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史篇 | 民国时期成都茶馆里的「黑话」

到“安澜”吃茶的顾客大多是本街上担二分公事的有脸面的人物，因此它经常成为街坊上的议事场所。街坊邻里间有什么纠纷，总爱说：“走！到‘安澜’讲理去！”遂由双方当事人出面，约请一位街坊上的头面人物担任仲裁，等茶博士把茶叶一发起，双方当事人就分别陈述事情经过，然后由仲裁人评判是非曲直。如果哪家理亏，茶钱就由哪家开了。

正所谓：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

——刘振尧

这是一个老成都人关于西御街安澜茶馆的回忆，记叙了这个茶馆作为社区中心的角色。人们将茶馆作为解决争端和纠纷之地，称“吃讲茶”或“茶馆讲理”，不需要政府或官员的介入，反映了强烈的社会自治的观念和广泛的实践。这个传统产生于中华帝国时期，那时国家权力很少深入到地方社区和邻里。“吃讲茶”成为一个普遍的工具，给地方精英一个极好的机会在地方社区建立他们的影响和主导权。袍哥是茶馆的常客，他们甚至把茶馆作为公口，“吃讲茶”的活动经常有他们的参与。

在成都，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成了袍哥的码头或公口。从一定意义上讲，袍哥促进了茶馆的繁荣，因为他们不仅自己开办了不少茶馆，而且还为很多茶馆提供保护，再加上他们以茶馆为据点，在那里联络、聚集和开会，给茶馆带来可观的客源。虽然人们知道袍哥是一个非法组织，但大多数茶客并不在意。那些需要袍哥保护的普通人，通过堂倌或其他茶客，在茶馆里很容易便能与袍哥建立联系。因此茶馆也使袍哥的社会影响得到扩展，茶馆成为袍哥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学者习惯于称袍哥为“秘密会社”，但实际上这个组织在相当长时期，特别是在民国后期，在四川几乎都是公开活动的。

袍哥在茶馆里的活动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和行为，“摆茶碗阵”便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联络方法。这种秘密语言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把本组织成员与他人区别开来的工具，与此同时也促进了袍哥成员的身份认同。

当一个袍哥进入另一公口势力范围时，必须拜码头，那么“摆茶碗阵”便是拜码头的必要仪式。这个仪式中的“阵”显然是来自古代战场上军队的阵势，借用这个字显示了当袍哥在茶桌上用茶碗进行对话时，犹如战场上的厮杀，是生死的力量角逐。袍哥把秘密社会的活动带到这样的公共空间，使茶馆的社会角色更为复杂。但对一般民众来说，茶馆是一个令人充满好奇的地方，他们的活动也为人们增加不少话题，添了几分兴奋，使日常生活多了一些色彩。

袍哥为何喜欢以茶馆为基地

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社会动乱给了这个秘密社会组织扩大势力和影响以极好的机会。虽然袍哥在清代即被禁止，但他们在茶馆、烟馆、饭馆以及戏园等公共场所都很活跃。晚清制定的《清查窝赌、烧香结盟、传习邪教规则》称：警察如果发现任何三五成群、着怪服、表情凶恶、有暴力倾向者，必须截住盘查。这种描述告诉我们当局是如何辨别袍哥成员的。辛亥革命中袍哥与四川保路同志会及保路同志军合作，得以公开活动，但革命后又成为非法组织。不过，尽管政府进行控制和打击，但他们的势力仍继续扩大。在成都地区特别是成都附近的小场镇，袍哥控制了地方社会，经常以茶铺、酒馆、旅店作为其活动的公口，这些地方亦成为地方社区非官方的权力中心。这些组织也从事非法交易，诸如鸦片走私、赌博等。

作为一个秘密社会组织，人们可能会以为袍哥情愿选择比较隐秘的地方进行活动，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大多数袍哥把码头设在熙熙攘攘的茶馆里，甚至不少茶馆就是袍哥开办，他们把茶馆作为一个理想的活动场所。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码头无疑。袍哥在茶馆或其他地方建立公口，各公口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其视某地段为自己的“码头”，并承担维持那一地区公共安定、化解冲突以及保护经济利益等职责。

