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甲午战前，日本对东三省的侦察及政策的演变过程

日本的恐俄心理是引起明治政府关注进而觊觎东三省的原因之一，也是马关谈判期间使明治政府决策层在割占东三省领土问题上相对收敛野心的重要因素。

1879年日本成立东京地学协会，为日本谍报人员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促使其谍报成果质量逐步提高。

甲午战前明治政府在何时略取东三省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较大，暂缓略取的意见占主流。随着日本财政状况的改善、军事实力的提升、国内矛盾的缓和。

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在重新评估中国军事实力和研判东亚国际形势之后，将掠取计划重新提上日程并在甲午战争中付诸实践。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武装占领东三省，翌年3月日本政府扶持溥仪傀儡政权建立伪满洲国。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日本的“满蒙政策”是其“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将此问题置于日本侵华史的叙述框架下进行探讨。

一般从幕末的“海外雄飞论”甚至从近世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开始说起。日本学界之所以忽视对19世纪尤其甲午战前相关政策的考察。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近几十年以来，日本学界主流观点否定甲午战争具有计划性，从而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失去了对该时期“满蒙问题”考察的动力。

国内的研究虽然清楚地揭示出日本近代“满蒙政策”内在逻辑，但对于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对中国东三省政策的研究尚不充分。

一、日本关注东三省的缘由

“恐俄症”（日语：“恐露病”）一词最早出现于日本“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说《从此以后》中。该词讽刺的是当时日本人对俄恐惧心理已达极致的现象。

日本人的恐俄情结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晚期，日本国内流传着俄国将进攻日本的谣言。谣言的编造者曾被俄国所俘，逃离俄国后，故意制造战争谣言，以宣泄自己对俄国的憎恨。

谣言在荷兰商馆的传播下流传开来，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信以为真。他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如儒学家蒲生君平主张向俄开战，要“斩其王，屠其种”。

仙台藩藩医工藤平助认为日本应与俄国通商，将贸易获利用于增强国力，以达到对俄防卫的目的。

随着对俄危机意识的不断高涨，幕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海防政策。到了明治时期，日本人的恐俄情绪有增无减。

久米邦武在1878年出版的著作中写道：“迄今为止，国人对俄国的恐惧远胜于对英法。人们普遍认为英法与荷兰一样是商业大国，而俄国才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且它时常对别国虎视眈眈，抱有吞并世界之志。”

由于日本民众对俄观的歪曲，导致他们在提及俄国时，会夸张地称之为“坐拥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大俄罗斯帝国”。1891年俄国皇太子访问日本时被日本警察刺伤。

事后日本民间充斥着诸如俄舰将炮击大阪、神户。俄政府决定占领九州岛等谣言，使得日本国内一度陷入对俄恐慌的状态。不仅民间如此，明治政府高层也对俄国十分警惕。

例如参议江藤新平认为俄国文艺虽不及欧洲，但兵强马壮有吞亚洲之志。所以明治初期日本在北海道推行以抵御俄国入侵为目的的“屯田兵制度”。

另外，西人的记录中也有日人恐俄的记载。如在日工作过的德国人贝尔兹在其日记中写道：“一直以来日本人都沉浸在‘不知何时日本也会被俄国吞噬’的恐惧之中。”

造成日本人长期恐俄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人对日俄间非友好历史的记忆。18世纪末俄国数度要求日本开放通商。

遭到拒绝后，俄国于1806年派兵攻击了库页、择捉和利尻三岛上的日本驻军。作为反击，日本拘捕了俄国勘探船船长戈洛夫宁。

两国几经交涉，日本于1813年释放了戈洛夫宁，紧张关系才有所缓和。但好景不长，1853年美国敲开日本国门后，俄国也紧随其后，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下田条约》。

1861年俄国又制造“对马事件”，占领了对马岛，并在岛上建立军事基地，使得日本人对本国领土主权产生极大的危机感。

虽然此后俄国减少了南下举动，但这些非友好的历史记忆使得日本人谈俄色变，当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时，又使日本异常紧张。

二是日本长期受到“俄国威胁论”思想的灌输。江户时期的日本奉行锁国政策，在西方国家中只与荷兰有着贸易上的往来。此时日本几乎是通过荷兰人来了解西方的。

荷兰为了维护对日贸易的垄断地位，向日本渗透俄国威胁论。前文提到的谣言风波，正是由于荷兰商馆的推波助澜才使得此谣言在日本迅速扩散。

风波平息后，荷兰商馆又将夸大俄国实情的书籍介绍到日本，经兰学者们翻译后，在日本国内广泛流传。

该书将俄国彼得大帝描绘成强势君主，俄国在其治理下“悉皆一新”，“欧罗巴大小诸国以及亚细亚北地诸国亦尽皆臣服于俄国”。这样的文字描述使得日本人误以为俄国是欧洲霸主。

