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中印边界,藏南地区,我军百余名官兵手持轻武器一线排开,怒目而视,眼中满是对侵略者的愤恨。站在他们对面,是打算挑起战争、蚕食我国领土的印军。
高原河谷的暴雨如同黄豆般砸在我军官兵的头盔上,可是他们一动不动。在这无言的逼视,敌人最终沉默退下。
这场少有人知的桑多洛河谷事件,差点酿成了第二次中印边界战。
藏南边境之争
清朝时期,清廷应西藏求助,派兵击退尼泊尔,并且长期驻军。以此为标志,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
20世纪50年代,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与此同时,印度趁新中国无暇顾及西藏之机,派兵越过西山江、达旺河,占领了达旺等地。
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军加快侵蚀脚步,侵占了藏南一带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
山脉绵延的藏南地区森林茂密,植被丰富,蕴藏着大量的矿藏、石油资源,是经济建设的强大资源。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地缘战略上,藏南都对中国的安全与稳定都相当重要。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终于可以腾出手,与印度解决西藏历史遗留的问题。随着解放军进入中印边境地区,两国的矛盾与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尖锐了起来。
1962年爆发的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印度战败,颜面尽失,举国上下自尊心被深深地刺痛。
尤其是印度鹰派,满怀仇恨和愤怒,一直想“一雪前耻”。
经过20年的韬光养晦,印度开始自我膨胀,觉得向中国复仇的时机来了。
英迪拉·甘地内阁吸受了1962年的教训,决定将保卫位于西藏南部的达旺地区作为印军的一项基本任务。
达旺是六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具有重要的地理和文化意义。
从1983年开始,印军每年都会派人潜入达旺侦察。
1984年,新总理拉吉夫·甘地上台。他拒绝了中方一系列的和平建议,重新启动印度之前激进的“侵略前进”政策。
之后,印军鹰派首领塔拉吉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
在塔拉吉的指挥下,印度举行了代号为“棋盘行动”的大规模军演,还将5万军队调往了藏南地区,3个陆军师则调往了位于中印边境的旺敦附近。
塔拉吉自认为今时不同往日,印军的实力早已远远超过1962年。如今的印军装备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直升机,可提供给养、支持地面攻击。
按照他的设想,如果开战,印军可以轻松利用新式装备“围歼”中国军队,说不定还能进入西藏纵深作战,将战线推进至雅鲁藏布江一线。
印度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我国也做了应战准备。
此时,中印边境的局势已经像个炸药桶一般,一触即发。
许多西方外交官纷纷预言,人们即将目睹“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
但是中国和印度谁都不想做那个先点燃引线的人,因为谁也不知道贸然开火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边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冲突,而是处在一种僵持的状态。
可是,1987年5月,炸药桶突然被点燃了。
桑多洛河谷事件
1987年5月的一天,山南军分的一支机动巡逻队在藏南一带巡逻。
巡逻队由一位副团长带领。当他们一行人到达桑多洛河谷地段时,已经天黑,副团长下令就地宿营。
桑多洛河谷位于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属于西藏错那县勒布乡太宗山。这个地区在中印边界东段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巡逻队安营扎寨后,到了晚间9点多,负责夜间警卫的卫兵突然发现,河谷南端山口上出现了火光,还隐约能听到人说话的声音。
卫兵立刻报告了副团长。两个小时后,侦察参谋回来报告,印军占领了河谷的一处制高点,并在那里构筑了战斗工事。
大家的神经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因为这处制高点之间一直默认是我方所有,现在印军出兵占领,难道是想挑衅我军?