为什么袍哥喜欢以茶馆为基地呢？第一，政府从来就没有能力对茶馆进行全面控制，即使制定了不少禁止袍哥的规则，也未能认真执行。第二，茶馆是袍哥聚会和社会交往最方便的地方。第三，只要袍哥不给当局惹麻烦，政府和警察实际上对袍哥活动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第四，虽然茶馆是公共场所，但热闹的气氛、三教九流的混杂可能更有利于秘密活动，在一个拥挤的茶馆里，袍哥的接头反而不大引人注意，他们更觉得安全。第五，在公共空间进行与同党的联系，策划各种秘密行动，如果事情暴露，也不容易使家人受到牵连。

袍哥组织是非法的，而且也经常从事非法活动。例如，袍哥在安乐寺茶社走私黄金、白银、美元、香烟等，在正娱花园及白玫瑰、紫罗兰等茶馆进行金条交易，枪支、弹药、鸦片走私则在品香、槐荫、宜园、魏家祠、葛园等茶馆进行。地方当局意识到茶馆作为其活动中心的重要性，不时采取措施，试图割断茶馆与袍哥的联系。民国初年，警察要求各茶馆签署具结，保证不与哥老会及土匪来往。据档案记录，共有二百多家茶馆签署，以下是倣随园的具结书：“具切结，民何倣随，今于台前为切结事,缘民在会场开设倣随园，并无容留哥匪秘密集合栽培弟兄申登上复情事，如违甘究，中间不虚，切结是实。中华民国三年三月×日虔民倣随园。”

袍哥成为茶馆最经常的保护伞

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袍哥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动作和语言，当任何一个袍哥成员进入茶馆时，堂倌从其动作、端茶的姿势很快便能辨认其身份。在江湖上的袍哥都持有“红飞黑片”，即他们的身份证明。袍哥在茶馆中的联系又称之为“亮底”。如果是紧急重要的信件，上面打洞，还贴有一片鸡毛。

老茶客李英说，成都郊区的茶馆几乎都是袍哥的码头，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茶馆与袍哥关系密切的社会现实。袍哥利用茶馆开展各种活动，袍哥的“龙头大爷”在茶馆召开会议、举行仪式、欢迎访客、惩罚违规的成员等，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等都有庆祝活动。此外，有的公口每三五天召集成员在茶馆议事，由于提供免费茶水，因此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为“茶哨”。据一个老茶客的描述，第一泉是袍哥一个支部的公口，每天从早到晚总是顾客盈门，烟雾缭绕。每当一个重要人物进入，大家都向他点头哈腰打招呼，一边向堂倌大叫为他付茶钱，有时还为此争执起来。不过，堂倌知道应该收谁的钱，不会得罪任何人，一切都会很快回复原样，咳嗽、聊天、叫茶的声音，与瓜子、花生、香烟等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作为小生意者，茶馆经理人经常成为地痞流氓和其他地方恶势力欺辱的对象，他们或不付茶钱，或“借”桌椅不还，或损坏器具，扰乱生意，甚至导致茶馆关门。因此，茶馆力图寻求保护，不论是官员、警察、军人还是袍哥，都可以是他们依附的对象。在民国时期，袍哥成为茶馆最经常的保护伞。除那些由袍哥开办的茶馆，大多数茶馆主人加入袍哥以求得安宁。作为回报，他们不断宴请保护人并送礼、提供免费茶水等。例如华华茶厅为袍哥和特务专拨一笔费用，以免受他们以及地痞和小偷的骚扰。不过，有的茶馆不会有这样的麻烦，因为它们有权势人物作为后台，如那些在春煕路的大茶馆多是由军官、政客、特务所开办的。

