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兵传（十一）之清代苗兵

【编者按】本文着重介绍古时苗人的尚武传统、军事社会的发展，及与中原王朝的交织互动的历史进程。在古代苗族社会组织“议榔”“款会”“丛会”民主制度的熏染下，形成“有族属”“无君长”的社会组织形式，提倡其崇尚自由的理念，故而与古代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皇权制度、中央集权制度相违背，在长期与中原王朝的交锋中养成了刚烈、不屈的性格，富有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史书中曾说到“苗人刚恨轻生”，中原王朝面对无法直接统治其的局面时，便以拉拢羁縻的方式“听其自相君长，为王朝役使”，以达成“以蛮制蛮及蛮兵役使”。

咸同起义为清代贵州最大农民起义

清代“平蛮经略”总体政策

清朝取代明朝后，作为封建王朝统治高峰，苗民起义始终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于是清朝廷总结了历代“平蛮经略”，蜀汉丞相诸葛亮平定南中，时南中牂柯诸蛮屡服屡叛，蜀军平定后撤回后蛮民起事依旧任意复叛。明代两广总督殷正茂、两广总督韩雍、两广总督陈金等镇压广东、广西苗、瑶、僮民起义，湖广川黔三省总督李化龙平定播州反明土司，黔滇两广总督朱燮元平定贵州战乱，明湖广川黔三省总督张岳、清云贵总督张广泗平定苗疆战乱，始终未能完全平定，各朝各代苗蛮战乱仍旧绵绵不绝，终其总结均为未能建设有效的防御机制，唯明代广西参将沈希仪，提出“抚如子，备如疾，堤御水，鸷攻伏。”为防御苗蛮上策。

清朝廷最终依据前朝经验提议一套苗防政策：

一、安抚熟苗良苗不得私心要清廉，时刻警觉防备悍苗生苗。防御苗民起义如同堤防洪水一样，镇压苗民起义时也不等有误宜速战速决；

二、时刻监督苗疆使反苗不在苗寨策反苗民起义，奸民不到苗寨煽动扰乱苗疆秩序，官吏不干扰苗寨习俗一切依照苗例；

三、着力建设苗疆哨堡屯军防苗制度，修筑苗疆边墙隔离苗疆以阻生苗出入，各哨台保持烽火联系，以碉堡炮台为防御工事，各碉卡以拦截围阻以防苗民起义蔓延周边城镇。所修筑边墙横贯于各山峒岭涧，以石灰、坚石垒砌，挖壕留控方便火枪居高临下射击。每碉内可纳五人，堡内可储藏众多军备物资要求火攻不能烧毁，屯军聚族而居，平时务农战时防苗；

四、苗民起义时声势浩大，战时需清野坚壁攻。而招募军士不如招募军中勇猛之士，招募勇士也不如招募本地汉民熟识山路，招募本地汉民不如招募熟苗良苗苗兵。苗疆山峦峰回骑兵优势发挥不出来，镇压守军应学习苗民山地战法，“苗人习滚坡绝技云，凡悬岩陡坎人所不能攀缘之处，但敛其手足，缩身如猬，呼吸至底云云。此犹止得其半也，苗人又有扒坡绝技，凡悬崖陡坎，人所不能攀缘之处，以身附坡，但闻砂石硌碌如猿猱蛇蟥，倏然至顶。又闻明代永顺土司彭明辅时，有一苗能于千尺悬崖上，奋身投下，以手蹋地倒行数十步，其趋捷如此。”

五、苗民擅长山路奔走，山峒住所分散遍布山野，大军镇压常常无果而返，可重金田土收买招募降苗向导而用，搜索各苗峒聚义居所，战后可将叛苗田土分法给予降苗，达成分化苗民势力的目的，“是以苗制苗之道也。而养之以叛田占田。则以苗制苗者又以苗养苗。防维密而办理公。彼蠢尔之众。有不安居乐业。投诚向化者哉。”。

