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3月18日晚十点,周恩来推门而入,压低嗓音说:‘主席,我想谈谈吴石。’”屋里只有台灯亮着,毛泽东抬头,先是沉默,随后点头示意坐下。桌面上是一份厚厚的黑皮档案袋,边角磨得发白,线绳已经松开。周恩来翻到扉页,轻轻转了过去:“他在台湾牺牲二十三年了,功劳不该被遮住。”毛泽东合掌,低声答道:“我记得,他给我们送过好几批真货。记在功劳簿上吧。”
夜色很深,但往事忽然鲜活。档案袋里夹着一张拍立得相片——一位身着中将制服的硬朗男子,看镜头时眉目中带几分书卷气,这正是吴石。两位老人对这张面孔并不陌生。早在1949年春,毛泽东第一次拿到关于台湾要塞和空军序列的胶卷后,曾把纸页往桌面上一拍,爽朗地说:“给那位送信人加一功。”彼时谁都不知道,这位给解放军递刀递枪的人,正是蒋介石的座上宾。
吴石1894年出生于闽侯书香门第,少年时写得一手好字,又偏爱摆弄枪械。保定军校、留学日本陆大,他场场第一,教官把他的战术作业印成范本。同窗给他编了个外号:“十二能人”。在老国民党军界,这是比勋章更响亮的标签。
抗战爆发,他把积攒了多年的“日本手册”递上去,蒋介石大喜,隔三差五就点名要见他。那几年,吴石确实站在反共一边,甚至替军统写过针对八路军的方案。然而1944年湘桂溃败,难民冻死饿死的场景令他心口发闷。他说过一句狠话:“再这么打,国民党非完蛋不可!”这句话掷到风里,很快传进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选择装聋。
1946年,老同学吴仲禧悄悄来访。两人一壶闽茶喝到凌晨。吴仲禧问:“你真甘心给腐败陪葬?”吴石没答,只把《论持久战》拍在桌上:“写这篇文章的人,懂战争,也懂老百姓。”这一夜,选择的种子种下。
解放战争转入胶着,地下党急需国民党高层的参谋图纸。吴仲禧受命策反,吴石没有拖泥带水,他递出手写信条,帮好友混进徐州“剿总”。随后,敌军七个兵团的机动次序、补给线、指挥密令,被缩在指甲盖大小的胶片里,沿着秘密电台一路北上。淮海战役决策会上一摞摞文件摊开,粟裕抬头笑:“资料很整齐,像教科书。”
福州短暂的副主任任期让吴石看到另一条路。他把五百箱机密档案藏到省院书库,留给即将抵达的人民解放军。可蒋介石忽然一道手令:调他去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朋友劝他留下,他摇头:“还能再做点事,值得。”于是带妻小登船,只把长子长女留在大陆,免得连根拔起引人怀疑。
到台北后,国民党疯狂清剿地下党,原有线路全部断线。华东局需要新的交通员,朱枫来到吴石寓所。双方确认暗号后,吴石从保险箱取出巴掌大的圆铁盒:“这里面全是海空兵力部署,时间紧,你走陆线比较稳。”朱枫点头,三日后起飞。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看完胶卷,批语只有五个字:“继续想办法。”
可惜天不假年。1950年初,蔡孝乾叛变,一本笔记里写着“吴次长”。军统特务谷正文顺藤摸瓜,从吴石夫人口中套到“朱枫”二字。一只《特别通行证》成为铁证。蒋介石难以置信,却还是命人夜半抓捕。六月十日清晨,台北马场町枪声响起,吴石、朱枫等七人倒下。行刑前,他对狱友轻声说:“总有一天,我还得回福州。”说完面对枪口站直了身子。
消息传到北京,中南海几位老同志心里堵得慌,但那时正值抗美援朝筹备,追认一事被搁置。直到1973年春夜,周恩来终于把话挑明。他说:“英雄不能一直留在影子里。”毛泽东翻阅档案,指着那份旧功劳簿淡淡一句:“写进去。”同时,他提笔补了两句诗,放进袋内,墨迹未干便被封存。
此后很长时间,外界并不知此决定。1976年,周恩来病重,仍叮嘱罗青长:“台湾的老朋友,记得给他们一个名分。”1994年,吴石与夫人骨灰迁回大陆,安放在北京西郊的青松环抱中。一块青灰色墓碑,上刻八字:忠诚凛然,浩气长存。多年过去,陵园常有人悄悄放下一束浅黄野菊——大多是退伍老兵,他们看了碑文会低声念一句:“吴次长,功过是非,今天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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