1940年代，袍哥的影响达到最高峰，其势力扩展到政府、警察甚至军队里，以至于地方当局有时也得让他们三分，与其建立互助的关系。一个调查显示，在所知地址的119个袍哥公口中，有36个明确是在茶馆里，其他只是注明在某某街，可能它们大多也以茶馆为总部。同期另一个资料显示，1949年成都有176个袍哥总社和支社，其中许多公口没有明确的地址，但所知有地址者，72个在茶馆。在各大街小巷的茶馆里，到处可见他们的公口，一般认为90%的袍哥以茶馆为码头。有时，一个茶馆可以作为几个袍哥支社的公口。例如，新南门外的一家茶馆是群益总社第四和第五支社的公口。四支社有一百多个军人，以杨森部下的一个团长为头目，而五支社则有上百个特务。

袍哥在茶馆中沟通的主要形式

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袍哥形成一套独特的规则和行为方式，这对其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创造他们自己的黑话，以及一整套秘密联络的方式，便是其组织扩张的重要手段。在19世纪，W.斯坦通（William Stanton）调查并记录了秘密会社成员间拜见和盘问的具体方式：“有时盘问使用律诗，但经常并不把诗吟全，仅一两个字，便会其意。”斯坦通还描绘了各式各样的盘查方法，例如“放置、递交茶杯、烟杆、鸦片烟枪等，互相观察其动作”。“摆茶碗阵”便是袍哥在茶馆中沟通的一个主要形式。

如果一个袍哥成员同当地袍哥首领在一家茶馆会面，他进入茶馆后，找一张空桌坐下。茶端上来后，他并不着急喝，而是把茶盖斜放在茶托上，不吭一声地坐着，表示等着什么人。从其姿势，堂倌便知道他可能是袍哥成员，便装着不经意地问道：“从远方来？”于是造访者报出姓名、公口，而“熟悉袍哥这种程序”的茶馆老板则报告给管事，管事出来“向那位避难者盘问各种问题，回答必须恰当，用词准确。如果他证明他冒犯了政府法令（即哥老会同道），管事便将收留他，或给他提供盘缠、衣物等，使他能够到达另一目的地”。晚清反满运动兴起，也为袍哥扩展实力提供了新的机会。在此过程中，各公口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对于袍哥来说，特殊联系方式对他们的活动特别是反清活动，变得十分重要。

有关“茶碗阵”的许多诗都表达了反清复明的意识，从清初其组织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这个长期的历史阶段，这种意识和目标始终存在于这个组织之中。即使是辛亥革命之后，虽然清廷已经覆没，但那些“摆茶碗阵”的反清诗句，仍然被沿袭下来。加入袍哥的帮会成员，必须从他们的经典文献《海底》中，熟悉这一整套程序。“茶碗阵”千变万化，许多是用于联络和判断来者身份及资历的。主人可以把茶碗摆成各种阵式，而来访者则必须有能力进行回应，并以暗语或吟诗作答。如果主人想测试来人的身份，他先来个“木杨阵”：茶杯两只，一在盘内，一在盘外。饮者必须将盘外之茶移入盘内，再捧杯相请，并吟诗曰：“木杨城里是乾坤，结义全凭一点洪。今日义兄来考问，莫把洪英当外人。”他也可能摆一个“双龙阵”，即两杯相对，来者则诵道：“双龙戏水喜洋洋，好比韩信访张良。今日兄弟来相会，暂把此茶作商量。”如果一个袍哥到异地寻求援助，他会摆一个“单鞭阵”，即一茶杯对一茶壶，能助一臂之力者，主人则饮其茶，反之则把茶倒掉，再倾茶饮之。其诗云：“单刀独马走天涯，受尽尘埃到此来。变化金龙逢太吉，保主登基坐禅台。”

摆茶碗阵与反清复明

“摆茶碗阵”、吟诵相对应的诗，表达了袍哥的思想、价值观、信仰和道德准则。他们的许多思想来自流行小说、地方戏、传奇故事等。例如“双龙阵”所提到的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韩信和张良的故事，便家喻户晓。还有不少诗涉及龙，袍哥用龙来表达其力量和政治抱负，这也反映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袍哥认为他们是汉的遗族，自然便同龙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龙代表一种征服的力量和精神，能彰扬正义，铲除邪恶，这与袍哥的信仰相符，或许有助于使他们反清大业的正统化。袍哥中地位最高的决策者，也称为“龙头”或“龙头大爷”。