清朝廷统治苗疆采取“以苗制苗”的策略，招募降苗、良苗、熟苗为兵，设立苗弁、苗兵管理制度，苗弁作为清朝廷与苗民之间的联系协调事务的纽带,有利于化解彼此之间信任不足所引发的矛盾从而减少军事冲突，为治理苗疆的稳定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苗兵也可以作为朝廷武备力量，用于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抗击外敌等。

也能让苗民保境剿匪自卫反击，防止客民豪强欺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豪强黄飞凤率匪帮一千多人，侵犯苗疆洞头、林洞等地，洗劫苗民田土财产等，于是诸苗寨依照苗例，召开“埋岩会议”发动自卫反击，邀集八甲、林洞一带的苗民兵勇围剿反击入侵苗疆的豪强匪帮，将黄飞凤一千多名匪兵全部歼灭。

苗兵的征调

《皇清职贡图》黔南紫薑苗武士

康熙三年（1664）二月，水西宣慰使安坤、乌撒土司安重圣，联合明将元江总兵匡国公皮熊起兵反清。粤人常金印率众刘永宁、倪生龙、丁调鼎、李化龙等与其叔父安如鼎、联络贵州土司罗大顺，军师张默之妻父前明遗臣皮熊与其共谋，谋取云南，安坤派蜀人陈进才等各路经散札付，被吴三桂总兵沈应时抓获，并上报吴三桂，吴三桂得情报后亲率督云、贵十镇清兵两路进讨。

吴三桂率清兵先是攻打今水城一带土司势力，进而攻取大方水西宣慰府，安坤、皮熊率土司驻于阿扎屯今水城米萝一带扼守卡关，此地仅沿河一路小道一路曲折而过，两岸均为峭壁，水西土司兵占据有利地势，清军未能攻克。命清军转向比德北上，取道黑座今纳雍阳长海座，以图攻占织金以那。吴三桂兵分两路，一路由参将王洪率清兵三千占据卡溪今纳雍河溪，一路由总兵刘安帮率清兵一千占据猴儿关今曙光乡。猴儿关为一处断崖，底下为三岔河支流水势澎湃汹涌，需屯守造船建浮桥而过，水西土司兵乘机袭扰，吴三桂派把总王乙率轻骑三百押送物资粮草辎重，因地势崎岖未能送达，次日水西土司兵问询知清官兵以饥饿多日，于是集一万五千兵力将刘安帮围困于猴儿关一侧，清军几乎全军覆没刘安帮阵亡。

四月初，清军只好由海子箐翻过马鬃岭，攻占普舍今纳雍勺窝、法都卧纳雍杨家营、糯克今纳雍王家寨，随后清军越过喇叭桥今纳雍老凹坝，抵达松树坪织金以那架，集合大军驻扎果勇底，水西土司兵见清军已越过水城、纳雍各关卡，于是决定与清军作决战，率十万水军土司大军，因吴三桂手下缴黔文书将误将六归河今织金六冲河记为六广河，后援清军运送兵粮屯于清镇修文一带六广河，时吴三桂军困于水西果勇底多日，后援李本深再截获土目安如鼎探马叉噶那，得知吴三桂两万大军被困果永底已二月，立即前往救援，十万水西土司兵马被击溃几近全军覆没。

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吴三桂连克水西雪棚、阿哈箐、黄沙渡等地，六月克水西陇纳、所雄、渭河等地，七月克水西高家坡、法中、石丛山等地，九月破红岩，十一月破水西东隆箐等地，十二月破水西木弄箐、芍里箐等地，擒获安坤、皮熊等。征服水西、乌撒、乌蒙等彝族土司后，次年设置大定府、黔西府、威宁府、平远府，“裂其土以为郡，抚其民以佐耕，可增如许军粮，聊佐公家万一”。康熙五年（1666年），郎岱陇安藩反清，六月攻克郎岱，俘降万余人，十二月擒获安重圣之妻陇氏。

