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稿】从维熙：女人酒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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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 34 期

《济宁看点•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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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女人饮起酒来，无论在酒风和酒量上，都不比男人逊色。前些时日，笔者在一张“文摘”类的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奇闻：广西一位年近百岁的农妇，每天喝酒将近一斤，她不仅不醉，反而身体结实如牛，无论下地种田还是赶集上店，都不亚于年轻小伙。此新闻见报后，曾一度引起了“炒作”之嫌，后来报纸为了证实其真，还把那个老妇人的喝酒照片刊于该报报眼位置，同时发表如下声明：有认知其伪者，请带酒来与老人一会。这是今天的一件酒事奇闻，笔者从开始时就认知这是真的，之所以如此，笔者算是半个酒人，也曾领略过女性喝酒之雄风。

阅读曹文轩，是近一年的事——很惭愧，也很庆幸。去年京城的秋季书市，人实在是多，书实在是多，偏偏仅此一本的《红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和我相遇了。我想，除了缘份，任何理由都是苍白的。

近几年，我的阅读日趋粗糙或半途而废。可《红瓦》，我是一气儿看下来的，并在其后的日子里，细读了四遍。这在我的阅读记录中，是从未有过的。

《红瓦》的内容可以用书的内容提要中的一句话概括：“作家站在成年人的角度，以‘我’的整个中学时代的成长经历及心理变化为主线，表现了一个纯真少年对成人世界的苦苦探索，流露出鲜明的思辨的智慧与人性的光辉，同时也刻画出一系列怦然心动的艺术形象。”故事的精彩、叙述的精到、语言的精美，使这部小说好看。我总以为，小说好看，犹如打开了一扇可让人自由进入的门。屋子里再有奇珍异宝，光怪陆离，也得让人进得去才行啊。《红瓦》的创作手法是与现代小说形态背道而驰的古典。作品以“我”（林冰）6 年的中学生活和成长为主线，串起了乔桉、马水清、白麻子等众多的晶莹剔透珍珠似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悬念重重，一波三折。曹文轩充当了一位老到而又神秘的诱惑精灵，我的思维不由自主而又心甘情愿地交由他驾驭。诚实厚道而又不失优美机智的叙述，有学者的风范，更有与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读者面对面诉说的温馨，源源的美感让人心荡神摇。

剥离故事这层表皮，一个少年在成长时所能经历的感觉的内核赫然凸现。这个少年不单单是“我”，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少年期的生存状态，透视的是人在那个特定的生长期的生命感觉。所以曹文轩有资格如是说：“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这一切的‘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变化，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具体形状和具体方式的改变而已。”（《草房子》（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7月）代跋：追随永恒）

这以后，我以少有的热情关注曹文轩的作品。只可惜，他的作品我极难觅到。但我不急躁，我相信机缘。这不，《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同样是我在不经意间碰到的。其阅读激情和快感更与《红瓦》一脉相承。

《草房子》写于《红瓦》前，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该是一体的。从形式到内容，从内容到感觉，从感觉到内涵，都是无从分割的。两部作品合二为一，是一个少年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成长史诗。我更愿意将《山羊不吃天堂草》缀于其后，虽然它诞生得最早。桑桑——我——明子，恰好是6岁到18岁，一个完整的少年生长期——什么都知道什么又都不知道的混沌而明晰的生长期。童年是浪漫无邪的，青年以后是困惑无奈的，而少年最刻骨铭心，最终身难忘，是生命的重镇，是一个最具破坏性最具抗争性的生命历程。

曹文轩以自己的小说，传达了少年时代这个人生最重要的阶段的生命感觉。他用个体的生命感觉诠释了人类共有的生命感觉。如此一来，归属于儿童文学的作品顺理成章地成为成人读物。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该读读《草房子》、《红瓦》、《山羊不吃天堂草》，尽管我们有着各自与众不同的评判好小说的标准，尽管它们有浓郁的乡土味、有醇厚的古典味、还有不太让人适应的悲悯气息。其理由是，我们或在少年，或曾在少年，或既曾在少年现又有儿女在少年。曹文轩的小说很好读，能让你一路畅快淋漓，但读后的滋味不太好受。它让你回望到了自己的那段也许久已尘封却无法忘却的痛，一种生命在孤独、悲怆、挣扎……挤压下成长的痛。推而言之，这何尝又不是人一生中无从躲闪的痛。事件、方式、过程不尽相同，可痛的感觉是相同的。因为痛的存在，人的生命才有了真正的意义。能感觉到痛，有时是一种幸福。读曹文轩的小说，需要勇气和豁达——那种将伤口看成一朵美丽的花一样的勇气和豁达。

