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冻死上万人，谁该对此负主要责任？

“1972年初春，鸭绿江畔，一位老排长拍拍身边的新兵肩膀：‘娃娃，你知道当年长津湖有多冷吗？’” 新兵愣住，只听老人喃喃，“零下四十度，人一口气都能结冰”，那一瞬，氤氲的水汽像是又把人拖回1950年的冬夜。

距离第一批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不过一个多月，第二批——番号第九兵团——在胶东半岛集结。时间紧、任务重，参战消息只锁在营以上军官的保密柜里。火车轰鸣，十五万官兵南装北上，车窗外的寒流比刀还割肉，却没人预料到真正的恶战是在极寒里抢出来的。

最初的计划，九兵团本应在辽宁接收成套冬装。可彭德怀临时改变入朝通道，为的是让美第十军摸不清来路。桥梁装卸、仓储分配全得推倒重来，大部辎重被迫弃在山东港口。有人算过账：一节车皮棉衣能换三门山炮，可制空权在美军手里，零散火车队就是活靶子。换成你指挥，你敢把官兵押在车上等棉衣吗？

南方兵怕冷这是老问题。九兵团前身华东野战军，他们在江西、福建、浙南打惯了伏击战，初到东北便感冒成片。首批进入肃川地区的20军，第58师行军四昼夜，一口热汤没沾。指导员回忆：“槐树叶子脆得像玻璃，只要碰一下就碎。” 这样的自然条件，把任何后勤疏忽都放大成灾难。

与其说是后勤失误，不如说是战略取舍。1950年11月，联合国军已越过“三八线”，通往清津港的公路打通在即。一旦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攻势”实现，志愿军工事将被后方火力撕裂。毛泽东与彭德怀反复通电话，最终下令：“宁可冻死，也要截住陆战一师。” 这句狠话并非残酷，而是基于当时“打得一拳开”的判断——不把美军王牌咬破，朝鲜战局就会整体崩盘。

恶劣天气随后将所有账目抹去细节。官方气象记录显示，战役期间咸镜北道夜间最低温度达零下43℃，恰逢寒潮叠加季风。按照美军卫生报告，陆战一师冻伤7328人，其中全身冻僵死亡约二百。对装备精良者尚且如此，第九兵团两只手套兑换一条冲锋枪也并不夸张。很多连队只发到单层棉衣，袖口还得削成条给枪机盖保温。

战后数据汇总：九兵团战斗减员19200余，非战斗减员近三万。数字一出，质疑声直指司令员宋时轮。可查阅中央军委批示就会发现，宋时轮在战前发往总部的后勤电报共有七份，要求补充冬装、罐头、药品，字里行间急迫到可以当作求救信。运力被封锁，他却没有权力改变战略节奏。

更大的阻力来自空中。美海空军每天投入二百多架次，对华东起运线和鸭绿江铁路桥实行“十字封锁”。运输车一旦白天出动，只需两枚凝固汽油弹便化为火球。志愿军改用夜行，但零下三十多度里卸货，棉衣还没穿热就被喷灯点上冰碴。很多列车干脆在沈阳一带改卸，物资再靠步兵背负。能走出山口的，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有人拿粟裕做对比，认为若换帅可减少伤亡。理论上，大穿插战术并非不可调整，可战场态势不容重来。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步步为营，沿途修机降点、构筑炮阵地，等于用飞机与火炮给自己安上了“活动城墙”。九兵团若再迟一周发起突击，美军集群火力将更密集，势必引来另一种规模的流血。究竟是“冻”还是“炸”，命题残酷却必须二选一。

眼下再去追问“主要责任人”更像一场道义裁判。将矛头指向宋时轮简洁有力，却忽略了当时的通讯、气象、后勤系统整体处于极限运转。那是一场“仓促之中的豪赌”，筹码包含天气、火力、情报乃至志愿军指战员的生命。

必须交代的细节是：毛泽东在战役结束后给宋时轮亲笔信，“伤亡虽巨，歼敌主力，扭转全局，不辱使命。” 这封信公开后，关于“谁负主要责任”的讨论就低了下来。对一支刚刚从解放战争走出的军队来说，没有哪一位将领能独立扛下如此复杂的后果。

当然，非战斗伤亡高企还有教训。同年12月，总后勤部在丹东召开紧急会议，首次提出“全季适应制式”，并从苏联采购三万套防寒服。对志愿军后续几次战役，包括金城守备作战，这批装备起到关键作用。换言之，九兵团用生命为后勤体制补了最痛的一课。

七十二年过去，冰雕连依旧是人们谈起长津湖最先浮现的画面。若要给那三万冻伤与冻亡战士写名册，责任名单会长到无法落笔。或许正因如此，才有人在松骨峰下默默立下一块小木牌，上面写了五个字：“此地无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