自蜀汉建兴年间，水西彝族远祖酋长济火助武侯诸葛亮征南，受封为“罗甸王”，世长其土，勒四十八部，统治水西千年之久，水西彝族土司明时号称“地方四千里，胜兵四十八万”。明末水西土司安邦彦发动“奢安之乱”，徐霞客游历镇宁（安庄）、关岭时，他指出彝族土司作乱造成的严重破坏：“此间为安邦彦所荼毒，残害独惨，人人恨不洗其穴”，土司统治阶级作为农奴主，常常压榨土民为生计，“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第势为所压，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恋主思旧之心，牢不可破也。”在吴三桂平定水西后，为防止水西彝族土司统治势力复盘重来，对水西彝族土司领地进行安插迁移外来人口，以汉三苗一进行移民，以图改变水西势力人口比例，“酌其人口......汉三苗一。俾汉苗杂居，强弱相制”。

吴三桂在平定水西时，南线物资辎重均为沿河押送，吴三桂分别于三岔河支流猴儿关，及六冲河支流东南处果永底险遭惨败，在平定后为避免重蹈覆辙，维护沿河驿道安全，特意将贵州新贵、威清、平坝、广顺苗民沿着三岔河、六冲河两岸进行安插移民，遍布今郎岱、水城、纳雍、织金、黔西沿河各地以挤压土司土目势力，自康熙时期逐步削弱土司势力及尝试改土归流的政策以来，土司势力遭到极大地削弱或被改土归流，“自是苗民各安耕凿，一切催输辑捕之责，皆经差役乡约，而土司遂无权矣。”。时为攻打水西土司，吴三桂征调了许多苗兵，吴三桂从川南征调三千苗兵讨水西事平之后令其一部定居于大定府瓢儿井区的新龙八普等六寨内被人称作“六寨苗”，从广西征来剿水西的另一部苗兵安顿居住于修文等地称作“素苗”，《滇南杂志·卷六吴三桂传》载道：“（吴三桂）抗命，数藉苗兵为助。所为标枪，发无不中，得数十苗兵扼险而守，百万之众莫可谁何”。“吴三桂冠以苗兵“其勇如飞，其战无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皇帝执意撤藩，是年十一月吴三桂不满朝廷撤藩杀云南巡抚朱国志等人，而自号“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并拉拢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一同举旗反清。在号召其各地部下共同讨清抗命的同时，藉命当地苗兵为助，苗兵所持标枪百发百中，以数十苗兵扼守险关，纵有一将当关万夫莫敌之势。起初吴三桂所领吴军势如破竹，十二月取贵州，次年正月，兵至湖广，陷辰州。湖南巡抚卢振在长沙，弃城而走，所属州县官望风奔溃。于是吴军迅速占领沅州、常德、宝庆、长沙、永州、衡州、岳州等府。随后吴三桂以吴应麒为讨朔将军印守岳州，吴国贵为靖朔将军印守衡州，授王屏藩为破朔将军印攻打四川，吴世琮为大将军印攻打广西全省俱陷。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于湖南衡阳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建元昭武，同年八月于长沙病逝，郭壮图拥立吴三桂之孙吴世璠继位，追尊吴三桂为太祖高皇帝，吴应熊为孝恭皇帝，改年号洪化元年，迁往贵州。而后清军反扑，吴应麒自长沙、常德、辰州节节败退，退至镇远，驻守于长沙、常德的苗兵见状大掠当地城市一番，便也溃逃回贵州。清朝即派遣清军继续追讨，清大将军多罗贝勒与清大将军公图海由贵州贵筑等地进军，清平南将军赖塔由广西入滇，屯兵于黄草坝今兴义、安龙、贞丰等地，吴军见势纷纷逃窜，只剩苗兵死守各关卡，清军知苗军火枪火药不足，即以盾牌冒前，火枪援后压制，强攻苗兵各关卡，苗兵多阵亡而克。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清军攻陷昆明，吴周第二任皇帝吴世璠自杀，清朝廷历时八年终平定三藩之乱。吴周政权灭亡后，余部苗兵也被迫投降，清朝廷给予赏钱遣散苗兵令其皆回原籍。

