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死亡

同通常的人物传记一样，在《魔灯》中，伯格曼是从出生的那天开始讲起，伯格曼1918年出生在斯德哥尔摩，出生时身体状况十分糟糕，家庭医生断定他会死于营养不良。他在书中写道：“我身体的分泌物散发出恶臭，湿漉漉的衣服把皮肤擦得生疼，柔和的灯光通宵亮着，通往隔壁的门半掩着，不时传来乳母粗重的呼吸、嗒嗒的脚步声和低低的呢喃声，阳光反射在水杯中，这一切一切都记忆犹新。”

他的父亲埃里克是一位路德派教徒, 先后担任教堂牧师和瑞典皇家医院的牧师，经常奔波忙碌于教区之间，为人主持婚礼、葬礼、告解、受洗等宗教仪式。他严肃而不苟言笑，对孩子们严厉而粗暴，因此家庭中持久弥漫着宗教仪式的庄重与压抑，年幼的伯格曼每日沉浸在宗教教义、祈祷仪式以及对上帝威严的敬畏之中。他在《魔灯》中提到，幼年犯错时，父亲会用狠狠抽打他，抽打后还要被迫去吻父亲的手，请求宽恕，以减轻负罪感。伯格曼的哥哥比较倔，总是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而伯格曼面对惩戒的方式是成为一个谎言专家，他说：“我创造了一个外表的我，他几乎与真实的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如何把创造出来的我和本我区分开，这种混淆对我的生活和创造力造成了严重后果，一直持续到我成年后。”

正是在这样的压抑中，伯格曼痴迷上了电影。每当他被父亲关进橱柜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他藏好的手电筒，把直射到墙上的光束想象成正在放电影，以此驱散黑暗与恐惧，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将电影视为一束“魔灯”。一年圣诞节，伯格曼的姑母给他们家送来一台电影放映机，但家人将它给了哥哥，他用一百个锡兵玩具跟哥哥交换到了那台放映机。之后他经常躲进衣柜里，给自己放电影，他在书中回忆说：“任何时候，我都能回忆起幻灯机烤热后金属发出的气味，衣柜中尘埃和樟脑丸的气味，以及手握曲柄时的那种感觉。我能看见墙上晃动的矩形画面……无声的人影转过他们暗淡的面孔朝向我，用无声的语言与我心中最神秘的感觉对话。六十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变，我依旧如此狂热。”

伯格曼从12岁起便开始尝试剧院里的各类工作，他对戏剧有深厚的感情。他曾将自己的艺术历程描述为：“戏剧是妻子，电影是艳遇。”伯格曼将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视作自己的精神导师。斯特林堡被誉为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伯格曼一生执导过多部他的戏剧，他在《魔灯》中说：“在我的生活中，我对伟大文学的体验来自斯特林堡……我所有作品的人物原型和要表达的事物，在斯特林堡的《梦剧》里都能找到……某一天创作出《梦剧》这样的作品，是我自己的梦想。”导演李安也曾谈及伯格曼作品与瑞典现代戏剧之间的联系，他说：“有时候我想，在北方的世界，在那种隔绝一切的寒冷中，人们会变得非常精神化，非常深刻。我觉得伯格曼继承了这种特质。”

1944年，伯格曼26岁，已经导演了多部戏剧，在赫尔辛堡剧院任院长。一天，他当时的老板把一个舞台剧本丢他桌上，建议他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如果剧本得到认可，他就可以自己当导演拍这部作品。伯格曼接受了这一挑战，但这是一次糟糕的拍摄经历，也是一部令伯格曼倍感失望的作品，但他从中学到很多，比如他意识到“各种即兴创作不适合我。如果我被迫仓促做决定，我也会变得恐惧不安。对于我，拍电影是一种幻想，但必须经过周密思考”。

