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大城市有那么多的优势,生产、消费、服务业会向大城市集中,会导致经济集聚的现象,那么这种集聚的现象会不会导致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呢?这是一个在经济学里面必须回答的问题。集聚畅通国内的人口土地的配置,它不会导致不平衡,反而会导致更平衡。一种理论,叫做“空间一般均衡理论”。空间均衡实际上就是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能够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达到收入差距的缩小。换句话来讲,只要一个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就一定会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地区流动,一直流动到在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已经缩小到一定程度,福利差距也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流动的过程才会稳定下来。
那么相对于这样的一种参照系,我们想,如果一个国家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一定是扩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那么如果,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同时,把大量的土地配置到人口密度比较低的、发展制造业,然后又远离沿海地区,远离于大城市的一些地方,那么一定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而且在人均意义上,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于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对于产业结构优化也是一种障碍。因为你相当于让经济资源配置在不利于发展服务业的地方了。
专门用一个数量的模型去估计了这种损失的大小。具体的量化结论我们就不讲了。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如果要是中国可以畅通人口和土地的配置,会不会让我们的城市化率和大城市化率接近于全球较高水平呢?后来的确就估计了一下,估计的结果就是,当我们真的畅通人口和土地配置以后,中国城市化率和大城市化率就会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了。所以实际上就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更加有利于效率、平衡、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你可能会困惑:是不是制造业的结构在GDP当中的占比就会持续地下降?这种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跟不同城市的位置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看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经验,大约用9200国际美元为分界——其实大约就是1万美元这样的一个分界点——那么制造业的占比,它会有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第一个阶段的制造业的上升,就是因为工业化过程,因为大量的农村居民到城市里来从事制造业,农村人口不断下降。而且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农业占比不断下降,制造业占比不断上升。但是到了一个分界点之后,制造业的占比就会下降了。因为这个时候经济会往服务业发展这个方向走,服务业在GDP和就业当中的比重都会上升。所以制造业的占比是先上升再下降,而服务业的占比会逐渐地持续地上升,这是一个经济的规律。
这种规律跟城市的规模和到大城市的距离有没有关系呢?也是有关系的。一个城市越是在大城市附近,或者离大城市越近,它的服务业的占比就越高。然后随着离大城市远了,那么制造业的占比就会逐渐上升,它会更加有利于发展制造业。如果你想一下,像苏州、无锡、常州这几个城市,还有像宁波这样的制造业非常强的城市,你就能够理解,它离上海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有一定距离了,但是又不是很远。这样的地方,它就比较适合发展制造业。但如果离苏锡常或者宁波这样的城市再远一点,到了一些更加相对偏远的地方,那么它的这个产业结构就会偏向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所以它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跟空间的布局也是有关系的。
好了,讲完这一点,大家想,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优化大城市发展,采取了一些调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城市和服务业的发展。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最近这些年,我们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开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广州和深圳,尤其是广州,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广州已经取消了积分落户的名额限制。而且在积分落户的标准里面,也仅仅采取实际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这样的标准了。应该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未来大城市的就业和居住门槛有望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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