《皇清职贡图》铜仁红苗武士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凤凰腊尔山补丁寨之战爆发，清军次年招降一百余寨，寨设苗官，寨之上置百户，分设东、西、南、北四汛，委任苗千总、苗百户等管抚，清朝廷自开辟苗疆后，苗民不服流官统治，更不会接受的具有农奴制色彩的土司制度，对于开辟后的苗疆管理，张广泗上奏道：“查新疆苗众向无酋长，若遽欲设立土司头目，以统率其众，不但苗众不肯服从，且恐更滋事端，然亦不便听其散涣，漫无约束。查各苗寨内，向有所称头人者，系各本寨中稍明白、能言言语、强有力者，众而即呼为头人。”。于是清朝廷因苗俗而治，借以设置苗疆古制寨长以安抚苗疆民心，实际再根据清朝廷的封建统治需要下改进，制定出一套新的“以苗制苗策略”，“酌量察分大小，或每寨一、二人，或二、三人，签为寨头，注册立案，各本寨散苗，听其约束”，从而设置委任苗千总、苗把总、苗外委等苗弁担任苗疆各关哨驻防兵差，又委任苗百户、寨长等土弁担任各苗寨的管治代理人，平时严密监视苗寨社会秩序，战时可作为镇压苗民起义的工具。

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吴八月、石柳邓、石三保等人发动乾嘉苗民起义，义军迅速占领二十余县，清朝廷调集云贵、湖广、两广、四川七省十八万清军前往镇压，嘉庆元年（1796年）六月，和琳上奏苗疆紧要善后章程折道：“苗疆田亩必应清厘界址，毋许汉民侵占，以杜竞争也。”。苗民起义为客民作奸犯科而官府偏袒所激起起义，为此，四川总督和琳制订了苗疆善后章程，苗疆之前所设百户、寨长等自治权微，且有外人乘机冒苗籍承袭，因而无力自卫约束客民竞争苗田土产，可加强苗弁职权建设，即可利用苗弁管理苗民，也能阻止客民侵犯苗疆以致激变苗民。苗弁选拔以良苗、顺苗等有能力者充当，“应于此等在随同官兵打仗出力降苗内，择其明白晓事众所推服者，照各省土司之例，每一营分酌设一二人为守备。土守备之下，酌设土千总、外委等，俾令管束苗民”。

嘉庆元年（1796年），四川总督和琳上奏：“湖南自剿办苗匪以来，降苗不下二十余万，头目亦不下百余人，其居心究难深信。”。苗兵时服时叛，下令其原有塘汛地方令该土弁挑选诚实苗人，逐汛安设，专司递送文报，并照屯兵之例，支用闲款，酌给钱粮，嘉庆二年（1797年），清廷在苗疆五厅县先增募可靠良苗、顺苗者设苗弁四百八十六名，苗兵达五万余人，吴八月、石邓柳等领导的大部苗民起义军被镇压后，嘉庆三年（1798年），先裁所募苗兵三万七千人。

嘉庆八年，永绥石宗四等阻止清朝廷组织收缴义军田土，集合数千苗民义军反抗起事，清军以贵州螺蛳堡为契点，派遣乡勇千余、苗兵二千，击败义军余夯都河，并命永绥镇绿营兵包抄义军撤退后路，并分兵进打义军苗寨。清军乘胜追击义军，追至至阳孟冈，阳孟冈处于峡谷小道，义军后援于此设伏，时却天降大雨，义军火枪受潮不能激发，清军人多势众，义军寡不敌众而败阵亡二千余，起义首领石宗四被阵擒。次年春，清军继续镇压余下义军破口、漏鱼、补抽等寨。焚巢破卵。清军将领傅鼐利用苗兵知苗情熟地形，与苗兵决战数月，攻破十六座寨，缴获义军枪刀矛等兵器三千余件。嘉庆九年（1804年），攻破其余义军苗寨半数余后，再裁苗兵五千，时留九千九百三十六名。嘉庆十年（1805年）二月，傅鼐自率练勇一千名，守备魏光德等领兵四百名，苗守备尤八月等领苗兵二千四百名，攻打夯坨寨，义军寡不敌众而失败，而后傅鼐继续派征讨其他不服苗寨。