第二天早上,巡逻队全体战斗员进入战斗状态。
8点多左右,副团长带着几个侦察兵、一名报话员和一名翻译,去和印军交涉。
印军态度蛮横。他们发现来的中国军队人数不多后,甚至直接掏出武器,试图用武力威胁。
由于人数悬殊,副团长下令撤回。
但在我军人员回撤过程中,惨剧发生了——印军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副参谋长。后来,印军将这次开火解释为“意外走火”。
我军副团长当即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战斗中,我方伤亡十余人。
下午,印军出动了加强连展开了攻击。副团长迅速向山南军分区作了报告,表示将坚守到最后一个人。
山南军分区在接到报告后,立刻抽调、组织机动兵力增援巡逻队。西藏军区首长也立刻命令山地步兵53旅紧急出动,增援桑多洛河谷方向。
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三天下午,由于我军的顽强抗击,印军在伤亡了数十人后,停止了进攻。
由于我军的增援力量不断增强,印军也开始不断地调集兵力。
冲突发生两周时间,印军已经调集了一个军部、两个师的兵力,还有大量炮兵与坦克。
印军的反应,明显有扩大和升级战争的意图,我军也开始增援人马。
总参作战部向第13、21、54集团军下达了预先号令,要求部队做好入藏准备。此外,成都军区在西藏开设前进指挥所,组织勘察道路和地形工作。
当时我军的方案是这样的:部队在6月底完成集结准备,7月作为战役开始的初步时间,待第二批作战部队到达后就开始发起进攻。
战役有两个基本目标:第一,歼灭印军前线主力师;第二,收复藏南争议土地。
就这样,桑德洛河谷的小规模交火,已经升级为了两军直接开战。
和平解决背后的无奈
当时在印度国内,对是否应该和中国开战、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一方面,印度政府发现中国并不像鹰派所说的不堪一击;另一方面,印度对中开战不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
当时苏联正处于解体前夕,国内外都忧患重重,根本无暇顾及印度。
早在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访问新德里时,就婉转地向表达了态度--表示了中印如果发生冲突,苏联不会站在任何一边。
至于美国,当时和中国正处于蜜月期,更不会支持印度了。
就在西方媒体纷纷预测第二次中印战争会在何时爆发时,印度高层内部的理智派最后占了上风。
拉吉夫·甘地并不希望真的挑起一场同中国的全面战争。因为无论胜负,这场战争的结局对印度而言都是得不偿失的。
当年7月,拉吉夫·甘地在北一次群众集会上说,有关中印边界局势的报道是由某些西方大国蓄意传播的,目的是要在印中两国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
我国敏锐地捕捉到了印度态度,也开始谋求外交谈判的方式解决中印冲突。
两国都意识到了边境地带对峙的危险性,决定逐渐减少前沿兵力部署。
8月,我国中央军委解除了西藏作战任务部队的任务,向印方移交了战俘和战死人员的尸体。
而印度方面也就一开始在桑多洛河谷开枪误击我军战士作出道歉。
1987年险些爆发的中印第二次自卫反击战就这样结束了。
在这场充满硝烟味的边境冲突中,其实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都有很多期待开战的人。
包括我军许多参战的指战员,都曾经跃跃欲试。
因为我军当时实力来讲,战斗力和后勤补给已远超1962年的状态,很有可能将印军全部击退,一举收复藏南,彻底解决多年的争端。
正因如此,当和平解决争端、失去武力开战的机会后,这些人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在战与和之间,北京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这当然是经过深谋远虑的。
从国际局势上来讲,当时印度已有求和的举动,而且美苏两方都不支持中印开战。
从国内大局上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改革开放步入了转型时期,中央财政捉襟见肘,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出现。这是一段充满矛盾的发展岁月,即所谓“在阵痛中前行”。
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
这段时期,就是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军队忍耐时期”。
然而,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最重要的是,我国边境当时还存在另一个巨大的隐忧——越南。
1987年,中越之间的老山轮战仍在进行。一旦我军和印度开战,战争的规模、时间和发展都难以预料。
跟1962年比,我军进藏的运输保障能力有所增强,如七十年代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正式投入使用,八十年代青藏公路全线黑色路面铺筑工程基本竣工。但总体上来讲,川藏公路还处在半瘫痪状态,我军空运能力薄弱,后勤保障能力还是有限。
一旦对印开战,越南如果趁火打劫,大举进攻中越边界,我军将面临两线作战,很有可能腹背受敌,应接不暇。
所以,当印度释放求和信号后,我方也没有主动发起战役。一场冲突就这样以和平方式化解了。
印度为自己避免了战争而庆幸,我们为迎来和平欢呼的同时,也为失去了收复藏南的重要机会而惋惜不已。
参考资料:
一声长叹:1987年中国差点从印度手里收回藏南
1987年解放军收复藏南作战计划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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