当然，首先得有重回古典的兴趣。走进去，你便会发现，古典并非老古董，它有着鲜活的一个层面。在我们读多了标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时，突兀之间，走进一座古典的园林，确有些新鲜，正像吃多了生猛海鲜后，偶尔品一品家乡小菜的感觉一样。然而，古典，并非文学大宴里的小菜，它有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永不凋谢的地位。古典来自中国生生不息的大地，是中国小说的血脉，只要美还在人间，古典小说的独特美感和魅力必将源源不断。从某种程度上讲，一旦古典的美离我们而去，我们中国人生命质量中最本性的东西也将随之消亡。作为学者，作为作家的曹文轩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带着现代主义的身躯徜徉在古典美学的河流里，自觉地肩负起坚守和承接古典美学精神的重任。

由曹文轩的作品，我感觉中的曹文轩是：

一、潜在人性的深处，善于体味生命成长中的痛。

二、甘愿远离喧嚣，在孤独中操守小说的唯美和情感的古典。

故而，我相信曹文轩的话：“我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与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红瓦》代后记：永远的古典）

成长是一种痛

初读《红瓦》这部小说，是在一个温暖的春天的一个温暖的夜晚。

这是我有意而为之的。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是生命勃发的高潮。选择这样一个阅读时间，是因为我想重温我的成长，时光已剥蚀了一切的不愉快，那些曾经撕心裂骨的痛已结成厚厚的痂瘢。然而，我错了。我的眼睛在字里行间游动，耳边却听到了静夜下小草的拔节声———疼与痛并存的生长。

在阅读中，“挤压”和“疼痛”这两个词像一双拳头捶击着我的灵魂。我颤栗、痉挛、孤独，泪珠是那样的浑浊而又清亮。这个温暖的春夜让我无比的寒冷，肉体如同屋檐下的冰凌。很多年了，没有如此的文学让我如此的投入如此的震撼如此的欲罢不能。

这部小说通过“我”（即林冰）和他的同学们的成长故事，表现了成长的艰难与坎坷，悲悯情怀中充盈的是成长的痛。

小说的开篇就将林冰置入新的成长阶段的起跑线上：

跟着父亲，我走到油麻地中学的大门。

他看了一眼门里的一条铺着煤渣的白杨夹道，将我的身子扳动了一下，以使我的后背对着他。在我感觉到本来抓在他手里的铺盖已转移到我的背上时，我听到了他的声音———“自己走进去吧。”

那条道很宽，很长。两行白杨拔地而起，青森森地直指天空，让人觉得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要通向另一个陌生而不可把握的世界。

这里的“铺盖”和“道路”无疑是再明不过的意象，父亲的那“自己走进去”的话，将是林冰步入新的世界永远不会清晰的背景。上小学时，父亲是校长，而现在所到的中学将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世界，这意味着与原先成长的环境断奶。人生就是这样，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环境的细小变化总是引起心灵的巨大震荡。这种震荡的外在表现有时十分的明显，有时却如同一杯红酒，效力是慢慢挥发的。新的空间里，总是塞满了欲望诱惑和力图撕碎这些欲望诱惑的东西。人，就是在不断的抗争中艰难地行走，无论是引吭高歌，还是小唱低吟，其中都少不了痛的旋律。也就是从这时起，林冰真切地感受到成长是痛的。

林冰到校的第一天，乔桉无缘无故地占了他的床铺，虽说后来在马水清等人的拔刀相助下，赶走了乔桉，但乔桉那双“怨毒”的眼从此定格在林冰心灵深处，挥之不去；无意中撞到了白麻子与施乔纨间的秘事，“为了这次无意的窥视，我将在整整一个春季受白麻子的冷落和为难”；在大串连中，与其他人走散后，林冰陷入了极度的孤独与恐慌中……中学六年，林冰不断地遭遇到无故而又合情合理的伤害。这些伤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个人在少年成长期不可躲闪的。我们总是在不断地接受伤害和防御伤害中成长，并渐渐地增强生活的勇气和能力。

在一个人的少年成长期，外在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当然，也正是这些外在因素与少年的心灵发生相融或相抵，引发了少年的愉悦或痛苦。有时，后者甚于前者。我们注意到，在林冰周围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同龄的，无论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都有一股挤压林冰并使他觉得痛的力量，而他的应和或反击仍旧少不了痛。起初，他对白麻子的事只是一味地忍让，心中是无尽的苦闷和压抑。后来，他迎面而上，公开与白麻子较量，将自己看到的秘密做为武器反击，并趾高气昂地命令白麻子做一些事。表面看，他赢了，但心中对人世的厌恶又生出了另一个痛。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生存境遇之所以艰难的原因。

