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华：我的公公陈伯达，他去世那天，吃着饭，人就突然没了

引言

1989年9月22号，中午时分，独自在饭厅吃着饭食的陈伯达，突然头一歪，撞在墙上，失去了知觉。

85岁的他，就这么毫无预兆的悄然走了。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来源：《陈伯达传》.叶永烈.著.

正文

陈伯达有过三次婚姻，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和第二任妻子余文菲有一个儿子，取名“陈小农”，这个名字还是田家英给取的。

等陈小农长大之后，被人叫“小农”，听着有些不舒服。于是，就趁着1981年迁居北京的时候，把户口上的名字改成了“陈晓农”。

陈晓农打小就和父亲生活在一起，1965年，他在北京念完了高中。他的成绩挺不错，完全可以考进大学。他原本是想读文科的，但父亲不建议他念文科，就在他纠结的时候，兴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陈晓农就决定跟着上山下乡。

这时候的上山下乡还是完全听凭自愿的，后期才带有强制性。

这时候的陈晓农能放弃读大学去上山下乡，可见觉悟还是蛮高的。尤其是他作为高干子弟，更是不容易。

内蒙古有关单位得知了他的这个想法之后，就指名要陈晓农过去。

于是乎，他就去了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

因为他是陈伯达的儿子，这个消息也成了当时媒体关注的重点。那一年（1965年）的8月10号，《北京日报》的第二版就报道了陈晓农的事迹，也成了一时的热点新闻。

陈晓农去内蒙古务农，也受到了当地的重视，再加上他本身也挺努力的。因此在一年之后，他就被当地推荐，回到北京给应届高中毕业生们作报告。主要是讲述自己在内蒙古下乡务农的体会。

在内蒙古待了两年，陈晓农回到了北京。

他之所以离开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老有人想拿他来做文章，这让陈晓农意识到，内蒙古这地儿是待不下去了。

回到北京后，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了。

陈伯达倒是希望儿子去工厂当一名普通工人，正好他以前曾经分管过天津的工作，和天津市的关系还不错。在老友的安排下，陈晓农就去了天津的工厂做了一名普通客人。

哪晓得，他才到了天津两天，就遇到江青点名批评了陈伯达在天津的好友，这让陈晓农在天津也没法待了。

刚好那时候，陈伯达的老友李雪峰在河北主持工作，托了李雪峰才在石家庄给晓农找了份工作。

见到李雪峰的时候，陈伯达特意嘱咐：

“绝对不要让他当干部，让他当工人，从学徒做起。”
——来源：《陈伯达传》.叶永烈.著.

就这样，陈晓农就在石家庄制药厂当了一名普通的学徒工。

为了避嫌，不想让人知道他是谁的儿子，陈晓农还特意改名成“林岩”。

也正是这个决定，在石家庄低调的生活，让陈晓农避开了不小的影响。

1970年的十月份，陈晓农顺利出师，由一名学徒工转为了正式的工人。这时候，他想回北京看望父亲，但是，父亲的秘书回信说，陈伯达最近没有在北京，让他这段时间不要回来。

陈晓农哪里晓得，那时候，他的父亲正被软禁在北京的家里呢。

又过了一些日子，陈晓农又给父亲写了信。

等收到回信，信封上署名的不是父亲秘书的名字，而是“8341”部队的名字。回信里面明确的告诉他：不许回北京。

不久之后，晓农终于知道，北京的父亲出事了。

有关部门也通知陈晓农，只能留在石家庄，哪里也不许去，也不要和其他亲属通信。

自从父亲下台之后，他就一直在石家庄制药厂待着了。

在厂里，陈晓农和同厂的女工张兰华相识、相恋，1979年这一年，俩人结为伉俪。婚后，夫妻俩生下了一个儿子。

母亲余文菲呢，也在那时候从武汉搬来了石家庄，就住在老干部休养所。

1981年的8月下旬，秦城监狱里面的陈伯达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资格，就安排住在北京东郊的一处民宅。

陈伯达也是上了年纪，他出狱后的晚年生活，该由谁来照顾呢？

他的长子陈小达早在1960年就卧轨自杀了，小儿子陈小弟年幼的时候，精神受到了刺激，导致长大后的自理能力很糟糕，唯一的女儿陈岭梅远嫁到了南京；就只有在石家庄的陈晓农，距离北京比较近。于是，就选中了陈晓农回北京照料陈伯达的晚年生活。

