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第一交际花李丽，陪数名日本军官就寝，后被称为抗日女英雄

《——【·前言·】——》

李丽一生争议不断，有人骂她卖身求荣，有人称她是抗日英雄。

真相如何，只有细看她这一生……

风华正茂的交际花崛起

1910年，北平一个胡同里，出生了个小女孩，没名字，父母刚生下她不久就去世。

左邻右舍都知道，这孩子是李婶捡来的，后来干脆跟着姓了李，叫她李丽。

李婶是个奶妈，曾在天津一户洋行人家做过事，嫁了个在洋行当职员的男人——李叔，两口子没有孩子，便把这个孤女当亲生的养。

李叔有些门路，工资也不少，日子过得不差，李丽跟着他，穿洋装、学钢琴，中英文都能说。

邻里都说这姑娘有出息，长得漂亮、脑子也灵光。

可惜好景不长，李丽十二岁那年，李叔突然病倒，没撑多久人就没了，生活一下子变了天。

李婶撑不下去，靠做点零工养她，那时候正值民国动荡，日子紧，李婶想着赶紧给她找个婆家。

李丽十四岁那年，嫁进了北平林家的门，对方家底殷实，长子林更新正值青春，比她大几岁，成亲那天，满院子都是鞭炮和贺客，可李丽的心里却是空的。

婚后不到两年，林更新被送往法国留学，李丽被留在家中，跟公婆一起过日子。

刚开始还算平静，后来婆婆开始嫌她不会操持家务、不懂规矩。

林家是世家，讲门第、讲孝道，李丽是外来媳妇，又是没根的孤女，时时受气。

她一口气咽不下去，偷偷收拾了嫁妆和衣服，连夜坐火车南下，奔上海去了。

那一年，她只有十七岁。

到了上海，没有亲戚，也没朋友，李丽开始找工作，最先是在百货店做售货员，后来进了舞厅。

她相貌出众、性格泼辣，很快在舞厅站稳了脚跟。

从小舞女做起，几年内成了“百乐门”的头牌，外号“上海舞后”，还有人叫她“李大美人”，没人问她从哪来，她也从不提北平的事。

有钱人喜欢她，军阀子弟请她跳舞，商界大佬送她首饰，电影公司找她拍戏。

拍了几部片子，虽谈不上红透上海，但足够引人注目，李丽成了“交际花”，也成了那个年代纸醉金迷的代言人。

在“百乐门”门口，她常常穿着西装长裙，坐进自己那辆红色敞篷车。

那时候的上海，能开私家车的舞女，她是第一个。

秘密使命——潜入敌营的女间谍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李丽的生活看起来没受影响，依旧在舞厅周旋，依旧有人请她吃饭、送她洋货，可其实，她早已悄悄改了身份。

这一切，始于一次赴重庆的旅程。

1938年初，“百乐门”暂停营业，李丽去了重庆避风头。

有人把她介绍给军统的人，说她长袖善舞，能说会道，是做潜伏工作的好材料，很快，有人带她去见了一个人——戴笠。

戴笠看着她的履历：中英文流利，结交广泛，有头脑，也有胆识。

他没有立刻表态，只让人安排她，在郊外的一处院子里待三个月，这三个月，是训练，也是观察。

枪械、化装、密写、电报，李丽一一学过。

她不比军人，没上过战场，但她记忆力好、悟性强。

三个月后，戴笠亲自来见她，话不多，只说一句：“你回上海。”再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着三个字——“风月上海”。

“风月上海”计划，是为打入日军高层设计的隐蔽战线行动。

李丽的任务，就是回到熟悉的舞厅、酒会、电影院，继续她的“交际花”生活，不同的是，这次要带上耳朵、眼睛，还有脑子。

她很快与驻沪的日本军官接上了头，其中包括松井石根、冈村宁次等人，也有些是军政混合背景的人物，如川岛芳子、土肥原贤二等都与她打过照面。

她不问来历，也不挑对手，只记人说话内容、交往轨迹，很多时候，舞会散场后才是正戏。

老百姓骂她，说她投靠日本人，说她贪图荣华富贵。

有人往她家泼墨，有人写信谩骂。她不解释，只继续按照“风月上海”的部署来走。

军统与她保持单线联系，规定死了：她不能主动联系戴笠，所有联络由重庆安排专人操作，每次交情报，只能是指定人、指定点、指定话术，差一点都作废。

她知道自己活得悬，一旦暴露，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可她还是走下去了。

每次离开日军官邸，手心都出汗，背后没人送她，她只能自己打车回家，脸上还得笑。

她把自己变成了武器，用身体、用记忆、用语言，舞厅里的灯光照在她脸上，没人知道她已经是一名军统情报员。

床头偷情报——情搜的最高境界

1940年春，华南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邀请梅兰芳率团南下公演，李丽也在名单之列。