老校长王儒安被赶下台后，以生命守护着他一手建起的油麻地中学，他的不幸让林冰从侧面感知了痛，“整整一个春季，我们总能在夜间听到从河岸边茅屋里传来王儒安的呻吟。那苍老而痛苦的声音，让我们感到不安和难受。”在林冰眼里心里，王儒安是个慈祥宽厚的“又瘦又小的老头”，出于一种敬意和怜悯，林冰多次帮过他。而当王儒安平反昭雪重新掌权后，他对汪奇涵的报复，又将人的丑恶几乎发挥至极致，林冰想不通，更多的是失落。这种失落，谁能说不是一种痛？

赵一亮的长相穿着，使林冰“有种无名的压抑”。林冰从8岁开始练胡琴，这让他到中学后有了那么一点资本，但赵一亮的出现，又使他低人一等了，而且赵一亮处处以此来打击孤立他。林冰暗自喜欢陶卉，但却有一个杜高阳横在他面前，让他自惭形秽。

当然，林冰与他的几个同学比，也许还算是幸福的，人生之路并无大的起伏。比如傅绍全、马水清等。

傅绍全家有个祖上传下的铜匠铺，傅绍全精通铜匠手艺。他早年丧父，母亲耐不住寂寞常常与霍长仁在阁楼上公然幽会，这注定了他的命运不太平常。因为不满母亲的作为，又惧怕霍长仁，傅绍全便迷上了玩鸽子，最终荒废了手艺，败落了家。

赵一亮是染坊之子，人长得不俗，是镇上有头面的人物，可他先是在运动中被挤出了黑瓦房，后又因为一场大火，使炫耀一时的大染坊化为灰烬，至末他成了一个比平常庄稼人形象还次的庄稼人。

马水清，有爷爷疼他，上海的爸爸给钱他花，是林冰这帮同学中最有钱最舍得花钱的一个，再者，还有两个女孩争着爱他。照理，他的生活应该很滋润，可他缺少母爱，渴望母爱，因而内心无比的煎熬。

…… ……

生、死、爱被称为文学的三大主题，而我以为，文学的主题只有一个，这就是成长。生是起点，爱是终结，情是追寻，这一切都被成长囊括了，它们是成长的标记，是成长的外在表现。当然，这种成长不单是生命的行走——在情的浸淫下从生到死的过程，还有灵魂的追问。也许，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少年时代的成长期，之于人的一生是极其重要的。少年的灵魂是一块柔软非常的橡皮泥，生活中的任何指印只要在上头轻轻一摁，便会留下指纹。这些指纹如同胎记一样，伴随着一生，抹是抹不掉的。一个人在这段时期内就已定型了，剩下的只是发展，只是实现。好似炼出炉的钢，它在本质上已无法改变，能变化的只是它的形状、用途。

可以这样说，曹文轩将少年成长的那种痛演绎到了极致，但又没有夸张痛苦，因而《红瓦》呈现给我们的无尽的悲悯情怀，我们完全将此可以推及至人的整个成长历程。虽然，不同的生命阶段，成长的形式不同，痛的外化各有其表，可去尽表层之后裸露的核是同一个。 人是在痛的伴随下成长的，没有痛，就没有成长，因此，我们并不会因为怕痛而拒绝成长。回忆是对生命的过滤，是重新上路的准备，所以《红瓦》有了这样的结尾：“黄昏时，我已背起铺盖卷，走上了静寂的白杨夹道。在我的身后，是红瓦房和黑瓦房，是永远的红瓦房和永远的黑瓦房。”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几个作家应邀出访贵州茅台酒厂，在酒乡畅饮之际，先是文坛酒圣陆文夫，言无伦次地失去了江南秀士的风雅，紧接着是见酒绝不让杯的剧作家叶楠，变成了语无伦次的顽童，最后倒下的是当地作家，贵州当地的酒杰何士光——我虽然在美酒之乡没有显形，但在酒桌上也飘飘然地找不到北了。这时，唯有女作家谌容，却依然在欢饮中面不改色，并时不时说两句风凉话儿，向几个男作家下着战表，十足地表现了她酒中女雄之声威。这是我第一次认知了女人饮酒能量无比。第二次，是几位作家出访内蒙草原、在蒙古包内与一位当地专事劝酒的女歌手“煮酒论英雄”时，留下过“败走蒙古包”的记忆。其实那天，我并无意与她拼酒，只是被其不断吟唱劝饮之歌的热情所感动——结果我最后叩杯认输，并为此被罚唱了一曲俄罗斯的民歌《三套车》，才算了了这场酒戏。使我确认大酒痴饮酒雅女性高于男性的第二个来源，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记载。几千年来，尽管饮酒者中男人的比例不知要比女人高出多少倍，但女人饮酒的亮色，却常常使男人黯然无光。首先，造酒的鼻祖仪狄是女人，这是写进中国酒史的真迹，这已然是中国酒文化中的一个绝笔。据史记载，仪狄虽然是第一个品尝到酒滋酒味的人，但并不是一个嗜酒的女人，由于其父大禹因其造出了酒，而疏离了她，这个十分孝顺大禹的女儿，便自觉与酒拉开了距离，因而酒神仪狄只是酒神而非酒痴。但是历史上许多帝王的宠妃和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才女（包括一些青楼红粉），却一反造酒女神仪狄的自我约束，叛逆成为酒的载体和酒的化身，酒成了她们追逐欢乐和排解愁楚的尤物。