嘉庆十一年（1806年），傅鼐领兵经大小百战镇压了各地苗民起义军，义军阵亡万计。在湘黔苗民起义镇压结束后，于凤凰、乾州、永绥、保靖、古丈、麻阳、松桃等苗寨聚集地区正式确立新苗弁制度使其自治，客民差役等不得入内“至苗境内塘汛既经议撤”，苗疆一切事物依照苗例执行，其中湘西五厅设有苗守备、苗千把总、苗把总等五百余名，苗兵五千员。凤凰厅，中营苗守备二员，千总四员，把总九员，外委三十员；左营苗守备二员，千总三员，把总六员，外委十五员；右营苗守备四员，千总七员，把总十三员，外委十一员；前营苗守备三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二员，外委十四员，苗兵共两千名。乾州厅，左营苗守备四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三员，外委二十五员，苗兵八百名。永绥厅，五里苗守备、千总各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八员；上六里苗守备一员，千总三员，把总六员、外委十员；下六里苗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五员，外委九员；上七里苗守备一员，千总三员，把总四员，外委八员；下七里苗守备-员，千总三员，把总六员，外委十二员；八里苗守备二员，千总三员，把总四员，外委十一员；九里苗守备一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五员，外委二十六员；上十里苗守备一员，千总三员，把总七员，外委十六员；下十里苗守备一员，千总三员，把总六员，外委十五员，苗兵共一千八名。古丈坪厅，苗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十二员，苗兵一百名。保靖县，苗守备四员，千总九员，把总十二员，外委三十一员，苗兵三百名。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集合2万群众于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义军攻取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苗兵也在应招之中，如田兴怒的虎威营、朱洪章的长胜营、吴自烈的吉首乡勇多为当地苗兵。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打湖南长沙等地，凤凰哨官田兴怒自募麻冲寨族亲田兴奇、田兴胜等一百余人，参与保卫长沙解围浏阳中，得到湖南骆秉章的赏识，于是田兴怒再回家乡增募乡勇至五百人，率军援赣抵御太平军，咸丰五年（1855年）十一月，石达开率领数万西征大军攻打江西，连克七府四十七县，湖南巡抚调集湖南各地之兵参与支援镇压太平军，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诏湖南苗弁剿匪出力。各苗弁争相出力，其中田兴怒的虎威营历经二百余战力克袁、临、吉、瑞、建昌五郡及属县二十余城，太平军退出江西后，左宗棠给这支部队命名为“虎威营”，田兴恕也在其后镇压太平天国的起义战功中升为副将，加总兵衔，蒙赏尚勇挚勇巴图鲁，而后其在参加贵州苗民起义时接连拔升为贵州提督、钦差大臣，兼摄贵州巡抚。虎威营鼎盛时期，增募扩至凤凰、乾州、永绥等地苗勇，多达两千余人，由时任总兵田兴奇、田兴胜所率领。据称虎威营在贵州镇压紫云、望谟一带苗族起义时，遇见一苗族妇女逃命边用苗语湘西方言骂道官兵来了“大交刀（Dab Zyod Dol 老虎叼），大交刀（Dab Zyod Dol 老虎叼）”，余下苗兵便不忍再追击。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黔东苗民高禾、九松等开展组织抗击清朝廷苛捐杂税活动，起事苗民势头逐渐扩大，贵州巡抚胡林翼上任后，见贵州军勇不堪一用，于是组建屯兵、苗勇以防御镇压起事苗民，时苗勇朱洪章前往文斗、平鳌、瑶光等苗侗村寨，招募两百余名青壮兵勇参入伍参军。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天国攻打湖南，朱洪章应清朝廷征调至锦屏、天柱等地招募苗侗乡勇扩招至千人，协同湘军镇压太平军。解围太平军攻打湖南后，朱洪章得到曾国藩的赏识，朱洪章以家乡黎平、锦屏等地扩招五千苗、侗兵勇为扩充长胜营，设立左中右三营。咸丰十一年（1861年），朱洪章于安庆击败当地太平军后，功升为参将，后来在围攻南京时，亲率苗侗兵勇登上南京城墙。然朱洪章自入伍以来不谙官场事故人情又非湘籍，多次受到排挤，在镇压太平天国后便解散长胜营辞官回乡。

