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丁玲完成长篇小说，毛主席不提看法，却对丁玲提出一点意见

“胡乔木同志，这稿子你怎么看？”1948年9月的一天下午，距离晋察冀边区司令部三里地的山坡上，吉普车停在枯草间，车灯闪了两下。胡乔木抬头，嘴里只回了两个字：“成了。”车里其他人随即笑起来，气氛轻松得像郊游。说话的人是萧三，而指的那份“稿子”，正是丁玲赶在秋收前完工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车里笑声刚落，后排靠窗的艾思奇突然补一句：“主席会怎么说？”三人对视，不约而同摇头——这一次，他们也拿不准毛泽东会给出怎样的评价。不久之后的事实证明，毛主席根本没提小说的好坏，只抛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人，要是下去当几年县委书记就更好了。”众人面面相觑，猜了半天也没参透其中深意。

时间得往回拨两年。1946年夏，晋察冀中央局尖锐地提出要把土地交到真正种地的农民手里。土改工作队里混进一位“穿布鞋的文化人”——丁玲。那会儿，战事紧，时间死板，白天开群众会，晚上记材料，她却硬是抽出缝隙去村口看老人磨玉米、听孩子念圆口南腔北调。她笔记本上的第一行写着：“不写热闹，写骨头。”

土改结束，河北涿鹿西北的河滩葵花正开，丁玲蹲在地头上琢磨小说框架。她知道日后要把这段抽象的“政策”写成血肉，但究竟怎么落笔，她一时间也没底。农民王土地掂了掂刚分到手的锄头，说了一句：“这锄头底，就是咱的命底。”一句随口话打通她的思路。回到驻地，她把这句话写进开篇，人物“王占元”的原型就此落地。

1947年冬，她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走晋西。雪夜里，陕西安塞一间土屋搭台唱大鼓书。演出快开始，一位高个子站在后台想挤过去，被警卫拦下。“规定，新戏开了不能上下台。”那高个子哈哈一笑，只得站在一旁细听——正是毛主席。等节目完了，他拍拍丁玲肩膀，说：“戏可看，规矩更好。”那次经历让丁玲意识到：基层工作也得像戏台一样，先立规矩，才出声响。

长篇写作真正提速是在1948年春。晋察冀大地刚解冻，丁玲和速写员一道，在桑干河畔扎帐篷。她白天跑村子，夜里开煤油灯写。腊肉炒南瓜、冻土豆煮面渣，全当加班餐。有意思的是，她给自己立了条“作家戒律”：写不出人物，就去磨坊推一圈石磨，直到推得手臂酸痛才算合格。她自嘲“人肉打字机”，可这样的傻办法真灵，人物一个个活了起来。

八月，定稿誊清。她把油印本先递给胡乔木、萧三、艾思奇，请三位挑刺。胡乔木说：“结构扎实，人物有筋骨，末尾略感仓促。”萧三笑言：“能看懂，能落泪，就是好书。”艾思奇掂量后给七个字：“再抠半分也行。”三人商量着，该向毛主席报一声。可主席并未像评论其他文稿那样细抠字句，只淡淡提到“基层锻炼”四个字。话听上去平淡，却让在场者想了一晚：写得再好，也离群众隔一层纸，只能算“纸上英雄”。

这一评语传到丁玲耳里，她先是愣神，随后一拍桌子：“我还真想去当县委书记，欠这一脚泥！”话虽带劲儿，可真到安排岗位时，她仍被留在作家阵地，原因很现实——文艺战线缺炮手。丁玲没再争，只把主席那句叮嘱抄进日记：“先写书，再写人；先做人，再带人。”

小说九月在石家庄出版，第一版两万册，三天售罄。北平地下书摊甚至出现手抄本，错别字连篇，买的人依旧排长队。文坛评论很多，却都绕不开毛主席那句未尽之语。有人说：“县委书记的磨炼，是写作者最好的夜校。”也有人反问：“他若真当了书记，还能写出这样的情感吗？”争论至今无解。

不得不提的是，1951年初，丁玲凭这本书拿到了斯大林文学奖。莫斯科领奖台上，她一句中文脱口而出：“要是没有土改，我写不出这书。”现场翻译愣了半秒才跟上。台下记者事后发稿，说这是苏联文学舞台第一次听到这么直接的“土地”二字。丁玲回国后接受《人民日报》采访，谈到那句“县委书记论”，她坦率地说：“我没当成，但我想过，那条路永远敞着。”

多年后，丁玲重返山西昔阳调研。村路上，老乡指着麦垛问：“丁大姐，这回还写书吗？”她笑道：“我不敢保证，再给我几年县委书记的工夫，或许能写第二本。”同行记者记下这段对话，却被她删掉。她说文字要紧的是“人中之情”，而不是“作家自矜”。

至此再看毛主席那句话，味道就不同了。它既像一记警钟提醒知识分子“脚要下地”，也像一条鞭子，驱使文艺工作者别被鲜花掌声包围太久。丁玲听懂了，后来每次开创作会，总要让年轻作者先到田间地头跑一圈。她常说：“小说里的人物，不能全靠想象；角色得有汗味，字句才有热度。”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距今已七十余年。书是否完美，见仁见智；可毛主席那句意见，却仍在提醒后来者——文艺的根，在泥土里。脱离基层，再好的笔力也难以见筋骨，这是丁玲当年的收获，也是后来者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