日本开国后，英国又长期向日本当局鼓吹“俄国威胁论”。英国驻日公使阿里国认为，英国必须重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活动。

要不断向日本灌输防俄思想，其后任巴夏礼也继承了他的外交路线。不仅如此，英国的驻华使节也会向日本驻华使节宣传防俄思想并提供防俄方案。

拿破仑战争后俄国取得了欧洲大陆霸主地位，且它不断扩张的野心触动了英国的神经。

尤其是在俄国入侵土耳其，控制住黑海的制海权后，对英国的海上贸易航路造成了威胁，从而激化了英俄矛盾，导致爆发克里米亚战争。

而战败后的俄国又将扩张的矛头从近东转向中亚和远东，这就威胁到了英国在印度和香港的利益，因此英国的抗俄重心也随之东移，才有了英国外交官们的上述举动。

这种恐俄心理促使明治政府对俄国与日本之间的大陆地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迫切希望对这一地带展开实地调查。1872年明治政府派池上四郎等人赴中国东北侦察情况。

他们在抵达奉天后遭遇盘查，由于没有清政府颁发的“路照”，当地政府特意为他们安排了向导以防止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1875年海军省委派曾根俊虎等人前往东三省探察，也遇到池上等人类似的情况，地方官员以条约规定“不许两国人民互到有贼之地方”为由，拒发通行证。

以至于不得不放弃对一些重要地方的探察。1877年榎本武扬卸任驻俄公使回国时对西伯利亚及中俄边境进行了一番调查。

榎本一般会表明自己公使的身份，因此所到之处也被安排了向导。他企图借与当地官员笔谈交流的机会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比如他向瑷珲城的官员问道：“北京至此地的邮件耗时多少？”“此地人口多少？”不过中方官员发现榎本的发问是别有用心，并未告知实情。

19世纪70年代是日本对外谍报事业的起步期，许多谍报人员或业务不娴熟，或准备不充分，导致侦察质量普遍不高。

因此，榎本回国后与其他外务省的官员商议成立民间学术团体，以推动日本谍报事业的发展。

二、东京地学协会的成立

1879年在榎本武扬等外务省官员的推动下，日本成立以地理学研究为中心的“东京地学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协会名义上是学术团体，但它的政治性要远大于学术性。

首先，从成员的身份来看，谍报人员、政府官员以及陆海军军官占大多数，其中不乏伊藤博文、井上馨、大山岩等政军领导人。

其次，从协会章程来看，它除去正常的学术活动外，还肩负着情报收集任务。主要活动有：编纂出版有助于日本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地理学书籍。收集各类地图、航海图等。

委托探险者收集需要的情报等。协会将地理学科划分为“本科”“形质科”“特科”“政略科”。

其中“政略科”涉及人口统计、通商、政体、军备、风俗、法律、宗教、教育、道路、桥梁等内容。

会刊中涉及“政略科”的文章，绝大多数是以日本周边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的，毫无疑问“政略科”就是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服务的。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协会举办的例会、讲演会及其会刊的发行不能等同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常规学术活动。

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各自拥有谍报人员，在谍报工作上他们各自为战，缺乏一个经验交流、情报共享的平台。

而协会的成立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对日本谍报队伍的成熟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会刊对于位居军政高层的成员来说则是参考消息的重要来源。

同年4月协会召开首次例会，会议围绕中国东北问题展开。协会特别邀请陆军中尉岛弘毅汇报他秘密侦察中国东北的成果和经验。

除岛弘毅、曾根俊虎等少数几位间谍外，当时被派往中国的绝大多数间谍能看懂汉字而不通发音，这会影响到谍报成果的质量。

为解决此问题，日本通过兴亚会的“支那语学校”培养间谍储备人才，该校开设一门名为“散语”的课程，专门教授汉语发音及日常用语。

虽然曾有报告称东三省大多数人说官话，只有少部分人说“满洲土话”。但明治政府为了全面了解东三省的情况，还是决定培养懂满语的谍报人员。

1880年，参谋本部选派5名青年士兵前往海参崴留学，并由陆军中尉菊地节藏全权管理他们的学习生活。1885年菊地等人受命对东北三省进行了侦察。

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除了调查主要城市的基本情况、兵力部署、资源分布外，更加注重探查只会说满语的满族人的思想动态。

