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遗产继承频陷“马拉松式困局”，哪些堵点有待突破？

界面新闻记者 | 杨舒鸿吉
界面新闻编辑 | 庄键

2025年8月13日下午，76岁的李女士在上海静安区的中华遗嘱库立下遗嘱，这位经历过两段婚姻的老人对自己名下的两套房产及理财产品的处置做了交代。在李女士的遗嘱中，将受益人列为在加拿大定居的女儿。

李女士曾寻求在公证处公证遗嘱，但由于涉及遗产跨境处置，公证处无法提供支持，她因此辗转联系上了中华遗嘱库。

中华遗嘱库是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等单位共同发布的公益项目，旨在为社会提供生前遗嘱的登记、保管服务。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从事此类项目的公益组织。

中华遗嘱库向界面新闻提供的数据显示，类似李女士这样的案例在不断增多，项目接收到的遗嘱中约有10%涉及跨境遗产处置。

中华遗嘱库江浙沪区域负责人黄海波称，“近年来，随着中国公民积极参与全球投资，导致跨境遗产的处置成为新热点。这些跨境资产继承往往面临遗嘱效力认定、诉讼管辖冲突、法律程序差异等多重挑战。”

上海市公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负责人洁蕙曾参与多起调解多起遗产纠纷案件，经验颇丰。她告诉界面新闻，通常而言，境内公民处理境外资产的传承时，往往会使用在境外设立信托、或设立基金会、订立遗嘱等方式。

其中，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为指定的受益人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在近期广受关注的宗庆后遗产纠纷案中，信托就是其处置境外遗产的方式。

相较高净值人群通常采用的信托、基金会方式，通过遗嘱来处置遗产，具有更强的普适性。早在2013年，遗嘱公证就成为上海市公证机构提供的一项重要法律服务，旨在帮助公民在生前对个人财产进行合法、有序的安排，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纠纷。

这项政策允许立遗嘱人亲自到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身份证明、财产凭证、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经公证机构审查后，依法制作公证书。

上海市公证机构近年来也在推行“减证便民”服务，优化流程，提升服务效率，部分特殊群体可能享受费用减免。

尽管遗嘱继承公证的法律效力高，但也有其短板，比如对所提交材料的要求极其严苛，对于亲属关系的摸排耗时费力，手续复杂。

“以李女士为例，如果她的女儿未来继承上海房产，不仅需完成国内继承权公证，还需办理加拿大身份认证及遗产税申报等手续，整个流程耗时可能长达数年。”黄海波说。

跨境继承操作困境并不止于此，中华遗嘱库披露的另外一起案件显示，一位市民因父亲生前隐瞒一段跨国婚姻，导致其继承遗产时需跨国追查被遗漏继承人的下落，耗时五年仍未彻底解决。

此类事件暴露出两大核心难题：一方面是法律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程序障碍，比如境外形成的法律文件需经繁琐的公证认证程序。

洁蕙指出，境内公民在境外办理资产继承公证，往往会遇到法律适用障碍、材料准备繁琐、财产调查困难等难题。

针对这些问题，黄海波首先建议，有跨境遗产处置需求的立嘱人应该通过明确财产分配方案，并提前办理涉外继承所需的辅助文件。

他以中华遗嘱库流程举例称，当事人可在生前完成除死亡证明外的所有文件准备工作，大幅缩短后续继承流程。该服务通过数字化手段将财产清单、亲属关系证明等关键文件加密存储，继承人只需补充死亡证明即可启动跨境继承程序。

法律适用问题则是跨境遗产处置的另一个难点。

洁蕙提醒称，“跨境继承需特别注意法律适用规则，例如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不动产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而动产继承则可能适用被继承人最后居住地法律。”

中国公民继承国外资产遭遇纠纷时，可以向国内法院起诉，但在法院审理该案件时，将根据上述原则来确定适用国内亦或是境外法律。

实际操作中，继承人往往面临双重举证责任：既要证明中国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又要满足境外法院对境外证据的认证要求。

这种法律错位的典型案例发生在2022年上海的一起案例中，当事人因未能及时办理美国遗嘱的领事认证，导致价值千万美元的房产继承程序停滞两年之久。

在操作层面，黄海波建议采取体系化策略：首先通过专业机构梳理全球资产配置，明确各类财产的管辖法律；其次利用遗嘱、信托等工具进行风险隔离。

中华遗嘱库创办人陈凯曾向媒体表示，国内财富传承产业处于“萌芽期向早期过渡”的关键节点，高净值人群率先布局，预示产业将迎快速发展窗口期。

黄海波指出，更广阔群体的遗嘱继承尚未得到关注，相较之遗产纠纷诉讼，遗嘱继承的获利空间不大，因此得不到重视。因此，他建议从业者建立跨境法律协作网络，确保继承程序的高效推进。

政策层面亦存在改进空间。当前国内尚未建立完善的跨境继承服务体系，涉外公证认证周期长、费用高等问题亟待优化。

黄海波呼吁推动国际间继承文书互认机制建设，借鉴欧盟《继承条例》建立统一认证标准，同时，建议税务部门与司法机构协同，为跨境遗产税申报提供绿色通道。

洁蕙也指出，处理跨境法律事务的法律服务市场需求已经开始涌现，特别是境内发达地区和港澳地区经济往来非常频繁，境内律师同时熟悉内地、港、澳法律，可为两岸三地高净值人群提供跨境法律服务。

“跨境继承不再是少数人的烦恼，而是每个国际化家庭都应认真对待的人生课题。”黄海波预测，有理由相信，未来跨境遗产继承将逐渐告别 “马拉松式诉讼”的困境，迈向更加高效、人性化的法治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