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邢婷婷：当代青年并非自暴自弃，反而更为成熟和理性

学人简介：邢婷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经济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长期关注、研究转型期人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变迁，尤其是青年群体。著有《45°青年》（2025）、《行动逻辑、组织效能与治理应对——公益组织研究》（2021）.

本次采访由学人scholar团队志愿者韩宗洋、赵逸轩共同完成。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校编审稿由张宝文、潘奕成、赵逸轩负责）

01.

撕开简单的标签，看到社会学视角下的复杂青年

学人：社会学是一个很大的门类，而“青年”是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您关注这个问题的契机是什么？青年和时代的关系，又具有怎样的特点？

邢婷婷：这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是必然结果。我一直关注社会转型期人的观念和心态问题，因为青年与时代共振，所以时代的变迁在青年身上的反应最直接突出。此外，青年现象多且快，因而现象背后我们更关注的是青年的价值观样态。

因为当代青年的起点是代际更替。传统社会变化慢，工业社会分工需要专门学习；而近几十年，社会经济变迁速度加快，形成特定代际群体，如婴儿潮一代、世代、Z世代等等，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趋势。同时，青年关注是全球社会学语境中的研究领域，也是比较专业的一个细分场域。

中国用“40后”、“50后”等词汇描述代际，每隔十年就是一代。每一代人都有时代使命和困境，因此心态也是完全不同的。现在90后已30多岁，80后40多岁，他们已经成为了社会中流砥柱。说回到我自己，我的研究视角更多与自身少年青年经历有关，因此相比于普遍性更关注特殊性。我在研究中会尽量避免贴标签，尝试理解青年面临的具体问题。

学人：您刚刚提到的“贴标签”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尤其是代际之间。研究中，您对此有什么体会，它如何了代际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邢婷婷：我们“80后”作为独生子女的第一代，就曾经被简单概括为‘小皇帝’‘小太阳’，在这一代青年的成长经历中这样的标签随处可见。我个人认为这种标签化源于物质充裕环境下外界对青年群体的片面认知，而忽略了代际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更多呈现出对青年群体的压力和机械概括。

每一代人都希望下一代像自己，而新的一代又追求与上一代的差异，这种代际张力和理想的差异导致理解困难。在我个人看来，只有通过自身实践和成长，创造符合时代的价值，才能体现本代人的独特意义。

将复杂的青年社群简化为‘60后’‘Z世代’这样的标签，容易忽略群体内部多样性，不利于个体以及围观群体维度的深入研究。因而在我看来，研究者应深入具体人群，比如如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避免机械概括式的全称判断。

学人：对于当今青年，您提到的“独特意义”指的是什么，和其他社会群体又有何不同？

邢婷婷：这一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周围环境变化速度极快。我在23年的时候就能观察到学生心态、观念、行为发生了显著转变，这种转变在互联网上体现的很明显：例如网络弹幕内容从娱乐调侃转变为‘考研上岸’等现实诉求，一定程度反映了青年关注点的快速迁移。

个人感觉不同时期大学生的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早期大学生专注理论学习，主要侧重积累书面知识，甚至假期仍然看得到许多学生留校读书；现在学生更注重知识应用，比如现在大部分学生从大二左右就开始实习。究其原因，是技术加速使得实践与知识同等重要，因而学科设置也呈现出从传统的理论型到现在更偏向应用型的转型。

图：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一群作家开启的文学运动。其核心理念包含拒绝时下流行话语的价值观，进行精神探索，反对物质主义。对美国文化有深远影响。

学人：您刚刚提到了技术加速，这对社会和当代青年会产生哪些影响？

邢婷婷：微观层面上，技术推动社会快速变革，导致经验有效性下降，个体需要更强的分辨力和执行力。同时，宏观层面上技术的加速意味着专业领域不断细化，亦即每个人的处境更具独特性，代际更替周期明显缩短。

我们常说，中国用40年完成其他国家百年的发展进程，实现了经济体量的腾飞。然而，社会学层面上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种压缩式现代化正在加剧代际差异。例如，有一个80岁老人因阿尔茨海默症‘停留在过去’，通过他的言行我们不难发现，过去与当下现实形成强烈对比，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时代变迁的剧烈程度。

在我看来，当下青年的特点主要是选择性吸收信息，同时对认为“无用”的内容主动屏蔽。在大学的课堂里，今天的学生更加注重个人目标导向的学习，所以相较于之前积极提问和发表自己见解的表现，他们会显得比较沉默。

随着当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层面的进一步深化，青年重新定义知识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名校学生也普遍认为课堂理论需通过实习验证，体现了一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成果的观念，同时也反映出对知识实用性的强烈需求。

02.

对于青年们，比起追求代际理解，“向前看”更重要

学人：如今的网络环境当中充斥着代际之间的差异甚至矛盾。在您看来，这一代人对于社会现实中的不满讨论是否过多？

邢婷婷：不是说不应该讨论，毕竟无论是正面还是相对负面的内容都反映了青年群体的思考。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应该把更多时间放在积累自己或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上，这样才能实现所谓的积累与成长，才能真的消解在时代和角色更替中产生的困惑。

青年代际的变化应该被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中观察，给予期待并关注其未来发展。年轻人过于关注这些部分可能会忽略现实生活中需要接触的活生生的个体，而现实生活与媒体宣传的大环境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还是尽可能要学会调控自己的信息源，避免被过多无法着手解决的问题所干扰，培养自己聚焦的能力，把更多精力放置在学习和成长上面。

