛，要服从组织安排，党相信你能很好的完成任务。”。

领导都这样说了，王新只能服从命令，但她还是不放心，提出要见这个“丈夫”一面。

1938年某日，在姚依林的带领下，王新来到了天津“颐和园”旅社，第一次见到了面色苍白，头发蓬乱的王士光。

看到跟这么个人扮夫妻，王新有些失落，一不小心打翻了茶水，而王士光看到她，也是吃惊不已：“这么小？”。

王士光的话，把姚依林吓了一跳，害怕王新反悔，他赶忙岔开话题，要求二人都要好好收拾一下自己。

王士光需要把乱糟糟的头发剪掉，而王新，也不能再像个学生一样，留两个长长的大辫子了，最好是烫个卷发，显得成熟。

这二人拾掇完后，果然好了许多，王士光成了个事业有成的白领，而王新，也有了一些年轻娇太太的模样。

为了让他们更好的潜伏，组织又安排了一位40多岁的烈士遗孀，充当他们的嫂子和弟弟，“一家四口”搬进了英租界一个叫“伊甸园”的小洋楼。

既然是假扮的夫妻，当然不能睡一张床，于是，他们对外声称，王士光患上了肺结核，夫妻只能分床睡。

真正接触王士光，王新才知道，他有多牛。

王士光的家境，并不比王新差，他的父亲王治昌，曾是北洋政府高官，在段祺瑞统治时期，曾一度管理中国经济，母亲董洁如，毕业于北洋女子师范学院，一生追求妇女解放。

这对夫妻思想开明，对于儿女们的革命都很支持，还曾多次冒险营救和掩护地下党员。

王士光是王治昌的第四子，1915年生于北京，做为富家子弟的他，幼时生活的无忧无虑，是在父母兄姐的疼爱中长大。

与别的富家公子不同，王士光不喜欢花天酒地，不喜欢遛鸟斗鸡，唯独对数学和物理很是痴迷。

为了能学到更多更高级的数理知识，他是埋头苦读，终于在1934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大学物理系。

等进了物理系，他发现，大学所教的物理，并不是自己想学的，于是他又“跳槽”去了清华大学电机系。

这下子，王士光舒服了，电机系教的，全是他想学的，尤其是无线电技术，他的兴趣更加浓厚，在没日没夜的钻研下，还在上学期间，他的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度。

在清华大学，王士光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接触到了共产党人，但在1938年5月，他才成功入党。

1938年8月，他被派到天津，组织党的地下电台，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那是他长期研究无线电，不见阳光，无暇打理自己的结果，真正的理工男，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也是在熟悉后，王士光才知道，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王新其实是经过精心打扮的。

为了显得成熟一些，她特意换下了白衣蓝裙的学生制服，穿了一件蓝色旗袍，还把两条辫子上的白绸花，给换成了黑丝的，可即便如此，还是未能掩饰自己的学生气……

假扮夫妻后，王士光和王新相处的很和谐，王士光白天出去上班，晚上就用伪装成收音机的电台，不断将各种消息，传递出去。

而王新，几乎时刻守在家里，虽然她的亲戚，就住的离她只有两条街，但任务在身的她，却不敢去串门，她唯一的娱乐，就是在阳台上跳跳绳，这也是表示安全的一种信号。

随着时局越来越严重，王士光和王新，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不仅要时刻留意日本特务、伪政府的警察特务，还要小心国民党的潜伏人员。

一天晚上，王士光和王新发现周围有“情况”，情急之下，他们只能带着电台，躲进了一家旅馆。

这时候，他们考虑的，不是个人生死，而是如何保护好电台，按照王士光的意思，如果有人找来，他拖住，让王新带着电台跑，而王新却认为，王士光是电台的负责人，要牺牲也该由自己牺牲。

二人争论不休，但谁也没说服谁，好在一点，这只是虚惊一场，二人谁也不用牺牲。

经历这次共患难，二人之间的感情，悄悄发生变化，然而，理工男王士光却不懂如何表达，还是王新先开的口。

早在假扮夫妻时，王士光就说过，自己是“三无”——没结婚、没对象、没目标。

王新早看出王士光喜欢自己，就以“三无”调侃王士光，见王士光又是脸红，又是吞吞吐吐，她依旧不断追问。

终于，在王新的“逼迫”下，王士光说出了自己的爱意，王新也爽快答应，1938年12月26日，经过组织批准，二人喜结连理。

王士光、王新手里的这个电台，本来只打算运行3个月，但因为王士光、王新的出色表现，运行了一年多的时间。

1939年年底，王士光、王新顺利完成任务，被安排前往平西根据地。

到根据地后，王士光出任晋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而王新则奔走各地，去开展妇女运动。

1940年春，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这对夫妻各自跟着自己的队伍转移，也是这时候，王士光失去了王新的消息，这让他心急如焚。

为了找到妻子，他曾托人去东北局问，结果查出，有5个叫王新的人，又过了没多久，传来消息，说王新牺牲了。

爱妻牺牲，让王士光一下子垮了下来，曾经被王新收拾的光鲜亮丽的他，再次变成了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样子，为缓解心中的痛苦，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工作上。

1940年，他利用自己高超的技术，把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破损装备和通信器材，修理改装成了多种型号电台，为部队通信，做出了极大贡献。

1942年，他负责创办无线电工程高级机务训练班，并亲自授课，为我军培养大量无线电人才。

解放战争打响后，他又在解放区组建了通信材料厂，试制和生产了通信电台和电池，还成功研制出了地雷探测器。

1946年，王士光奉命组建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在没有任何资料，和零配件奇缺的情况下，他亲自动手，从敌人飞机上缴获的旧通讯设备，经过反复分解、改制、组装，成功建成了极具战略意义的邯郸广播电台。

当国民党在晋东南听到“新华广播”时，惊讶的是合不拢嘴。

因为建设邯郸广播电台有功，晋冀鲁豫军区特意给他颁发“特等功臣”奖旗和“人民功臣”银章，还把他的事迹，刊登在了报纸上，也是因此，身在牡丹江参加革命工作的王新，才在报纸上看到他。

时隔7年，看到丈夫好好的，还成了人民功臣，王新心情有多激动，可想而知。

这7年，虽然丈夫了无音讯，但她始终坚信，他还活在人世间，他们总有相见的一天，她一直没有再婚恋。

而王士光在妻子“牺牲”后，就心灰意冷，全身心扑在人民的解放事业上，有许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他都是一口回绝，甚至有女同志跟他表白，他也是直截了当的说：“不考虑！”。

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后，王新便不顾一切，立马往晋冀鲁豫军区赶，终于，在1947年年底，她跟王士光相见了，她的出现，让王士光不敢置信，这才有了文章开头一幕，夫妻二人抽烟的场景。

这次团聚之后，二人没有在分开，相聚没多久，他们的女儿王更出生了，一家3口是其乐融融。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先后在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军委通信兵部电信工业管理局、第二、第一、第三、第四机械工业部工作，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光发热。

可惜，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夫妇也没等躲过那场浩劫，1968年8月，王士光被送进了秦城监狱，而王新，也被送去了“五七干校”，这次分别，又是8年，直到云开雾散，他们夫妇才团聚。

因为这段经历，王新患上了老年忧郁症，像个孩子一样，是一步都离不开王士光，甚至发病的时候还乱发脾气。

对此，王士光没有任何恼怒，他总是耐心的陪着妻子，默默包容着她的一切。

2003年，王士光离开人世，享年88岁，他离世后，王新跟着女儿一同生活，不久也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