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以及与国家力量长期腥风血雨的搏斗，使袍哥形成了崇拜暴力的倾向，迷信通过暴力可以解决问题。因此他们的语言和诗中有许多与暴力有关。例如“宝剑阵”称：“七星宝剑摆当中，铁面无情逞英雄。传斩英雄千千万，不妨洪家半毫分。”他们还相信超自然力，因此大众宗教在他们的沟通仪式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信仰往往无一定之规，经常是佛道杂陈，如“生克阵”宣称：“金木水火土五行，法力如来五行真。位台能知天文事，可算湖海一高明。”五行概念来自道家，而如来却是佛主。从根本上来讲，袍哥力图吸收各种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包括各种宗教。他们也经常借用历史来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六国阵”便是依据战国时代苏秦游说六国联合抗秦的历史：“说合六国是苏秦，六国封相天下闻。位台江湖都游到，你我洪家会诗文。”袍哥把苏秦视为英雄，因为他合纵各国的能力，是他们所求之不得的。

这些诗更多的是表达“反清复明”的思想。在所谓的“忠心义气茶”中，有三个茶杯，一满一半一干，来访者应将那半杯饮之，并曰：“我亦不就干，我亦不就满。我本心中汉，持起饮杯盏。”虽然这里的“满”表面上是说茶水，却暗指“满清”。在“五魁茶”的诗中，阐明了类似的思想：“反斗穷原盖旧时，清人强占我京畿。复回天下尊师顺，明月中兴起义人。”每句诗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便是袍哥长期的“反清复明”的宗旨。还有“转清明茶”，茶摆好后，若要饮，则需说“复明灭清”，诗曰：“江山开基本是洪，五湖四海共一宗。杀绝满洲西鞑子，洪家兄弟保真龙。”在“一龙阵”的诗中，表达了同样的宗旨：“一朵莲花在盆中，端记莲花洗牙唇。一口吞下大清国，吐出青烟万丈虹。”

同时，袍哥也在酒店、饭馆中举行类似的仪式，也伴随吟诗的过程，酒杯和饭碗取代了茶碗。如果一个袍哥在酒席上，见一只筷子放在碗面上，他可用三个手指拿起筷子，然后吟道：“单手使金枪，手执是双锏。打破你城池，救出我真主。”如果见五碗菜摆成梅花形，中间一碗被盖住，他便诗曰：“四方疆土尽归明，唯有中央未灭清。未必忠良分疆土，兄弟齐心尽反清。”如果一个袍哥请来者抽烟，他把烟筒扔给客人，客人用双手接住后诵诗：“双手抱住一条龙，如今到来扶明公。莫说此枪无用处，反清复明第一功。”虽然推翻清王朝是其自清初建立以来一贯的宗旨，但直到辛亥革命袍哥才有机会施展抱负，他们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除了“摆茶碗阵”和吟诗外，袍哥也用手势，即使“对面不相识、不相交一言之人，赖一举手之微，即知其为自己弟兄，而发生‘生死与共’之义气”。据称手势是“百千万变”，不像隐语可以写出，而“必须亲为传授，亲为指点”。例如关于“五行”是如此表示的：两脚并拢，双手在头顶相交，代表“金”字；站立，双手在腹部交叉，代表“木”字；蹲下，双手放在膝盖上，代表“土”字；马步，双手举至耳，手心向上，代表“火”字；马步，双手叉在腰部，代表“水”字。如果说隐语受标准语言和行业语言影响的话，那么肢体语言则是由秘密社会自行发明的，充分反映了其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沟通联络、生存以及开展各种活动的能力。

作者简介：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历史学者。1978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隗瀛涛先生。1985年硕士毕业后留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1989年完成第一部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1991年赴美，师从罗威廉教授，199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