咸丰五年（1955年），贵州苗族反清起义进行如火如荼时。凤凰吉信苗举人吴自烈及族亲吴自发招募苗兵二千八百员组成乡勇参与清军镇压。先是镇压铜仁教军，而后又占据义军所克麻阳、晃州、松桃等地。次年十二月，击败徐廷杰教军，占据铜仁府城后，吴自烈升任为西路军统领，因其年事已高身体不便，便将兵权交给了族亲吴自发，在吴自发率领下继续镇压黔东南苗民起义，驻守天柱县。同治三年（1864年），吴自发因战功升任镇远知府，同治六年（1867年），又升为贵东兵备道道台，后来吴自烈、吴自发因战功授予提督衔。贵州苗勇如胡林翼在贵州时为防御生苗，所募“良苗”苗练二十营，其中最为卖力镇压苗民起义的为镇远良苗老豹营，及另有地方临时组建“良苗民团”，如参与清军镇压水城苗民起义的阿戛良苗营等。

其他清朝廷所属苗民武装，有所招降苗民起义军武装，如击毙同知马世璜、清军游击杨廷柱、卫千总明焜盘踞八寨厅十余年的苗族大地主马三喜（马登科），先后出击贞丰、新城、普定、安南、永宁，盘踞者相十余年的苗目杨秀清（杨树森）。盘踞天平山九年之余，投敌后官至古州总兵的三都苗目小播五（闻国兴），参与太平军入黔，共同击毙知州侯云沂、都司龙建极、把总吴华周，盘踞苗翁八年之余的苗目唐大煊等等先后投降清军，这些苗目熟苗情懂苗俗了解苗族义军内部情势，清军加以利用便于分化苗族义军内部组成，瓦解苗族义军基层组织。

《皇清职贡图》黔东九股苗武士

英国资产阶级利用鸦片贸易赚取惊人的白银利润，鸦片流毒成瘾性高，一旦沾染败坏社会风尚，摧残百姓身心健康，于是林则徐在虎门镇海滩集中销毁鸦片以绝毒品。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以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在海军少将乔治·懿律率领下，派遣英军舰船四十七艘、陆军四千人，封锁珠江口外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麻阳、松桃、永绥、保靖、乾州、凤凰征调苗兵六百员，随总兵祥福参与其他清军一同驻守乌涌炮台，英军在攻陷虎门炮台后，向乌涌炮台发起进攻，在击毙两百多名英军后，英军依靠火力优势，杀伤清守军大半以上，主将祥福阵亡。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开始后，法军顺势攻打台湾，清朝廷即命杨岳斌筹办福建海防事宜。次年杨岳斌奉旨征调苗兵三百员远征协防台湾，协助刘传铭击败法国舰队。杨岳斌为清末湘军高级将领之一，后被慈禧太后赐名“载福”，湖南乾州（今吉首）格哨寨苗族人。咸丰元年（1851年），随曾国藩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由士卒擢升至副将、总兵、湖北提督、福建陆师和水师提督、陕甘总督。常亲率苗族亲兵协助左宗棠作战，每战必身先士卒。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进入越北。猛硐地区傣族土司梅光德任命苗族武人项崇周为寨老，协同其共同防御法军，后来梅光德被部属土兵反叛身亡，项崇周率苗兵立马平定，于是取得土司辖地的统治权，继续协助边防清军抗击法军。清法战争结束后，虽然清朝廷取得胜利，但法国获得越南的支配权，其后近二十年屡次侵犯边境，法军每入侵一次项崇周就抗击一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朝廷为嘉奖项崇周近二十年的抗法之功，赐其六尺长、二尺宽的红缎软匾，一面刻下“边防如铁桶，苗中之豪杰”。

《方舆汇编》黎平府图，空白处为苗疆生界

明末，天柱军所辖区苗民时常起事，官兵不胜其烦，时任会同知县陆可行告谕贵州巡抚江东之，天柱苗为卫所官兵所煽动激变，应撤军所立为县制，江东之认为当地生苗“以苗性犬羊”时服时叛，而县衙力弱无法镇压，作为熟悉苗情的陆可行言道：“苗与洞民互相荼毒，官军收鹬蚌之利；如苗杀我民，官军声言剿捕，苗不得出入耕布；我民杀苗，无所告诉，统苗报复，或伏路要杀，或墩锁索赎，不问所报非所仇。卒之利归剧豪，害遗苗类，苗所以愿建县也”。苗族常常与侗族仇杀，官兵从中获利，而屯民无故杀苗，苗民无处申诉，只得设伏截杀报复屯民，从而扩大激变事态。