其中，首推商纣王身边的妖妃妲已，她比男人更为善饮。据《酒轶》中记载，当纣王醉卧后宫，她却不因狂饮而与之同醉，而是“千人皆醉她独醒”，在纣王烂醉如泥时，她还能抚琴弹唱，因而可谓中国女性中饮酒之奇。这位乱政于商代的妖妃，在商纣王驾崩之际，还留下了一个酒事典故：当周武王兴兵伐纣，纣王与周武王会战牧野（今日河南淇县之南），纣王因兵败而自焚后，不知她是否出自对纣王的情怀， 抑 或是她以酒增加她自尽的勇气——《古代酒事考》一书中记载她，直到此时此刻，她才有了生平中的第一次酒醉——在踉踉跄跄的醉酒中，钻进悬于梁上的三尺白绫，在痴醉中去了天国。

当然，古书《酒轶》中所记载下的这些陈年酒事，难免有民间传闻接与其中，但这位女妃嗜酒乱政，似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唐代历史上，出了个“一朝进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杨玉环，她贪杯之相，在京剧“贵妃醉酒”中，只是表现了她嗜酒如命的一隅，史料中记载她比唐明皇还要善饮，因炽热的酒浆，从早到晚染红她的双腮。难怪宋朝文人苏东坡，用了如下的笔墨为其造形：“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银烛照红妆”呢！据《开元遗事》记载，身为君王的唐明皇，每天清晨比她要早醒；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她经常夜饮无度。《开元遗事》上有下列一段对她的描述：“贵妃每宿酒醒后，晨傍花枝，以口吸花露润肺醒酒。”（其花为木芍药），身旁的唐明皇，总是亲自为其折枝摘花，并劝其吮食之：“此花香艳，尤能醒酒。”据《冷斋夜话》中描绘，此时的杨玉环，脸红鬓乱，请求唐明皇不追其晚醒的失礼之过，唐明星笑答曰：“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至此，杨贵妃的酒后千娇百媚之姿，已跃然于纸上。

杨玉环留下如是的酒歌，如果说还不足以为怪的话，其姐姐虢国夫人的酒事积习，可谓继褒姒之后，又一个千古酒事之绝。据《云仙杂记》中记载，她喝酒用的酒器，名为“洞天瓶”，即是将干燥后的鹿肠悬于半空为瓶，让人将酒灌于肠中，饮时则解开肠端之结，让酒液流于口中。由此推想，她不仅有躺在床上仰面朝天饮酒之任习，更有夜间饮酒的无拘无羁。为此，在唐代她获得了一个“洞天圣酒将军”的绰号。不仅开创了自商代之后的饮酒垂涎之最，还使堂堂七尺男儿，在其酒量之前感到汗颜。

读史想今，我曾探其内在成因：是不是女性的生理基因上，对酒浆有特殊的适应能力？不然的话，何以许多阳刚男儿常常败于红粉佳丽的酒杯之下？对此，笔者虽然在生理学上没能找到考证，却从后来我翻阅远古酒事的源流考证中，确认了女性嗜酒者比男性善欢，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不信，你可以找一个真正的女酒痴对一下杯，那时你便知其中的高低深浅了！

从维熙，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1933年，河北玉田人。他的作品以深刻反映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人性探索著称。

从维熙年自18岁起便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至1957年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因直言敢谏被错划为“右派”，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磨难。重返文坛后，从维熙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其中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分别获得全国一、二、四届中篇小说奖，电影《第十个弹孔》获得了文化部全国第一届优秀电影奖。重要作品还有《北国草》、《走向混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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