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亿字巨著仅存4%？这场讲座揭开《永乐大典》残卷之谜

8月15日，香山书院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暨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京州，中山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梁斌做客中山市香山书院，共同为读者们带来一场生动的主题讲座，揭秘了位列香山书院“十大典藏好书”榜首的《永乐大典》的编纂传奇、流散历程、现代启示和珍贵价值。据悉，这是2025中山书展·重点特色分会场香山书院的系列文化活动之一。

在历史坐标中了解《永乐大典》的独特价值

历史典籍版本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和文化，是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载体和工具。《永乐大典》作为由明初永乐皇帝敕撰，姚广孝、解缙等主编的一部按韵编排的巨型类书，全书1.1万多册，2.2万多卷，约3.7亿字，有正（明永乐）、副（明嘉靖）两版本，保存了14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及各种技术等，是明代以前的“文化大集”，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然而，由于正副二本在后来先后被毁和陆续散佚，今存仅4%左右，目前我们仅能看到存世的约400册。

讲座中，王京州将《永乐大典》与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并置，通过“三同四异”的比较视野，揭秘这部旷世巨典的独特光芒。其中三“同”是指官修、巨编、纂集。“虽然三本大集分别在明、清两代成编，但‘述而不作、辑录成编、模块集合、保留原貌’是三者的共同点。”

而在版本上，《永乐大典》有正副抄本，区别于《古今图书集成》的铜活字本和《四库全书》的七阁抄本，更为稀少、珍贵。在性质上，《永乐大典》与《古今图书集成》属于类书，对所收文献内容进行拆分重组，而《四库全书》则是保持原书独立的丛书。在体例上，《永乐大典》独创了“以韵统字，以字系事”的编排方式，依据字的韵部排序并汇集相关词汇典故，这与《古今图书集成》的主题分类和《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法完全不同。

在存佚状况上，《永乐大典》的遭遇更是令人扼腕，正本下落不明，副本历经劫难仅存世约4%，远逊于基本保存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和仍有四阁抄本存世的《四库全书》。

王京州说，《永乐大典》无疑是一座汇聚中华璀璨文化的宝库。但回望历史长河，《永乐大典》的命运仿佛是一曲悲歌。关于《永乐大典》的流传之谜，目前有多种说法。其中关于正本下落，有的说是随嘉靖帝陪葬明永陵，有的说毁于明末万历年间大火，有的说毁于明末李自成焚毁宫殿；而副本的下落则认为是“毁于庚子之变的纵火和盗取”和“陆续散佚于清官员的监守自盗”。

无论是什么原因，正是这种残缺和遗憾更凸显了《永乐大典》的辑佚价值与学术价值。王京州引用“补人间之缺本，正后世之伪书”的评价强调，因其保存了大量后世失传的文献片段，使得后世学者如钱南扬、罗国威、丁治民等能够从中辑佚出众多珍贵古籍内容，对恢复古代文献原貌、校正学术讹误起到了关键作用。

让大典飞入“寻常百姓家”仍需努力

随着近年来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公众对这部典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展览和传播活动也日益活跃。

一方面，学界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散佚的《永乐大典》残卷，并推动高质量的影印出版，为研究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更是重要突破。王京州介绍，《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辑）已发布，除呈现《永乐大典》高清图像、整体风貌及相关知识外，数据库还尝试对部分大典内容做了知识标引示范。目前，该数据库在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上可以免费浏览，极大降低了公众接触珍贵典籍的门槛。

与此同时，以国内研究《永乐大典》的专家杜泽逊、张升等为代表的学者，也正致力于深度整理与研究，旨在推出严谨科学且便于普通读者阅读的现代版本，其中也包括对残缺内容的探索性复原。王京州进一步说，由于《永乐大典》一出生就藏于深闺、束之高阁，难以为世人所知，几百年来没有很好地起到传播文化、润泽民众的作用。如何让更多古籍文物走出图书馆、博物馆，化作滋养民族精神的涓涓清泉，让人们更加可及可感，仍需要学者和社会各界不断思考和努力。

讲座现场，香山书院读者司兆周分享了她的学习体会。司女士表示，通过王教授的讲解，她对《永乐大典》有了初步认识，对其价值有了深刻体会。令她印象深刻的是，这部典籍对中山的历史细节也有记载，如书中对古代香山的描述为“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司女士认为，在信息不发达的明朝，能够将众多地方历史风貌纳入记载，可见其工程之浩大、组织之精密，令人深感敬佩，期待越来越多关于《永乐大典》的研究成果面世，让更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永乐大典》是“馆阁体”书法的代表性开端

梁斌在讲解《永乐大典》的书法艺术特色时，邀请市民读者近距离观摩香山书院的典藏版，方正、光洁、乌黑、大小齐平的字体，如同打印般工整，让人赏心悦目。他说，《永乐大典》全书包含3.7亿字，翻看目前仅存的典籍，我们依然很难看出是由2000多人连编带抄写的作品，其书法正是“馆阁体”书法的代表性开端。

梁斌介绍，“馆阁体”原本是由以欧（欧阳询）体、赵（赵孟頫）体两种风格逐渐演化而来的，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永乐大典》时，为了字体统一、好辨认，强调了规范、美观、整洁、大方，不强调个性，“馆阁体”的特点日益凸显。在《永乐大典》的示范作用下，“馆阁体”日益盛行，再加上科举考试的实用性，康熙、乾隆等皇帝特别喜爱，馆阁体在明清两代备受追捧。

然而，现在一说“馆阁体”三个字，不少人就直摇头，认为这种风格的书体“板滞单调”，甚至把它和“打印体”“江湖体”画等号。“这种认识是有待商榷的。”梁斌说，由于明清两朝的学子为了科举及第，都会努力训练一手“考场通用”的好字，“馆阁体”在当时的官方文件往来中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随着打印技术的普及，如今我们的书法作品追求“艺术性”大于“实用性”。“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不能用现在追求书法艺术的标准，贬低‘馆阁体’在当时的实用性。事实上观赏《永乐大典》的书法还是很舒服的，要写得一手‘馆阁体’也是有难度的。”梁斌说。

中山市香山书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