学人：当今时代青年人在相对弱势的情况下，除了聚众声讨、互动和相互提供情绪价值以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邢婷婷：更重要的是要向前看，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把注意力投入到未来。青年还没有真正登上社会的舞台，成为中流砥柱时，不需要别人理解或学习新知识，只需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期待去完成事情。与其追求相互理解和支持，不如在交流基础上相信自己，保持认知状态。真正的自信和定力来自积累和成长，走过的路和积累的东西会成为解决困惑的办法。每一代人在年轻时都比较热血，更多地关注社会中的问题，但重要的是在关注问题的同时，脚步没有停下来。

对于任何现象，定性固然重要，但在面对它时，批判和反思也是必要的，还需要承认其中有一些非预期的后果。更多需要去思考的是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定性。困难和机会是同步的，不要应用大词汇简单判断变化。技术发展和行业更替往往带来转变，所有人都在摸索和寻找机会。机会刚刚出现或在萌芽阶段时并不稳定，需要适应和探索。

图：《45°青年》，邢婷婷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城市中国，2025年5月

学人：《45°青年》中讨论了当下青年亚文化圈层的兴起和涌现。在您开来，为什么像塔罗牌、星座这样的亚文化活动在现在变得如此流行？

邢婷婷：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文化产品或文化类型变多，人的精神生活选择性丰富；二是传播速度非常快，文化信息的获取和交流变得容易。这些圈子多的原因还包括其具有高互动性的特征以及人们需要意义感。社会变化快，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的价值在下降，人们通过分类来建构意义，确定自己是什么、对外界又意味着什么。

当传统预期和社会认识失范时，人们可能会感到不确定，试图通过一些行为来给自己确定的感觉。比如用心理类型学、塔罗牌或二次元等来找寻意义感，追求意义感来找到确定性。

学人：像“内卷”和“躺平”这样的流行词汇，与确定性和意义感的流失有关吗？

邢婷婷：内卷和躺平是大众舆论创造的两个词，反映了在快速变化和专业化的背景下，个体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经验参考价值减少，导致忙碌但找不到意义或价值。躺平的愿望强烈，但实际上，人在追求自我认可和外在积累时不会躺平。

追求自由和追求上岸的人一样多，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追求旷野等同于自由，追求上岸等同于稳定。有些人两条腿走路，背后都有对生活保障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追求上岸的人中，有些人认为可以实现价值的空间就在那里，而追求旷野的人则认为某种职业发展方式更适合自己的特质。

03.

青年不做“螺丝钉”，意味着对自己负责的理性

学人：当代青年在择业时有哪些特点，对于曾经风行的“螺丝钉精神“，为什么现在青年人看似不那么买账了？

邢婷婷：当代青年在择业时更加注重职业是否适合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对于职业的规划感更强，对职业的认识和理解超过前一代人。他们更注重在某一阶段要做什么，达到什么目标，即使没有达到也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没有为此努力过。

在产业快速变动的情况下，过于投入一个行业而没有培养通用能力或信息能力可能会面临挑战。螺丝钉精神在纵向积累的行业适用性更强，随着职业形势的多样化发展，新兴行业可能会催生出新的职业能力和职业态度的需求。不断学习、适应变化也变得十分重要。

学人：不做“螺丝钉”意味着什么，是否是自暴自弃？

邢婷婷：不做螺丝钉意味着要为自己负责，承担更多责任和风险，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行业变化。当代青年并非自暴自弃，反而更为成熟和理性。他们在网上表达的态度不代表观念或行动，可能是释放努力中的压力。

学人：这种成熟和理性，是否也体现在了当代青年的婚恋观上？因为我们注意到了近些年结婚率的下降，这似乎反映了他们在人生大事上的谨慎。

邢婷婷：当代青年对婚姻态度确实更加审慎，重视质量而非数量。离婚率上升不能简单推断为对婚姻的不信任，而是更注重高质量的亲密关系。

结婚率下降和离婚率上升反映了人们对婚姻的态度更加审慎和理性，更注重婚姻质量而非完成任务。以前婚姻被视为人生任务或成人礼，当代青年更注重婚姻是否能为生活做加法，是否匹配和高质量。

学人：现在的青年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搭子”社交，在约定的领域，如吃饭、观影之外，互为“搭子”的两人默契地不会干预过问彼此其他的生活内容。作为社会学者，您如何理解这种社交方式？

邢婷婷：搭子体现了更精准、边界感更强的社交方式，大家只做特定的事情，边界之外不受影响。

现代年轻人更倾向于先分类再接触，明确区分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避免不必要的社交负担。他们使用钉钉或企业微信与同事沟通，避免加私人微信，以保持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他们认为明确边界可以避免人际关系变成负担，保护隐私和主体性。他们担心被“割韭菜”，或被不明不白地占便宜，因此在越界时会提醒对方，若提醒无效也会结束关系。

学人：这似乎和这些年更为普遍的“项目制工作”模式有些类似？

邢婷婷：项目制工作使得人际关系更加临时性，项目结束后关系自然结束。这种工作方式要求人们在项目期间高效合作，但项目结束后不再介入彼此的私生活。

许多年轻人认为同事间只需保持工作关系，无需成为朋友。他们使用工作专用通讯工具（如钉钉）与同事联系，避免同事参与私人社交，以减少不必要的负担。

前几代人更享受人际关系的热络，认为与同事成为朋友是一种成就。而现代年轻人将这种关系视为负担，更注重效率和边界。项目制工作更多是组织对组织的合作，信任和风险由组织承担。个体的工作效率直接与项目挂钩，项目结束后关系可能自然终止。

现代社交观念的形成与工作方式的变化、通讯技术的发展（如线上会议）以及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有关。年轻人更倾向于将工作、兴趣、家人和生活分开。在高度变化的时代，个体需要保持胆大心细、认真观察和判断的态度，同时认识社会和形成自我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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