而且当地侗族也愿意建县，以法治侗民，续谕江东之言道：“会同县洞民，即苗之种，与天柱所近而离县远，不但苦苗劫杀，输纳不敢往县，奸猾征收每壹两骗至四五两，洞民素不甘心，日望建县，更切于苗也”。会同县侗族离天柱所近而离县原，常常被苗民截杀而不敢往县，从而耽误输纳被卫所官兵所欺诈税钱，侗族希望天柱建县的期望比苗族更加深切，于是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改所建县，取名天柱县，以法制平息苗民对屯民及侗民的仇杀。

清初，广西泗城土司辖地与贵州普安州、南笼厅永宁、定番厅等辖地犬牙交错，泗城土司时为武职，泗城土民布依族与当地苗族杂居相处，常常争地仇杀，当泗城土司介入争端时，必定会扰乱地区稳定“粤西旧案苗獞相残俱以逺年仇隙起衅”。于是雍正期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广西西隆州泗城土府与贵州普安州、南笼厅永宁、定番二州俱犬牙相错，土苗杂居以致争占地土而互相仇杀”为由在盘江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并划拨泗城司红河以北，原泗城司所属上江、长坝、桑郎、罗斛等十六甲，及西隆州所属江北之罗烦亨等四甲半零二十二寨划拨隶属于贵州，西隆州江外甲册亨、罗斛设立州同，隶属于南笼府新设永丰州，又将黄坪营土司将为土舍，设普安州判于黄草坝，设左营游击于捧鲊，隶南笼府。

而生苗之地，不宜设立州县管治，可设置同知或通判治理，故称为厅，常设屯堡镇苗，雍正四年（1726年），清军开辟长寨之战后便设置长寨理苗厅；雍正八年（1730年），因苗民常常拒捐输粮于今县城置归化厅，后为归化理苗府；乾隆三年（1738年），总督张广泗平息姑卢（今新塘）苗族阿沙等对清朝的反抗之后，设大塘分州，又称理苗州。

清初贵阳府贵竹至黎平府湖耳，沿途驿道皆有生苗截杀官差，贵西道张奇多次征抚仍无力制止，在改土归流前，黑生苗等常常夜持火行杀富济贫，康熙四十三年（1740年），湖南学政潘宗洛在奏章中写道：“抚苗之法，当先施于熟苗，熟苗渐驯，可化为土，而后生苗可化为熟”，“熟化为土民，生化为熟，可为楚南久安长治之策”，加强对贵州苗民的统治。雍正期间太学优贡生蓝鼎元向雍正帝提出黔蜀疆域时务，实行开辟苗疆的举措，他提出“化生苗为熟苗，化熟苗为良善”，于是清朝廷发动开辟苗疆后，新设置“新疆六厅”，即古州、清江、台拱、丹江、八寨、都江六厅，苗民截杀官差逐渐平息。

乾隆六十年（1795年），爆发湖贵苗民起义，抗击七省清军十八万人，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钮祜禄·和琳、湖广总督毕沅、吏部尚书孙士毅先后暴毙营中，贵州提督花莲布、贵州提督彭廷栋被击毙，清朝廷共计耗费白银二千万两，军米一百万石。嘉庆十一年（1806年），起义平定后，战后为善后，清朝廷在凤凰、乾州、永绥、古丈、保靖五厅县筹建屯、苗义学一百馆，以图教化苗民。嘉庆十三年（1808年），九月兵部复咨，严禁苗民椎牛祭鬼，在四厅县苗生中十五名以上另编田字额外在取中一名。嘉庆十四年三月，湖南按察使傅鼐详定苗疆屯防各案章程，增设最深苗寨义学二十馆，禁止擅用苗夫，严禁苗寨私开集场等。

