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红军最高军事职务，在苏联神秘失踪，建国后主席仍不忘寻找

在位于北京复兴路9号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有一个展示位介绍了“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1927-1936年）”，上面是我党早期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一些名称变化，他们的职能与如今的军委相当。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最高军事领导人后来的地位一样很高，即便是杨殷、项英、关向应这些牺牲的干部，也得到了大量宣传。唯独“武胡景”这个名字，若非熟悉革命史的人，恐怕是毫无印象的。

一个曾担任过军委主席同等职务、属于红军最高指挥的领导人，为何会如此悄无声息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神秘消失的地方和涉及到的人物都有些微妙。

不过毛主席是一直记得他的贡献，此后努力在寻找他的下落，他去世21年后，主席还亲笔签发追认他为烈士！

武胡景1899年出生于河南焦作孟县（今孟州）的一个商人家庭，他曾用过几个名字：武怀让、武和景、武和劲等等，为避免混淆，下文就只用“武胡景”来表述。

他自幼接受了很好的教育，6岁进私塾，后考入县立高小。在他12岁那年，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爆发，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武胡景毅然剔去长发，表示与封建社会割席。

周围人不解其用意，还取笑他为“武家小和尚”，这些人显然是不清楚武胡景的志向。

此后随着学识越多，武胡景的思想越进步，参加过“反袁”运动，多次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即使曾两次被开除学籍，他依然特别坚定。

1918年底，武怀让从《新青年》中读到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内心大为触动，在友人阎楷的引荐下，他与李大钊结识，也是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

武胡景的工作能力特别出色，1924年得组织看重，选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到苏联后，他又被委任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帮助过很多同志，这里面有一个后来很出名的人叫做朱德。

朱老总为找寻救国之道曾前往欧洲，因参加革命被德国驱逐后，辗转抵达苏联。武胡景很热情地接待，两人一见如故，当天就游览了一遍莫斯科。

得知朱老总想要学习军事，武胡景帮忙联系了东方劳动大学军训班，这让朱老总非常感动。同在苏联时期，两人的来往很多。

北伐战争打响后，朱德回国参战，武胡景将他送到车站，依依不舍地告别。

1928年春，武胡景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不过他主要负责行政、组织方面的工作，就没有前往农村根据地，而是辗转青岛、济南、唐山、天津、哈尔滨等地，努力发展工人力量。

1931年，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两位核心人员叛变，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临时中央的领导人陆续撤出，形势陷入低迷。

但上海毕竟是重要的枢纽，必须要有人能扛起大旗，在这关键时刻，上级想到了能力出众且相对面生的武胡景，任命他为临时中央军委书记和中央上海执行局军事部长，出任红军最高军事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武胡景留苏多年，但他与陈绍禹那些一味迷信苏联的人不同。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完全套用其他国家的模式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很支持本土派的毛主席、朱老总等人，为此跟陈绍禹数次争吵。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武胡景痛斥道：盲目照搬苏联经验，不考虑中国实际，这种做法让革命损失惨重！

由于实权被陈绍禹一派掌握，武胡景的辩驳没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但他敢于发声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还是让毛主席记在了心里。

1933年，武胡景身兼特科的工作，原军委情报系统并入了特科，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中，他整合力量向中央苏区传递了很多重要信息。

可惜苏区主要指挥权在李德等人手上，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红军被迫踏上艰难的征程。此后武胡景依然密切关注红军的动向，当他得知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后，非常兴奋地说：这次总算走对路了！

1935年春，武胡景接到一项秘密任务——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他正想向全世界讲述中国革命的曲折，便带着妻子侯玉兰及年幼的孩子前往苏联，很遗憾，此去他没再回来。

抵达莫斯科当天，陈绍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仿佛之前双方没有过争论。但是，陈绍禹的“友好”是有条件的，他希望武胡景对遵义会议守口如瓶，这样就能阻止共产国际承认毛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武胡景对于这些小心思很了解，但他不愿意配合，直言“我来莫斯科是执行党的任务，不是来做交易的。"很快他就向共产国际递交了有关遵义会议的报告。

共产国际七大上，武胡景严厉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强调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战术，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此事让陈绍禹怀恨在心，一直想要打击报复，武胡景和妻子侯玉兰都察觉到了危险，但他们没有选择回国。据侯玉兰回忆，当时她劝丈夫离开苏联，可得到的回复是：

“中央派我来苏联，除了汇报工作外还有就是监督陈绍禹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他眼下还在这里，我怎么能回国？这是中央给我的重任。我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殉难于国外又有何妨？”

很不幸，结局真的被他言中。1936年8月，莫斯科的“肃托”非常激烈，每天都有人被带走，当月的一个傍晚，武胡景参加完一次会议，刚走回公寓就被两名男子拦住。

对方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没做任何解释，直接将人塞进车里，从此武胡景杳无音讯。

侯玉兰发现丈夫失踪后，去往苏联多个部门询问，奈何得到的结果都是“没有这个人，不清楚去向”。

据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一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向苏联内务部提交了一份"证据"，声称武胡景在翻译《救国时报》时，故意贬低苏联。当时苏联内部又比较激进，没给任何申辩的机会就秘密处决了。

武胡景的遗体被草草掩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无名坟地，连墓碑都没有。妻子侯玉兰也知道那个环境下没办法，就回国后多次给组织写信，希望能搞清楚丈夫的去向。

1954年，周总理要求苏联驻华大使馆核查武胡的下落。但苏联方面以各种借口推诿，直到1957年，经济学家孙冶方提供了部分在苏联获得的线索，才最终确认武胡景早在1936年就已被处决。

毛主席得知后非常痛心，在1957年6月亲自签发文件，追认武胡景为革命烈士。这个消息，侯玉兰等了21年。

武胡景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革命道路从来不平坦，为真理而牺牲，我无怨无悔。希望党的事业能够成功，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他的期望实现了，可惜他没能亲眼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