伯格曼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以及对世界的思考融入电影创作中，使电影成为表达自我和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方式。他的许多作品均围绕着失衡的家庭、失败的艺术家和上帝的缺席等主题不断变奏，以简朴的风格、沉郁的理性精神，对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究。伯格曼的影片通常不直接表现现实，而是追求一种心理与现实潜在而又紧密的联系。伯格曼认为电影应该是“一面镜子，一面先照自己的镜子”。所以，他把电影创作视为一种阐述与思考哲理和人生的个人化艺术表达方式。

在所有的主题里，死亡可以说是伯格曼永恒的一个主题，他执着地在他很多作品中探究上帝与死亡、生命与死亡、性与死亡、暴力与死亡、战争与死亡、哲学与死亡等一系列哲学命题，这些表达深深震撼了20世纪人的灵魂。

1957年，伯格曼拍摄了《第七封印》。伯格曼说那是他对死亡最为恐惧的一段时期，1956年秋剧本创作时，伯格曼恰逢第三次婚姻危机，同年冬的急性胃出血事件让他在病床上直面死亡焦虑，同时，时值冷战高峰期，剧组在取景时，频繁的军事演习警报声让人压抑，仿佛死亡就在头顶。

《第七封印》讲的便是与死亡对话的故事。据伯格曼回忆，《第七封印》的创作源于舞台剧《版画》，这部舞台剧是以他幼年时期常去的一间教堂内的中世纪壁画为蓝本编排而出的，并于1955年3月在马尔默市立剧院公映。中世纪宗教壁画中的内容，包括瘟疫、流浪艺人、被鞭笞者的行列、对弈的死神、烧死巫师的火堆、十字军远征等元素也都被放入了《第七封印》之中。

电影发生在黑死病肆虐的中世纪，一名随十字军东征归来的骑士，正被当时的大瘟疫所深深困扰。我们知道，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瘟疫”成为与“死亡”意义最为相近的词语。这场大瘟疫，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都造成了剧烈的冲击。经历黑死病后，欧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瘟疫不仅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改变了欧洲文明的发展方向。

这样一场大瘟疫被很多重要的文学艺术作品所再现。薄伽丘以黑死病作为他的名著《十日谈》的背景，书中的主人公为躲避瘟疫从城市逃到一个小村庄，通过讲故事来打发时间，对抗瘟疫。再比如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在1562年的画作《死亡的胜利》中，则描绘了一队骷髅大军穿过原野的场景，画中一片荒夷，左上角的死亡丧钟已经敲响，活着的人不分贵贱，一律被骷髅杀死。而象征着死亡的骷髅则演奏起了手摇琴。这一画面契合着后世歌德《浮士德》中所说“死亡，是一个猛兽，恣意吞噬生命。而且所有生成之物，都平等地遭受毁灭”的主题。

在《第七封印》中，我们随处可见代表死亡的骷髅面具，伯格曼将来自中世纪历史、宗教、艺术中的重要时刻拼接到一起，由此构建出一个充满苦难和死亡的世界，活在其中的人必须找到方式面对死亡。主人公骑士更是直接走到了死神面前，与他对弈。死神问他：“你准备好了吗？”他回答说：“我的身体准备好了，但我的心灵没有。”

在伯格曼看来，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无法逃避，人们对死亡有着本能的恐惧，但只有接纳死亡的必然性，才能超越对终结的恐惧。他在《魔灯》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去做手术，不幸被注射了过多的麻药，突然间他感觉到他和现实脱节了，时间不见了。伯格曼说，他猛然醒悟到，这或许就是死亡，本来他以为通向死亡的过程会像坠入一个黑色深渊，有很多神秘未知的恐惧，但这次经验显示，从存在到不存在，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你都来不及感受恐惧。他写道：“本来我觉得不属于现世的一切，是如此神秘而可怖，其实它们根本不存在。现世就是一切，所有的真实都存在、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而我们也不断地穿梭于彼此的生命之间，相互影响。”

所以，谈论死，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谈论生。这也是为什么《第七封印》以死亡开始，但以婴儿的新生结束。这也指向了伯格曼作品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