咸丰元年（1851年），贵州爆发苗民大起义，据《咸同贵州军事史》统计，18年间，起义烽火遍及贵州以及湘桂、滇、川边150多个州县的苗族地区，参加的苗族群众在百万以上，先后攻克府、州（厅、县）等城镇百余座、汛堡等重要据点4000多处：仅贵州一省的12府、14厅、13州、34县中，即有8府、12厅、12州、31县被攻占，占贵州各级行政区域的七分之六，仅仅贵阳、遵义、安顺、黎平四府，平远州，水城、郎岱二厅，毕节、龙泉、余庆三县未被攻克。清朝统治者前后调动了湘、黔、川、滇、桂等省官兵数十万人进行镇压，军费支出高达1.5亿两白银。参与镇压官佐三千余人，从云贵总督至地方县令等有名有姓有记录被击毙者多达千余人，其中包括云贵总督罗绕典惊吓暴毙而亡，贵东道张锳、提督黄清源、提督宇文秀兵败暴毙营中，贵州提督孝顺兵败自杀，前甘肃按察使陕西巡抚陶庭杰、前江南徐海道周焘、按察使衔黄润昌、按察使衔戴鹿芝、贵西道于钟岳、贵州提督佟攀梅、贵州提督赵德光、贵东道街兼知府鹿丕宗，及记名道员赵国澍、杨梦岩、邓子垣，记名提督荣维善、刘长槐、江忠珀、文德盛等一批骄勇悍，很多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最卖力湘军将领在镇压苗族义军中被击毙。又比如田兴怒的虎威营，湘军中主力竿兵，道员杨梦岩，总兵田兴胜、总兵田兴奇都倒在征苗战役上。

起义平定后，湖南道员陈宝箴在《筹代办苗疆善后事宜》言道：“欲永绝苗患，必先化苗为汉，除令剃发缴械外，欲令其习礼教，知正朔。”，为防止再次引发大规模的苗民起义，必须加以教化。时云贵总督岑毓英也上奏说道：“查黔省汉少苗多，而下游之苗，种类尤杂……前督臣鄂尔泰题请于各府厅州县设立义学，以课苗童，洵属法良意美。惜后来不能讲求，遂至有名无实。故下游苗民，积习相沿，多未蘺发改装，形同化外。”认为苗民未识礼仪教化，乃朝廷未曾坚持，而导致苗民一直没蘺发改装，还是如同化外生苗一样，坚持贵州苗疆地区应大办书院义学以教化苗民。于是贵州巡抚林肇元上奏朝廷称：“贵州军兴多年，苗疆初定、应办善后各事如苗弁、义学、屯卫，三项为风俗、学校、防御攸关，均属当时急务...通计府、厅、县十处，共一百三十九馆，分别布置，以资训迪。”，要求清朝廷以设立苗弁、义学、屯卫为当务之急，需设置苗义学一百三十九馆。

贵州自古为苗夷集中居住之地，康熙九年（1670年）贵州巡抚罗绘绵上疏声称“黔省开辟方今九载，汉少苗多。”。至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比例，据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贵州巡抚阎兴邦奏疏反映：“自三十一年编审人丁，部驳查明加增，但黔地褊小，苗仲十居六、七。”。湖南苗瑶同样分布甚多，乾隆四十一年（1752年）湖南巡抚布政使敦福上疏道：“查湖南省九府、四直隶州。除长沙、常德、岳州、澧州、四府州外。其余各有苗徭杂处之区。”，自康熙年间至乾隆初年，经清军弹压剿抚抒诚向化，十之五六居近于城市，与民耦居互相通姻者十之二三。至清末咸同军兴后，经清朝廷的教化政策鼓动向化，时湖南、贵州等地苗民汉化已见成效，贵州巡抚林肇元在《劝化苗民改装颇有成效折》中奏道：“即以湖南三厅苗皆化汉。为之鼓舞歆动。该苗民等。亦遂各率家人子妇。欣然乐从。自上年六月劝导起。至十二月止。由台拱以及清江丹江镇远施秉黄平清平凯里等属。计苗民五百四十六寨。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四户。男女共七万四千三百九十四名口。悉改从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