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苏到批苏，陈独秀晚年的思想突变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陈独秀的名字几乎总是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联系在一起。但这位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急先锋，在晚年却完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思想转折——他几乎推翻了自己前半生最执着的信念。

1940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的消息传到四川江津，年逾花甲的陈独秀心中掀起了巨浪。他很快写下《我的根本意见》，对苏联模式做出尖锐的批判。

在文章里，他直言苏俄自建国伊始便背弃民主原则，虽然列宁曾说过“民主是对抗官僚制的解药”，但实际却未曾真正实行。陈独秀甚至断言：若没有民主制度的制衡，斯大林式的独裁人物必然层出不穷。

一个曾经对十月革命无限仰慕、竭力效仿苏维埃道路的革命者，为何在暮年完全翻转立场？这背后，是一生追求真理的人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做出的艰难抉择。

年轻时的陈独秀，骨子里就是个不安分的人。早年他猛烈抨击八股文，创办《新青年》，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

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与无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深受震撼，认定苏俄展现了人类社会的新出路。于是，曾经的民主倡导者，转而全力投身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领导人之一。

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被当作替罪羊赶下台；1929年因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最终被开除出党。此后，他接触到托洛茨基的思想，一度成为中国托派的精神领袖。但这段经历只是过渡，他的真正觉醒发生在更晚的岁月。

1940年，当托洛茨基遇刺的消息传来时，陈独秀看清了背后的政治谋杀。自此，他开始彻底反思苏联体制。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道：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并非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权，而是党与领袖的独裁。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指出，斯大林专制并不是个人偶然，而是制度性必然。自十月革命以来，秘密警察、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些反民主的制度设计，为极权统治提供了土壤。“一个斯大林倒下，还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出现。”

这番话，几乎是对他自己早年的彻底否定。

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变化，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回到了最初的立场。五四时期，他强调民主与科学；晚年，他再一次肯定了民主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

这种自我颠覆需要巨大的勇气。正如章士钊称他为“不羁之马”，鲁迅称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陈独秀一生的个性就是不迷信、不妥协。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他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推翻自己曾经的信念。

陈独秀晚年的思想转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胡适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两人共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然而，在政治理念上，他们存在差异。胡适主张渐进的改革，而陈独秀则倾向于革命。胡适曾在1930年发表《我们走那条路》，反对暴力和盲动的革命，主张和平、自觉的演进。

尽管在政治主张上有所不同，胡适始终将陈独秀当老朋友看待。他曾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老实说，胡适对陈独秀的学术能力评价并不高。他认为陈独秀更擅长行动与实践，而非深度学理分析。胡适后来在给李孤帆的信中提到：“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

但胡适还是对陈独秀晚年的思想转变给予了肯定。1949年4月14日，胡适在赴美的船上重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深感欣慰。他认为，陈独秀的“最后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也就是说，长于行动与实践的陈独秀，经过岁月磨砺和现实冲击，终于在晚年形成了成熟的政治判断。或许有人说太晚了，但我认为，能有这个勇气，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病逝。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升华。他对苏俄专制的批判，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历史证明，没有民主制衡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和专制，这是陈独秀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得出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