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史上死法最可惜的名将，误杀他的人，后来成了开国上将

《亮剑》末尾，老师长训斥晋西北铁三角时说过一句话：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过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衔？道出了革命的心酸。

新中国的成立很不容易，在1955年，有一千多人被授予了将军军衔，但是在革命的道路上，能被授予将军而又牺牲的何止上千。

有的人倒在了战场上，有的人死于叛徒之中，有的人不幸被错杀......

其中一位名叫吕赤的高级将领死法最是可惜，他成名极早，深得毛主席信任，许多在他麾下任职的人后来都成了新中国的将军，但是他在1928年却因为枪支走火身故。而那个失手打死他的人是开国上将陈伯钧。

吕赤出生于四川，原名吕希贤，他在读书期间接受了进步思想并加入共产党，为表明自己的一颗赤心，特别改名为“吕赤”。

1925年吕赤考入黄埔第四期，与林彪、刘志丹、胡琏等人成了同学，他在北伐战争中表现不俗，赢得了上级的赏识。

大革命失败后他选择站在共产党一边，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当时所用的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吕赤则担任了第1师第1团3营8连连长，也算是一名高级干部了。

1927年12月，毛主席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军官教导队，这是我军第一所培养军官的学校，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甚至如今的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个军官教导队的第一任大队长就是吕赤，能在毛主席一手创建的重要学校中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可见吕赤的能力和地位是大家都公认的，说是名将也不为过。

当时教导队的副队长就是陈伯钧。陈伯钧也是四川人，还是吕赤的黄埔学弟，从秋收起义开始两人的感情就非常好，担任教导队正副队长后，他们时常一起就军事上的问题进行讨论，彼此都受益匪浅。

1928年3月，教导队攻克了湖南酃县，打扫战场时，陈伯钧在一片泥地里意外发现了一把生锈的美制勃朗宁手枪。

红军当时非常缺少武器，连土枪都少有，更何况是美制手枪，陈伯钧捡到后稀罕得不得了，还特意拿去跟好友吕赤炫耀。

吕赤一看这把枪有些老旧，就开玩笑：这都没办法用了啊，哪是什么手枪啊，就是半斤铁嘛。陈伯钧当时还没满18岁，也是少年心性，听后当即不服：你等着，我修好后你再看看是不是手枪。

往后一段时间，陈伯钧只要有时间就会鼓捣那把手枪，他用粗砂粒摩擦掉枪上的绣，那些损坏较为严重的零件，他就从另外的废枪上去找替代品，没有合适的就想办法自己二次加工。

经过他的努力，那把手枪竟真的被修好了。陈伯钧兴冲冲地拿去找吕赤，用枪指着对方，嘴里兴奋地喊道：看看，这就是一把手枪，我修好啦。说完他扣动了扳机。

本来陈伯钧只是想比划比划，但“呯”的一声后，吕赤中弹倒了下去。周围的人都惊呆了，陈伯钧也愣在原地，他根本没想到这把原先已报废的枪里竟然还有子弹，更没想到子弹还能发射出去。

由于打中了要害部位，吕赤很快就没了气息，周围的人反应过来后马上将陈伯钧绑了起来，押到了毛主席面前等候发落。

对于这个结果，毛主席非常心痛，吕赤和陈伯钧都是他爱惜的人才，眼下吕赤已经离去，即便再处决陈伯钧，吕赤也回不来。眼下红军正是缺人之际，不能一次失去两个才俊，何况陈伯钧也的确是无心之举。

于是毛主席找到了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相商，最终决定免除陈伯钧的死罪，让他戴罪立功。为了让所有人明白这个决定的良苦用心，主席召集了部队说出自己的想法：

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大家见主席说的入情入理，就没有再那么激动。有人问，那陈伯钧杀人就这样算了吗？主席随后说出了惩罚措施。一是将陈伯钧的职务降成副连长，二是重打手心一百大板，由教导队的成员们轮流执行。

陈士榘当时是教导队下的一名小队长，他全程参与了此事，据他后来回忆，打到第20下时陈伯钧的手已经开始冒血，如果100大板结结实实打下去，那这个手掌基本也会被废掉。

负责执行的人员平日跟陈伯钧的相处都很多，不忍心再打下去，便纷纷说自己下手很重，一板抵得上五板，所以就这样结束吧。主席没有说什么，算是默认了。

这次经历，让陈伯钧迅速成长了，此后他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为人民军队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在红军时期的任职非常有意思，先是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中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年10月因为支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免去红15军军长职务，送到红军学校学习。

因为他能力出众，1933年1月又重新复出，不过是被调到了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中，接着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

在长征中，红五军团被称为“铁流后卫”，陈伯钧这个参谋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指挥部队多次打退反动派的追击。

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混编，陈伯钧调任为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面对张国焘的错误想法，他坚决抵制，因而遭到免职，成为红军大学的教员。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后选择西进甘孜，此时张国焘的威望已大不如从前，经朱德、刘伯承等人举荐，陈伯钧重新担任红4军参谋长。

同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陈伯钧又调任为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

也就是说，陈伯钧分别在红一方面军的两大军团中参与了中央苏区的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在长征中又分别在三大方面军中都任过职，这样的经历，全军之中都没几个，也算得上一段传奇了。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毛主席特别写信给他“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相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毕竟是秋收起义、老井冈的情谊啊！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陈伯钧的职务一直也都很高，1955年，他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当初陈伯钧误杀吕赤一事，毛主席的处理是基于实际情况作出的选择，陈伯钧也用后来的表现来弥补了过错。吕赤渴望看到的赤旗插满中国这一幕，毛主席、陈伯钧、千千万万共产主义战士帮他办到了，也算告慰他在天之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