菊地回国后，在协会例会上汇报了调查成果，协会也将其演讲内容分期刊登在会刊上。

通过与满族人的交流，菊地发现：“满人至今仍保留着尚武精神，体格健硕，吃苦耐劳”，并且“男子不再以赢得传统射箭比赛为傲，而是以加入洋枪队为荣”。

因此，他认为凭借这几点在“满洲”组建一支近代式军队并非难事。菊地呼吁日本要重视“满洲”的消费市场和原料产地。

因为满人十分喜欢日本产的茶碗、漆器、刀剑、肥皂等物品，而日本对东三省的羊毛、皮货、蓝靛、药材等原料的需求量大。

此外，他还发现“满洲”金矿丰富，认为只要开发三大金矿中的任意一个，就可满足“满洲”的发展所需。

菊地在演讲时公然将清朝的八旗兵称呼为“满洲军队”，而对于从关内迁徙到关外的汉人则称呼为“支那移住民”。明治政府对菊地的情报工作十分满意，为其授予勋章以示褒奖。

三、侦察收获的情报

1891年远在日本驻德公使馆工作的协会活跃成员福岛安正向参谋本部提出调查亚欧大陆的申请。获得批准后，福岛单骑从德国出发，沿途调查了西伯利亚、蒙古及东三省的情况。

此次侦察具有两大特色：一是运用摄影技术为侦察服务。

二是注重对偏僻地带原住民思想动态的收集。福岛在德任职期间学习了摄影技术，并购置了一台照相机，以便他在侦察途中将所见悉数记录在胶卷中。

以往的侦察成果都是以文字或绘图的形式呈现的，将成果影像化尚属首次，这使得明治政府对东北亚地区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收集偏僻之地的情报，是因为福岛认为：“居住在山间僻壤的人不会掩饰内心情感，更能展现出其国民性真实的一面。”懂多种语言的福岛在侦察途中与原住民同吃同住，相互交流。

他在蒙古调查时发现蒙古人已丧失昔日骁勇善战、果敢刚毅的性格。

究其原因，福岛认为清朝为稳固政权，将具有软化个性的藏传佛教引入蒙古，使蒙古人的斗志消磨殆尽，且有些“喇嘛庙”甚至沦为地下妓院，使蒙古人在精神上堕落腐化。

鉴于此，福岛认为：“清朝的做法虽然防止了蒙族夺权，但也使其失去了（对俄的）唯一的藩屏，这绝不是清朝自己的事，日本也必须警戒。”

言下之意，日本不能将阻止俄国南下的希望寄托在蒙古人身上，而需要另谋方案。福岛进入东三省后发现，许多清兵有吸食鸦片的习惯，甚至连精锐部队也是如此。

部分驿站因管理不善，25匹马中有10匹饿死，剩余15匹也都瘦骨嶙峋。

在东三省尤其受到福岛关注的是“马贼”势力，清政府在东北各地配备驻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备“马贼”。但“马贼”依旧十分猖獗，不仅称霸各个村庄，甚至敢袭击清军抢夺军用物资。

福岛从遭遇马贼袭击的清军报信者口中了解到，“马贼”不仅勇敢，所携带的武器也精良。这件事也让日本看到了清朝军队的无能。

1893年6月福岛回到日本，7月得明治天皇召见，并为天皇详细介绍了大陆的情况，天皇授予福岛旭日重光勋章以示嘉奖。

1872年池上四郎等人的东北侦察是留守政权的首脑西乡隆盛与参议板垣退助、外务卿副岛种臣共同商议决定的。

副岛指示池上等人要重点收集俄国人在东北亚的活动情况、东三省各将军所在地的军政民情以及清政府对1871年美国侵略朝鲜的态度。这显然是在为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东北做准备。

1873年7月池上一行人回国后，向政府递交了一份复命书，不久后西乡隆盛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欲保障我国主权独立，唯有向外攻伐扩张，日本应当乘现今英法普俄相互对峙无暇东顾之机，略取朝鲜、满洲及中国其他地区。”

明治初期的日本刚历经维新改革，自认为实力已与欧美持平，所以一方面派遣岩仓使团前往欧美交涉修改幕末以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另一方面留守政权积极筹备对外扩张活动。但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后发现日本与西方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大久保利通等使团成员回国后主张优先改革内政，暂缓对外扩张。

同年10月，日本发生“征韩论政变”，西乡隆盛等“激进征韩派”下野。翌年日本侵略台湾失败，这更让日本认识到自身对外扩张能力的不足。

明治政府内部的主流对朝政策也由武力征讨改成相对温和的“对朝进行势力渗透”。借由朝鲜攻占东三省的政策也因此被日本暂时搁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