那次演出地点在广州，主办方是日军。

她不动声色，提前几天独自南下，在梅兰芳还没到时，就已经进入松井将军官邸安排住所。

那天演出结束，松井设宴，酒过三巡，他当场表示钦佩京剧技艺，要给每位演员发赏。

轮到李丽时，他伸手拉她，说你今晚留下来，我有话说，李丽脸上堆笑，心中已绷紧。

那一夜，松井喝了太多。

李丽在他睡熟后开始在房内查看。书桌抽屉未锁，她看到一份标有“机密”的军用地图和手写文件。

她快速扫视，记住了几个关键词与地名，随后悄悄取下随身手帕，用化妆笔写下内容。

第二天，趁清晨天未亮，她交给了一位“看似是车夫”的接头人。

十天后，军统电报抵达重庆，确认情报准确。

随后的海战中，中国海军配合盟军，击沉了十多艘日军运输船，伤亡过千。

戴笠听到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这是床头偷情报的最高境界。”

李丽从未向外透露任务细节，但她在回忆录中写下了那次惊险，“感觉像是在悬崖上翻绳子，连呼吸都怕惊动空气。”

这不是她唯一一次成功。

她曾在川岛芳子的府上，看到带有“特别军需物资分布图”的卷宗，用配饰暗号将信息带回。

还有一次，在冈村宁次召开的招待晚宴后，她在女仆通道旁听到“沪郊地下碉堡工程”动工时间，与施工方名称，第二天一早便将情报传出。

她没有手枪，没有军衔，靠的是记忆和反应速度。

在这些任务中，每一次进出日军驻地都像走刀锋，一次，她因为带错了一张名片，差点暴露身份，靠着临场转圜和“撒娇”，才从松井随从那里脱身。

有一年冬天，她因任务未及时接头，被困在公共租界一夜，坐在空仓库里，身上披着舞台披风，脚冻得没知觉，咬牙没动。

第二天她才知道，那晚对方被捕，她的幸运只因提前五分钟，改变了路线。

她承认自己怕死，但更怕任务失败，她知道自己在外人眼里，依然是“日本人的宠物”，没人知道她在做什么，甚至连养母都认为她“堕落”。

英雄迟暮——正名与归宿

1945年冬，李丽接到通知，中美合作所在上海举办圣诞晚会，邀请她参加，戴笠也要来。

这是两人自任务开始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见面。

李丽犹豫了，最终决定不去，她说：“如果那晚真去了，后来一切也许都变了。”

那之后，两人再没联络。

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坠毁。

李丽在香港接到消息，用了整整三天才相信这是真的，她在房间里关了五天没出门，最后只写下一句：‘欲哭无泪’。

有传言说，戴笠那次准备飞往香港见她。这段记录见于她的回忆录，没有旁证。

李丽的身份迟迟未能公开，抗战胜利后，南京接收大员看到她名单，第一反应是“抓她”。

一度被关押，接受长达半个月的审讯。

她一言不发，直到军统旧部介入，才交出身份代号与任务密码。

1945年底，南京军统局召开特别通报会，正式公开李丽的军统间谍身份，授予她“忠贞勋章”，晋升为少将情报顾问。

当天，她穿着一身白色旗袍站上台，背景是一张黑白的照片，记录了她与松井一起看戏的画面。

人群中，有人鼓掌，也有人低头不语。

她搬到香港，后又定居台湾。

据说，她与戴笠曾有私情，甚至育有一子。这一说法见于《误我风月三十年》一书，无权威文件可考。

李丽晚年生活安静，很少接受采访，有人在她家中见到一张泛黄的照片，背后写着“重庆，三月”。

她曾试图为自己正名，却始终被标签裹挟，她知道外人看她的目光，从未真正改变。

为了回应外界质疑，李丽写下十五万字的回忆录。

书名定为《误我风月三十年》，由台湾出版商在她去世后整理出版。

书中涉及大量任务细节，也记录了与军统、日军、舞厅三重身份之间的割裂。

2002年，她在台北去世，享年九十余岁。

没有国家级追悼，没有公开报道，只有几位旧友前来送行，火化时，她身边只放了一件，白色披风和一本回忆录手稿。

“她这一生，不曾被看懂。”这是一本台湾文学期刊对她的评价。

参考资料：
1. 《误我风月三十年》，李丽回忆录（台湾远东出版社，2003年出版）
2. 《戴笠评传》，赵志华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3. 《军统内幕纪实》，李树桐整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