陈晓农的母亲余文菲也是年老体弱，他在石家庄还能照料着母亲，要是去了北京，母亲可怎么办。

余文菲虽然早在1948年就和陈伯达离了婚，但她倒也是通情达理，说自己住在老干部休养所有人照顾着，不碍事。

尽管母亲这样说，陈晓农还是托朋友照料母亲。1981年，陈晓农就带着妻子和儿子，一起迁居到了北京。趁着户口的迁移，他申请了改名，把“小农”改成了“晓农”。

到了北京后，每个月他也会抽出几天的时间，坐着火车回石家庄看望母亲。

1989年九月初，北京的天气还十分的炎热，空气中都弥漫着炙热的味道。

哪晓得到了17号这天傍晚时分，乌压压的云层就压了过来，在云层之中响起阵阵闷雷。不消一会，雨水就像倒扣的水盆倾斜而下，哗啦啦的，雨水覆盖了天地。

这一场雨，下了整整一晚上。

直到清晨的时候，这雨水才稍微小了一些。

随着降雨，天气也从炎热来到了初冬，人们纷纷掏出过冬的衣服披在身上。

20号，早上九点多，陈晓农这天一大早就要去石家庄看望母亲余文菲。

临出门的时候，他去父亲的卧室，看父亲睡得很熟，他不忍心吵醒父亲。就给父亲加了一床毛毯，还把毛裤放在了床前的椅子上，父亲睡醒之后，伸手就能够到毛裤。

陈伯达醒来的时候，呼喊着晓农的名字。

张兰华进来，说晓农九点多就出门了，他看你睡得熟，不忍心吵醒你，就没有和你打招呼了。

陈伯达听完后，嘴里嘟囔了一句“好冷”，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中午，到了饭点，张兰华呼唤公公来吃饭。

陈伯达就去了饭厅独自吃饭，张兰华带着两岁的儿子，在客厅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着饭。

“咚！”

饭厅传出一声闷响。

张兰华赶紧放下碗筷，来到饭厅，看到公公头一歪，碰到了墙上，嘴里的食物兀自往外流着。

她赶紧跑去对门。

对门住着的是公安老萧，因为陈伯达是保外就医，特意在陈家对门安排了老萧住着。

老萧来了之后，赶紧让张兰华去自己屋里找速效救心丸，他自己马上给医院打去电话。

不到20分钟，医生就来到了陈家。

陈伯达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翻看了他的瞳孔，摇了摇头，说没救了。

经诊断，他是因为天气的骤然变化，引起的心肌梗塞。

随后不久，陈家又来了不少人，他们商量着应该怎么处理陈伯达的后事。那时候，陈晓农还在去往石家庄的绿皮火车上。陈家只有一个儿媳张兰华，还有一个上二年级的小孩，众人商议之后，决定通知陈晓农，等他回来后再一起商议。

至于陈伯达的遗体，只能先拉去医院存放着。

陈伯达出狱后，每年都有体检，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年，医院查出他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是，他的心电图一向良好，又从来没有过明显的心绞痛。倒是超声检查的时候，检查出冠脉硬化，不过问题也不是很严重。

谁也没想到，天气的骤然变化，让上了年纪的老人最是受不了，也成了一道鬼门关。老人的血管很脆，经受不起气温的突然变化，很容易引起心肌梗塞。

9月28号，在陈伯达去世后的第八天，他的遗体告别会，于10:20分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举行。

告别室里挂着他的遗像。

在生前，陈伯达一直躲避着照相机的镜头，以至于需要遗像的时候，在家里翻箱倒柜都找不出来一张照片。还好陈晓农记得，在去年冬天的时候，父亲的一个朋友给他拍过一张相片，就赶紧找到了当时那个拍照的摄影师，幸好底片还在。把底片放大之后，这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使用的名字是“陈建相”，这是他的本名。而“伯达”这个名字，只是他的笔名。他年轻时候去莫斯科留学，看了斯巴达勇士之后，崇敬斯巴达，就给自己取了个“巴达”的笔名。

他觉得“巴达”这个名字不太中国化，看起来怪怪的，就改成了“伯达”。

或许，他自己也没想到，“陈伯达”这个笔名，会成为他的一个人生符号。

由于一般人都不晓得“陈建相”这个名字，故而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当时也没有引起过多人的关注。再加上这场仪式没有对外宣传，只是在亲朋故友之间小范围进行，以至于当时好些人都不晓得，这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已经过世了。

有意思的是，最早披露陈伯达去世这个消息的是“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是9月28号上午进行的，而国外的这两个媒体，在次日就播出了他去世的消息。同时，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的生平和履历。

不过，这些海外媒体不了解“八宝山第一告别室”的情况，根据“第一告别室”这个名字，在联想到他生前显赫的地位，也就做出了误导的报道消息。宣称陈伯达去世后，还享受了高级官员的待遇。

八宝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革命公墓，这个才是领导干部治丧的地方；而另外一个部分是八宝山殡仪馆，这是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干部治丧的场所。这两个地方有一墙之隔，两者的骨灰安放地也完全不一样。

革命公墓火化出来的骨灰，是安放在革命公墓；另外一个地方火化出来的骨灰，是放在老山骨灰堂。

至于这“第一告别室”，属于八宝山殡仪馆的一部分，“第一”不过是个编号罢了。要说有什么不同之处，无非就是这间告别室的面积是比较大的一间。

陈伯达的骨灰就安放在老山骨灰堂。

1991年，这一年的2月份，陈晓农和妻子张兰华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老家，那个叫做岭头村的小山村。这个小村子坐落在福建的惠安县，是一处安静的所在。

陈伯达的骨灰，就放置在当年他出生的那间老屋子里。

85个春秋，兜兜转转一圈之后，他又回到了出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