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枷锁之中眺望自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有《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穷人》。

《死屋手记》

《死屋手记》发表于1861年，如果说《穷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的处女作，《罪与罚》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哲学思想的总结，那么，《死屋手记》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伟大作品”。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镌刻苦难、渴望与救赎的备忘录。

《死屋手记》以近乎纪实的笔法，描绘了西伯利亚苦役监狱中囚犯的日常生活。虽然主人公被设定为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但字里行间涌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四年苦役生活的血泪体验。正是因为它超越了个人命运的叙述，成为对整个专制制度下人类处境的一次深刻寓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将囚犯简单地划分为“善”与“恶”两类。相反，他以惊人的洞察力捕捉到这群被社会抛弃之人的复杂面相。他们中有的人如卡津，是纯粹的暴力与残忍的化身。作家写道：“这个卡津是个可怕的人物……我总觉得，再没有比他更凶残、更可怕的人了。”这样的人不仅是法律的罪人，更是人性黑暗面的代表。

而另一方面，监狱中也有如努拉和阿列伊这样的人物。努拉以其虔诚、正直和宽容赢得了众人的尊重；阿列伊则像一束光，照亮了死屋中阴霾的空气。他无辜入狱，却依然保持着纯洁与善良，“漂亮、开朗、聪明而又和善淳朴”——这些品质在如此环境中几乎成为一种神迹。

然而绝大多数囚犯，既非极恶之徒，也非圣洁之人。他们是一群在善恶之间徘徊、被命运碾压却仍未放弃挣扎的普通人。他们偷窃、欺骗、斗殴，但也互助、忏悔、渴望被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悲悯的笔触指出：这些“罪人”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扭曲的社会和一种普遍的苦难。

在枷锁之中眺望自由

《死屋手记》的真正沉重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专制制度如何系统性地摧毁一个人。苦役犯们不仅遭受肉体上的折磨——鞭打、饥饿、超负荷的劳动——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阉割与灵魂的泯灭。

刑吏热烈比亚特尼科夫中尉就是这种制度性恶的代表。他并非天生恶魔，而是体制所鼓励和培养出来的“执行者”。他以发明刑罚为乐，以折磨他人为荣，其扭曲的心理正是专制文化最极端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这种“体制之恶”往往比个体之恶更可怕，因为它为暴力提供了合法性外衣。

而更令人窒息的是民众的“沉默”。长期的压迫使大多数人变得麻木、顺从，甚至成为专制统治的合谋者。他们接受了“被规定的命运”，并将这种接受内化为一种生存哲学。这种精神上的自我禁锢，比有形的牢狱更加可怕。

然而，即便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人对自由的渴望也从未熄灭。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描写囚犯们望向远方的情景——那片河岸、那片草原、那些飞鸟，无一不成为自由的象征。

“望着那河面和遥远的彼岸，会使人产生一种深沉的感觉。”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道。彼岸的吉尔吉斯人虽然贫穷，但他们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一种基本的存在状态：可以行走、歌唱、仰望天空而不被监视。对这些苦役犯而言，自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象为一片土地、一首歌、一只鸟的飞翔。

甚至在某些时刻，这种渴望会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有人试图越狱，有人在与狱卒冲突中拼死反抗，也有人通过在梦中、在回忆中、在短暂的劳动间隙中，重建一片内心的自由之地。这一切都证明：自由是人的本能，是任何暴力都无法彻底剥夺的人性之光。

《死屋手记》是一部难以被单一定义的作品。它是对专制制度的控诉，是对苦难群体的记录，也是一部关于人如何面对极端境遇的哲学思考。它告诉我们，自由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内在状态；反抗不一定是拿起武器，也可以是在沉默中保持思考、在束缚中依然眺望远方。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也许人类最深刻的痛苦，在于明知自由的存在却无法触及。”但《死屋手记》也提醒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在为自由而渴望、而挣扎、而歌唱，这痛苦就有其意义，这世界就仍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