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正部级外放长治，与儿子策划回京，临行前给地委书记留条子

1975年，李运昌离开被监护7年的秦城，并没有像其他老干部被安排工作，而是被外放到山西长治，每个月200元生活费。这样意味着，他的问题没有被彻底解决，只是改善而已。因为中央专案组对他宣布到长治继续检查、交代问题。

在1966年之前，李运昌担任中监委常委，属于正部级职务，是行政5级。按照正常工资应该在三百多。如今给他200元生活费，被安排在晋东南地区招待所居住。这里距离繁华市区不远，居住的房子面积15平方左右，有单人床、椅子、桌子，还有单人沙发，一个人居住是没问题的。

他的子女在不同地方，老伴一开始被安置在老家生活，后来因身体不好回京。当他到长治后，老伴也跟着来了。他们在这里居住3年，到1978年随着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形势越来越好，儿子希望他回京能尽快落实问题。

那时候，对他的问题没有落实，正大光明的回京肯定是不行的。在他被送到这里时，移交给长治的专案组负责，曾经交代他不要抛头露面，安排的服务员也在“监视”。因此，儿子策划如何顺利离开，安全抵达北京。

实际上，负责“监护”的服务员与他的关系很熟，他的父亲也是老干部受到冲击而病逝，在感情上俩人很亲近。与其他邻里的关系也非常融洽，遇到困难相互帮助。

1978年2月，儿子讲了北京的一些情况，说到不少外放的老干部都相继返京，都安然住下来。希望李运昌也走，虽然没有接到回京的命令，虽然也有一定限制，但只要能力顺利离开长治，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他们第一步要抓紧隐蔽准备，谁也不告诉，以免走漏风声，走不成；第二，准备完毕后，准备出发时也告诉地方负责人自己的去向，不然也会连累周围的人。当然也要有一个理由，他走之前老伴因身体不适去北京治疗，给地委书记写条子：老伴在京病的很重，需要请假回京探视。这样一来万一回京被遣返也有一个理由，不至于日后处境艰难。第三步如何走，因为交通不便，需要有交通工具把自己送走，因此联系过去的老部下，用车送到邯郸，再坐火车回京。

就这样，计划秘密地，紧张有序进行。当情况被地委得知后，他已经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了。

抵达后，机关是知道的因为看病需要报销，还需要领取生活费等。机关为难，他们一开始提出一些批评的话，可眼下形势好转，很多老干部纷纷复出，而且中组部负责人表示：回来好！也就真正安定下来。

1979年，他恢复了工作和待遇，在岗位上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